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派与托派的分歧兼重新梳理中国共产党历史

就中国的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毛派和托派是两大主要派系。然而两者却相互隔阂，不能团结一致。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但这种隔阂在当下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革命已经面临了新形势，需要新时代的革命者端正认识，正视历史。

毛派与托派的分歧的雏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有了。当时共产国际的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尤其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斯大林错误地指挥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右派妥协，放弃了原则搞统一战线。结果酿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严重失败。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在对大革命失败的分析中，托洛茨基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也因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与斯大林之间矛盾激化。最终托洛茨基丧失一切权力，被驱逐出苏联，后被斯大林暗杀。

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责任问题方面，托洛茨基是正确的，责任在于斯大林。陈独秀后来被立为了投降主义的右派分子，但他本人是无辜的——他只不过是在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支部。至于斯大林为什么会犯这种统一战线的错误，还是与其官僚集团头目的身份有关，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共产国际犯了不止一次的严重错误，直至纵容了法西斯在德国上台为止。最终解散。这是后话。

然而在下一步中国革命走向何方的问题，斯大林却是正确的，而托洛茨基并没有认清中国的基本社会矛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就是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斯大林支持了这个方针。但托洛茨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坚持城市革命为中心的工人革命，而在工人力量较为弱小的情况下寻求参加议会，进行议会斗争——这明显是仿效欧洲工人运动的套路了。但这种套路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教条地照搬西欧工人运动，并未对中国革命产生积极影响，未能抓住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托洛茨基主张的是无产阶级党，但在当时的中国并不符合实际状况。纯粹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并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

这里还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它只将领导农民运动作为其实现革命目标的辅助手段。而在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路线后，它就逐步撤离了城市的工人运动，专心去搞农民运动。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微妙的变化——它成为主要代表农民利益的党，而放弃了对城市工人革命的责任。就斯大林主张的土地革命路线与托洛茨基主张的工人革命路线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且此时托洛茨基在苏联党内组成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官僚集团代表的特权倾向的斗争也已经走向激化。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就产生了严重分歧，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最终被开除出党，中国托派开始独立活动，后来加入的如王凡西，郑超璘等人是来自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接触了托洛茨基的反官僚民主思想，加入了托派。

但无论托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多么正统，其反官僚主义思想多么正确，但其路线是不能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当时的落后生产力水平下根本就没有产生足够规模的工人阶级，去依靠工人阶级引领中国的革命运动。不客气地说，当时中国的工业化尚处起步阶段，无力领导起工人革命。因此中国托派并没有造出什么工人运动出来，逐渐湮没无闻，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于托派城市革命的主张，反而对中国共产党执行土地革命路线造成了困扰，托派被斯大林授意下当做反革命分子加以清洗。斯大林以肃清托洛茨基分子为名搞大清洗，实际就是清洗真正革命立场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反革命，但却被其掌控的共产国际宣传为革命行为，中国共产党内相继响应肃托，由此结下了毛派与托派的历史积怨。

在中国共产党走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方面并未完全消除。其领导城市工人运动的本能要求促使其不断“盲动”，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王明。无不力图把中国革命引向城市革命，因为城市革命才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征。但随着其三次“左倾”盲动造成了对中国革命力量的严重损失，直至王明路线下，中国土地革命成果几近全部丧失，被迫长征，转战陕北。在长征之中，丧失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毛泽东的路线，即要土地革命为中心，之后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在解放战争中依靠农民支持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

由此，中国共产党由代表工人利益彻底转向代表农民利益，由此革命形式就发生了变化，由农民革命战争取代了城市工人运动。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军队政治组织自上而下地组织取代了工人罢工运动自下而上的组织。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应有鲜明的工人民主特征的，即这实际是工人阶级代表大会的革命非常形式。但在农民革命中这是不可能的，而成为由领袖核心掌握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组织。它的行动是依无所不能的革命领袖意志进行的，实际是以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以农民阶级为外围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当然工人阶级也是其外围。

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社会局面，只能依靠农民革命战争来解决，这不可避免地使领导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随之应变，先完成农民革命，再去搞社会主义。单纯的城市工人革命无力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生产力，过于落后。托派议会斗争的路线——继承欧洲工人运动的传统，则被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视为向国民党妥协——托派投降主义的一个有力依据。

这差不多形成了截然对立的状态，虽然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但水火不容。关键是对社会基本态势的把握和路线产生了巨大分歧。托派是理想主义，但陷入了空想之中，毛派则是现实主义，但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革命中形成的组织形式被证明是后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障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49年，建国。随着解放军的推进，托派则全面撤离大陆。留下的少数几个托派人员如郑超璘等人则很快被逮捕，投入监狱。而他们在文革结束后才被释放。由此可见一个道理，尽管托派毛派都是革命派，但在一定历史时期，与现实革命目标对立的，仍然被视为反革命。敌人的敌人才是朋友。托派在农民革命时期被领导革命的毛泽东等人视为敌人，而在反毛的邓这里则被释放——将其当做“左倾路线”的一部分。

接下来便是建设时期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被证明行不通，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迫使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核心改弦易辙，三反五反之后，就加速向社会主义方向过渡了。这个过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再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至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个不断革命的过程。这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是类似的。不过毛泽东澄清说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不同，他是一开始就搞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首先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过程并无区别，只不过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是受客观现实状况推动的，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这如古巴共产党一样，开始不叫共产党，也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但最终走向了这个方向，改名共产党，客观上还起到了麻痹敌人的作用。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也就为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之中的路线纷争埋下了伏笔。刘邓等人显然是不想搞社会主义的，他们只承认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之中，斯大林的那一套的弊端就开始显现了，工资制，军衔制等官僚等级的照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酿成了严重后果。官僚主义渐浓是一方面，关键是形成了一个特权的官僚集团——与斯大林官僚集团类似。该官僚集团是造成六十年代初三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的罪魁祸首。而自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以来，毛泽东也逐渐对斯大林持批判继承的态度。但他总体上是承认斯大林的功绩的，对于大清洗之类的事情持与斯大林相同的态度——大清洗首要清洗的就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实际是真诚的支持社会主义，反对官僚集团的布尔什维克，被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势力屠杀殆尽。在他眼里，斯大林帮助了中国革命，而托洛茨基破坏了中国革命。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托洛茨基派别反对官僚特权，实行工人民主的主张是与毛泽东主义派别反对走资派，实行人民民主的主张是相近的，可以说是一致的。但就历史积怨问题太严重。始终相互对立。

这里还要提一点，官僚集团的形成及其走资倾向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革的关键原因，三年饥荒的主要责任方就在于官僚集团和其组织——在官僚等级待遇之下，昔日的革命同志已经沦为特权官僚，不再是为了人民利益而去牺牲，而是为了自身特权而牺牲人民。浮夸风的造成，乃至基于此的一系列中央错误决策，根本与官僚等级组织有关——公职人员等级化，拉开差距，那么就不是同志了，而是争权夺利的官僚了。个人利益就摆在人民利益前面了——官僚组织的反动性在三年饥荒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厚敛以奉上，峻法以剥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顾人民死活，罪行昭彰，罄竹难书。

由此还引发了毛泽东为首的社会主义派别与刘少奇为首的新民主主义派别的对立斗争。当然刘少奇一方必然是要走资的，这涉及的是根本立场的问题——革命的目的在于利用农民实现自身官僚集团统治，还是始终要站劳动人民立场的问题。这种对立斗争，实际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后遗症——在农民革命时，社会主义并非是方向，而领导者都认为需要经过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

在农民革命中出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建国之后，大力吸收工人入党，似乎中国共产党有重新回归工人阶级政党的可能，但实际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因为组织形式已经确定下来了，即以核心的革命知识分子主导，工人阶级只是为吸附于周围。这种核心加外围的组织架构是专为农民革命实现强有力的中央控制而准备的。这根本不可能是工人的民主组织。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是工人阶级以民主集中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人代表大会，权力根本在于工人，而不在于核心。托洛茨基正是因为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掌握权力才成为左翼反对派的。而对于中央集中的掌控，托洛茨基乃至卢森堡等人都进行过严厉批判——早在一战之前就是如此。这也是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等第二国际左派与列宁之间的基本分歧之一。托洛茨基等人正确地指出，这种中央集权的组织方式将使党的官僚代替党——党中央代替党员，而中央核心代替党中央。是独裁路线——斯大林实行了这个路线，当了总书记，掌控了全局，清洗了布尔什维克。而毛泽东也实行了这个路线，清洗了所有与其对立的人。这里就谈不上什么工人民主了。也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在那个农民革命的旧组织架构里，毛泽东维护工人利益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鞍钢宪法的出现——鞍钢党委实际起到了工人代表大会的作用。但这只是局部，根本的决定权并不在工人阶级手里。而是在于中央官僚集团的手里。

毛泽东提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实际就是官僚反动集团。在“四清”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即开始着手整这些在三年困难时期把立场反动表现体现得淋漓尽致的“走资派”。首要的就是向刘邓开刀，他们是中央官僚系统的决策者。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把这些人清除掉。实际路线斗争尖锐，这只是最后的摊牌而已。具有历史必然性，只是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否则也免不了其妻子江青一样的下场。

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正确的，在夺权风暴中，工人阶级也夺取到了一部分基层政权。但文革终究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一开始就是具有上层控制的背景的，因此这总体来说并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是一次对官僚体系的改良——毛泽东从未提出他要反对官僚集团本身，而是巧妙地提了个“走资派”，模糊化了斗争矛头。因此冲击官僚体系也就只成了文革的一个客观后果。各派组织均宣称自己最革命，包括最反动的代表官僚集团利益的“联动”组织，这个组织是一系列文革惨案的罪魁祸首。此时居于香港的托派指斥毛泽东的文革是官僚改良运动——真理唯毛。是正确的。但当时大抵也只能如此。因为毛泽东掌控着官僚体系，没有他文革就发动不起来。不肯定毛泽东，那么文革本身就不会有——官僚集团若不被毛泽东掌控，他们就会立即来镇压文革里的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是造他们的反。如毛泽东一逝世，官僚集团即夺权，反攻倒算，大肆屠杀毛泽东的支持者。过河不应拆桥，由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再反毛泽东——就会被视为反革命。而当时都没过河，还在桥上，更不能拆桥，否定毛泽东，让群众造反组织立即完蛋。由此只能形成对毛泽东这一革命领袖的狂热崇拜。

托派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毛泽东是官僚集团的代表，跟斯大林一样的人物，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还是正视历史事实，盲目指责毛泽东只有反面的意义。因为在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不可能实行比文革更为激进的措施——让群众推翻自己。且即便出现工人民主的革命运动，就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所占的人口比重，也根本不可能建立工人民主的控制——充其量与斯大林一样，形成官僚专政局面。那么由此来说，毛泽东能发动文革，就已经表现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做了在他的位置上能做到的一切，不能要求再多了，再多就不是毛泽东本身的原因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局限也就在于其是官僚集团的控制人——他发动文革是通过官僚系统指挥的，由此反对官僚集团也就不可能彻底。他始终在摇摆，平衡人民群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他清楚自己消灭不了官僚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在他的著作里也只提到过一次。因为要确认这是个阶级，那么是要把他本人囊括在内的。可以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对官僚系统抱有幻想——指望他的接班人，同样是官僚，能够把反对走资派进行到底。他最终找到的是“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但其作为官僚利益代表，在毛泽东逝世不久，就发动了政变，逮捕了支持毛泽东路线的核心人物，即所谓四人帮，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者。这才是有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另一番清洗——针对共产主义者的。他的官僚立场反动性不够，最后被邓小平为首的官僚势力斗争取代，大清洗运动从1976年文革结束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中期。被镇压的比被平反的多得多——镇压了工农革命者，平反了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走资势力。

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际还是在他为首的党的领导下，批斗走资派。这个理论还是建立在其在农民革命运动中组建的那个中央指挥一切的官僚组织基础上的。是体现不了工人阶级根本利益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工人革命并非需要这么一个先锋党，并将其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无非是强调党的核心的决定作用。而一旦党的核心被篡夺，那么工人阶级也就无能来反抗。如邓小平成了党的核心，直至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工人阶级始终没有自己的组织来反抗——组织统统被核心控制了。

毛派应摈弃的便是那套走资派理论——现在谈不上走资派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而走资派在所谓改革开放中被印证必然是那个官僚反动集团。这里托洛茨基认识比毛泽东清楚得多——必须消灭官僚反动集团，才能获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巩固。这点差别，毛泽东未必不明白，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最高领导者——官僚总头目的位置上，不可能直接来反对官僚反动集团——将其区分为“好官僚”“坏官僚”，坏官僚就是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官僚。这就混淆了概念，引起了混乱。毛泽东的作用，是指导了文革，发动了文革，而其在官僚控制者的位置上又阻碍了文革的深入发展，甚至说保护了一大批官僚阶层——文革之必然失败的根据。

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书写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光辉一页——文化革命的提出是对十月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整个二十世纪，能算得上具备共产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一个是苏俄十月革命时期，一个是中国文革时期。毛泽东身上有斯大林的影子，但他却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处于官僚集团掌控者位置上的主张不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刘邓才与斯大林有更多的共同点。他做了很多托洛茨基未竟的事情，毕竟托洛茨基失败了，流亡了，而毛泽东却是掌握一切大权的。

这样要提到的主要就是毛泽东关于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这在大跃进时期就曾提到过，后来被张春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要求进行文化革命，革除工资制的弊病，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这就已经接近共产主义的实质了，只不过他没有做到的是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将其进行合理阐述——只能停留在过往的历史经验上。但这也已经足以让未来的社会主义者继承——实现经济平等成为要求。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失败是必然的，经济平等的要求到了1974年才发布，官僚集团一直是享受特权的，那么官僚集团就是消灭不了的，尽管他生活简朴，但依旧是享有生活特权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承认这套分工的，特权阶层存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批判到的地方。

按他的设计，是需要有个接班人来接班的——继续进行核心控制。但他自身的专断作风最终埋葬了他的接班人。文革朝运动失败的方向大步前进。不得不说，林彪的叛逃，源自毛泽东的不信任和专断。

毛泽东在文革中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但他却没有建立统一的国际工人组织的思想——依旧把思想停滞在“各国按各自国情走各自的道路”主张之中。没有统一的工人国际组织，是难以有国际联合的工人革命的。这体现的依旧是农民革命思想，也表现了对历史上出现的共产国际之于中国革命干涉的提防。必然是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就不能成功引领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当时各国生产力水平来说，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比例占优势的工人阶级，那么统一的工人国际组织也是空想。只有发达国家有条件，但一则发达国家有成熟的社会党和苏式共产党，工人待遇较好，并无毛泽东派别的立足根基。林彪等人还提出了“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以第三世界包围第一世界的思想，与中国农村革命路线一脉相承。这就把革命基础放在农民方面了，而不是工人方面。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是主流，而不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压倒社会主义的。在其支持纳赛尔等人的实际行动中，他是以民族独立为优先的，并未批判纳赛尔在搞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根本上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的，纳赛尔，尼赫鲁，卡扎菲等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方面跟刘邓一样。由此也能看到毛泽东的思想，局限在那个民族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那个民族解放年代，看上去社会主义似乎一片光明，但仔细分析下，却毫无出路。毛泽东在那个民族时代形成了应对当时国际局势而必须做出的民族捍卫者的策略等等，不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继承下来，这是其思想的过时部分。

工人运动不能再依靠核心集权的列宁式先锋党了，且民族主义也不是毛泽东的特色——刚刚独立了的国家有强烈的要求平等呵尊严的需要。毛泽东被公认为当时的世界革命领袖，其本身并非民族主义者。特殊时代的民族言论不能成为肯定民族主义的根据。工人运动越发展，毛派就越深入工人之中，与托派就越有共同语言。两者存在分歧，但就现阶段而言，不存在根本分歧。这是个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毛派托派都要与时俱进，在真正的工人革命中达成共识和合作。消除积怨。毛派在理论方面应当向托派看齐，而托派则应当正确理解自身历史上不能成功的原因，在历史问题上达成谅解。在现实问题上，无论托洛茨基还是毛泽东，都是几十年前的革命人物，而这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变化，毛泽东和托洛茨基的主张，现在来说都有相当部分是过时了的。面临了新的形势，无论谁的支持者，都需要与时俱进，更新理论。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