习仲勋与王希哲

2012-12-15 02:34| 发布者: 而东| 查看: 5743| 评论: 2|原作者: 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

摘要: 王希哲按：这是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中，有关习仲勋1979年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主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的几章，及平反后，与李一哲等人和广州民主墙运动（包括刘国凯）的互动。历历一年。十八大前，《明镜》何频先生就请希哲对习仲勋当年与李一哲的交往作一个回顾，既有史料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希哲考虑良久，就将这个自传的有关章节摘取以代吧。因习近平新任总书记的缘故，今天要回顾习仲勋写点什么，无论落笔浓淡轻 ...

习仲勋只得对梁冀（省公安厅副厅长。时王宁因病缺席）说：“你再去对海南说说，把郑庆和放了吧。”
随之，就谈会场问题。

习说：“你们怎么能说在友谊剧院开平反会就是降低规格呢？友谊剧院是广州最高级的剧院嘛！你们不是过去还说过，开个记者招待会就
行了吗？”
我答：“说开个记者会就行了，那是困为我们刚出来，还不知道李一哲案原来牵连了那么多人。友谊剧院虽然高级，但它的规模远远比不上中山纪念堂。怎么不是降低规格了呢？除非平反大会习老您亲自参加，否则，群众只能理解为降低规格了。”

习仲勋见我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不禁大怒。他抓起皮包，推凳而起，离席向门口走几步，说：

“王希哲，你这样的态度，我就不跟你们谈了，我走！好不好？”

我猛吃一惊，真没见过这样的“事变”。但瞟一眼，吴南生、陈仲旋等都端坐在那里，面色从容，如司空见惯，猛醒悟：这大概是高级干部开会，常会出现的戏剧场面。怕他什么？也便装作处变不惊，声色不动了。
静场几秒钟，习仲勋复又回头坐下。我想，该让步且让步，不要逼习过甚，有些事恐怕也真由不得他，便主动说：

“习老，既然省委坚持友谊剧院那就友谊剧院吧。但习老可否见一见受牵连的群众呢？他们很想见您！“
习有点动心，问：“有这个必要么？”
“很有必要，习老。”我说，“他们见见您，向您反映一下他们的意见，心情会舒畅一些，也能给基层的平反一个推动。”
“但是，恐怕很难安排时间。”他望了望陈仲旋。
“就见十几二十分钟也好。”我说。
“但是，我总要和他们一个个握握手吧？……好吧，那就明天下午吧。”他又与陈仲旋商量了一下后说。
我松了一口气。
接见结束。这时已是凌晨近四时了。

我们赶紧草拟了一份接见名单交陈仲旋，由省委办公厅负责通知。省委办公厅工作效率很高，一个上午便把一百多人都通知到了。须知那时既没有CALL机，也罕有电话
（当然，他们也都在等消息）。
这一百多人把招待所大会议厅坐得满满的。

我想先传达一下昨晚与习仲勋会谈的经过和达成的谅解，以便大家发言掌握分寸。但刚介绍到习仲勋批评李正天“八.五通令”，李立即满面怒容，红着脖子嚷了起来：“我的事不用你来讲！”。大家莫名其妙，我也只好刹住。心想，这李正天怎么这么扬不得短。其实，有什么呢？文革中，谁没有过这类的问题？我本人就担任过广州的红警司副司令啊。

服务员为每张桌子摆上了中华牌香烟。我已经知道，它代表了这次会议主角的级别。
习仲勋的黑色小轿车驶到了门口。我迎接他出来。握手。走进会议厅，大家起立鼓掌。
这一百多人，除少数干部，大多是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

习仲勋显然真心喜欢青年，他一见大家，眉开眼笑：

“哎哟，你们原来都这么年轻啊！你们吃苦啦！”他招呼大家，一个个地握手。

他简略介绍了几句省委决定为李一哲平反的经过，又作了官式的鼓励，便请大家发言。我坐在他的身边。
意外的事发生了。

首先站起来的是张家齐。他展开一张纸，以“李一哲集团分子”的名义宣读一个向省委的要求。李秀芳大姐坐在他旁边，面露得意。显然是以他们二人为主策划的。
全场立即紧张起来。

前面二条记不得了，当读到第三条（？）坚决要求平反大会仍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时，习仲勋跳了起来，全身转向了我大骂：“王希哲，你绑架我啊？你是绑架我到这里来要胁我啊？”
我脑袋“轰”地一声。会场气氛紧张得要爆炸。

我瞥见门口的便衣警卫也站起来，向前一步，警惕地盯着我。
但我已有了昨晚的经验了。我立即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我叫仍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的小张坐下，然后对习仲勋解释说：

“习老，昨夜我们讨论的东西，还来不及向他们传达。他们不知道；他们搞的这个东西，我也并不知道，请习老不要误会。”

李秀芳、张家齐见状，也抢着道：“是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搞的，王希哲不知道。”

习仲勋这才转过颜色，坐了下来。我立即指挥大家鼓掌，初步扭转了气氛。
习抽出一支香烟，我立即凑上为他点火 ---当众讨好地为领导点烟，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但为了挽救局面，我必须这样做。

我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平反，不是没有阻力的。大家都愿意到中山纪念堂开大会。但平反能不能彻底不在开会规模而在省委的决心。现在习书记亲自来接见大家，就是表示了省委的决心，我们应该欢迎。现在大家再提点意见和希望吧。“

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了。但把习仲勋请来，对基层来说已是拉了大旗，下面是可以讨价还价了，这样，我心略安。发言一个接着一个。苏江也发言了。有人来催习仲勋了，他只好起身告辞。
他最后留下了话：
“如果以后还有什么人顶住不给你们平反，你们就打电话给我，我马上坐车到那里去！”
大家欢呼鼓掌。

警卫把车门打开，他正要跨上，又扭转身对我说：“王希哲，就这样定了啊，可别又变了！”
他仍对我不放心。
我说：“行，习老，放心吧，不会变了。”但心里想，谁先变的呢？不正是省委自己吗？

第三天后，二月六日下午，平反大会正式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大会安排发言的是寇庆延（宣布平反决定）、吴南生、李正天、王希哲和胡喜凤。胡是梅县地委书记的女儿。她的发言显系龚小夏为她起草，对打成反革命颇多愤激不满之词。审发言稿时，吴南生找我说：“算了，改一改吧，这些不要了，她爸爸难道打的反革命还少吗？”。我说：“爸爸打得反革命不少，女儿就不可以抱怨几句了吗？”。但是，激愤之词多还是删去，发言四平八稳。

我发言道：
“有人把我国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伴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兴起和我国进入国际市场而高涨起来的人民民主精神，笼统称之为要‘西方民主’。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的错误在于忘掉了经济基础。他们不明白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活动的一切合法民主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活动的一切合法民主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无论这两种民主在形式上可以表现得如何相似，在本质上都是绝对不同的。我们所要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它应当高于西方民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也不是什么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豪杰所赐予的，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绝对必须的。”

《争鸣》记者邢泓远向我要发言稿，我说，不必了，这是协商稿，以后看我们的大字报吧。
她要求采访大会。这是没有先例的。我请示吴南生，吴说：“《争鸣》？我知道，都是我们的人。可以嘛！”
于是这次平反大会最活跃，最引人注目，也最产生神奇效果的，就是这位身穿“奇装异服”的不时上窜下跳揿动闪光灯的香港女记者了。
但是这个“我们的人”的《争鸣》，不久就成了共产党最憎恨的杂志了。

我的发言，仍多少坚守了一点我的独立性。我脱稿谈到，我不承认外界所传的李一哲是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派”。我认为我们是共产党的“持相同政见派”。
这个提法，各报都作了报道。也许他们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二层意思：一是，我们和共产党人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政见相同；但是，更重要的，我宣言了我们是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一个派，不过政见相同罢了！《民主与法制》中，我们主张合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现在，我的平反发言里，我在实践它。
官方的鹰犬们很快就将其嗅觉了出来，并加以批判讨伐了。
但是我没有回头。我坚持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大脑，独立的派别，为实现《民主与法制》的理想走下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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