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的最后一年 刘明钢 毛泽东出版他的选集时，精心选了三篇与外国记者的谈话，其中有一篇就是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延安岁月的最后一年。在那一年里，毛泽东还有许多扭转乾坤的特殊贡献。 搬到王家坪 1945年10月11日，重庆谈判结束，毛泽东偕同张治中乘飞机返回延安。四十三天艰苦的谈判、过分紧张的工作，使毛泽东病倒了——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11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 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的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养病的地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在养病期间，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1946年开春，毛泽东的病情逐步好转，工作也逐渐恢复。然而，毛泽东没有返回枣园，而是搬到了王家坪。 王家坪位于延安城北一公里处，是个背山面水的小山村，房舍隐蔽在一片绿树丛中，幽静又有几分神秘色彩。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时起，中央军委与八路军总部就一直设在那里。 毛泽东搬到王家坪，适应了严峻形势的需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必须更直接地进行指挥。枣园离军委与总部较远，不能及时地了解情况，同军委领导研究作战方案也不甚方便，而王家坪与军委和总部近在咫尺。 毛泽东搬到王家坪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基本上没有战火袭扰，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内战的烈火开始燃烧，延安的危险也大大加重了。 枣园有防空洞，但那是在黄土或红沙石上“挖”成的，有可能被炸塌，不安全。而王家坪的防空洞则是石匠在坚硬的岩石上“凿”成的，十分坚固，能够承受住重磅炸弹的轰炸（笔者曾到延安实地考察，王家坪的防空洞就像一条地道，有五十多米长，两个出口，并有很好的防御工事，是非常安全的）。 以后，毛泽东又搬了几次“家”，也都有安全方面的考虑。1946年7月底，毛泽东身体恢复后，移住杨家岭。10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杨家岭建筑物多，易被敌发现，毛泽东便移住枣园后沟。11月下旬，国民党飞机轰炸枣园，发现了大礼堂，于是1947年1月初，毛泽东又移住侯家沟。中央警备团团部在这里，任弼时也在这里养过病，有坚固的防空洞。约一星期以后，为了便于指挥延安保卫战，毛泽东又迁往王家坪。1947年3月18日黄昏，毛泽东由王家坪最后撤离，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６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坐大卡车到杨家岭采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采访是在窑洞前的空地上进行的。大树下，安放着一张小石桌，周围摆着四只小石凳，石桌上放着茶具。陆定一和马海德担任翻译。 斯特朗问：“共产党能够支持多久？” 毛泽东答：“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斯特朗问。 毛泽东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于是，毛泽东道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还说：“拿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斯特朗觉得有必要再次提醒毛泽东，不要忘记“还有原子弹”！ 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个月后，斯特朗把经过整理的谈话记录交给了陆定一，不久，就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发表，半年后，美国、香港的杂志也发表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要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更为强大”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即传遍国内外。 大兵压境，坦然为徐老祝寿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不主张在党内搞祝寿活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世时以身作则，始终如一，坚持不为自己做寿。但是，也有特殊和例外。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由毛泽东和党中央提议，先后为徐特立举行过两次公开的祝寿活动。第一次在1937年，第二次在1947年。 1947年早春，胡宗南进攻在即，延安的中央机关大部分都已疏散，徐老也到了绥德，随时准备渡过黄河，延安只留下毛泽东和一个灵活精干的机关。 毛泽东留在陕北是为了吸引敌人的兵力。可是敌人摸不清中共中央究竟还在不在陕北，举棋不定。为了帮助敌人下决心，毛泽东需要告诉胡宗南：“我在陕北，你来吧！”可是这句话怎样说呢？他便想起了给徐老祝寿。 1947年1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祝徐特立七十大寿的贺信。新华通讯社的无线电波把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国。徐老桃李满天下，于是蒋管区和边区遥相呼应，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 绥德专区的同志也暗暗做着准备。突然一骑快马来到，请徐老回延安，中央要给他做寿。徐老意识到此举的意义，他说：“这是政治寿！”立即返回延安。 1947年2月1日下午，延安春雪初霁，阳光灿烂。中央办公厅为徐特立祝寿的会场设在杨家岭的大会议室里，会场内外洋溢着一派喜庆的气氛。首先由朱德致辞，他说：“徐老在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革命时代的七十年生活中，锻炼成为一位模范的革命家和科学家，早在江西老区时，他就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我们要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 《解放日报》为徐特立七十大寿出版了特刊，刊登了许多领导人的题词和贺诗。毛泽东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 这次为徐特立祝寿，是延安城里近十年来的一件大喜事。在国民党军队正向延安疯狂扑来的前夕，毛泽东等领导人坦然地为革命队伍中年纪最长的无产阶级教育家祝寿，其意义无疑超过了祝寿本身。其一，稳定了军心、民心，缓解了紧张的战争气氛。其二，明确告诉敌人，中共中央仍在延安，引诱敌人前来进攻。 “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国民党的全面进攻破产后，由于兵力大量被歼，战线延长，士气下降，后方空虚，从1947年3月开始，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 1947年3月11日，几架敌机呼啸着朝王家坪俯冲下来，三颗燃烧弹落在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随着几声巨响，院子立即笼罩在烈火和烟雾之中。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子上的热水瓶。毛泽东走出住所，对正在奋力灭火的警卫战士说：“你们先到防空洞里躲一躲，我办完公再说。”然后又镇静地走回屋里。 警卫参谋贺清华和大伙儿一起迅速扑灭了院子里的大火，然后跑进毛泽东的屋子，只见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看墙上的地图。见大家走了进来，毛泽东问：“客人走了吗?” 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贺清华问道： “谁？谁来了？” “飞机呀！”毛泽东朝天上指指，说，“喧宾夺主，讨人嫌！” 大家笑了起来。贺清华把刚从院子里捡来的一块锯齿状弹片递了上去，说：“主席，这是刚从院子里捡来的弹片。好险哪，赶快转移吧！” 毛泽东接过余热未散的弹片，在手中掂了掂，轻松、风趣地说：“可以打两把菜刀。” 3月14日，在王家坪的会客室里，毛泽东接见了负责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干部。中央决定放弃延安，许多人想不通，认为丢了延安，就是丢了革命。新四旅的同志激动地表示，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毛泽东知道，必须讲清楚为什么要放弃延安。他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有一个人，武艺特别高，背着一个装满金银的沉沉的大包袱，碰见了强盗。如果他舍不得丢掉大包袱，他的手脚就不会灵便，武艺再高也打不赢，没准还送了性命。如果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那他既可以打败强盗，也可以保住他的金银财宝。 浅显、通俗、形象的一段话，就像一股和煦的春风，驱散了凝结在人们心头的寒意。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他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无颜面对陕北父老乡亲。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渡黄河。” “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这句话当年曾令多少人心头发热。 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新华社记者范长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已经掌握了一亿多人口的中央政权，拥有一百万正规军总部，在中国这样大国已居于领导地位的党的中央，而又在全国规模的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样大胆地进行工作。” 这是对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中肯而又深情的评价。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在当时就是解放区军民同国民党蒋介石殊死搏斗的精神支柱。大凡经历了那场战争的人都记得，只要“毛主席还在陕北”，那么，千难万险、流血牺牲，全不在话下！ 告别延安 面对这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毛泽东抱有必胜的信心。 在同新四旅干部分手时，毛泽东把握十足地说：“请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并相约：“下次咱们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延安了，也许是北平、上海或者南京吧！” 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延安，然而，到了1948年4月22日，延安便回到人民的手中，比毛泽东所说的“少则一年”，仅仅多了一个月零三天；又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人民解放军不但解放了北平、上海、南京，而且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7年3月18日，延安城里已听到清晰的枪声。彭德怀几次催促，毛泽东却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天下午，毛泽东还接见了从山西回援的西北野战军二纵司令员王震。 周恩来再次请毛泽东动身，毛泽东说：“好吧！吃罢饭再走！敌人要来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一直到下午6点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活和战斗了十个春秋的延安。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用周恩来的话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就在告别延安之际，在战争表面上最险恶的关头，毛泽东却与杨尚昆有一番谈话，谈笑风生地估计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可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几十年后，杨尚昆还记得毛泽东谈话时喜笑颜开、眉飞色舞的样子。 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符合毛泽东的预计。人民解放战争从1946年６月开始到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整整五年的时间！而且前两年半打得异常艰苦，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到战略决战；而后两年半则轻松多了，基本上是“传檄而定”。 （责任编辑 玉表 摘自2012年第4期《名人传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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