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轨迹 欧阳奇 摘要：从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认识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历史轨迹：1919年至1929年，共产国际对崭露头角的毛泽东初生好感，并夹杂着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同认识；1930年至1939年，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在党内具体事务处理上存留某些不同意见，但对屡遭主观主义排挤的毛泽东积极支持，并广泛宣传其业绩和思想；194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对坚持自主的毛泽东渐生疑虑，并加剧至对中共性质的质疑。系统呈现这一脉络对于全面评价共产国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无裨益。 作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的重要课题，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很大进展。学者们从俄罗斯公布的有关档案入手，系统探讨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关系，出版了数种著作。其中，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更是突破了相关领域中“先入为主”、“泾渭分明”式的简单化分析法，对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作出了全新解释。不过，前人在研究中普遍以历史事件为专题或通过考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来呈现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双方的复杂关系，很少完全以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内在关系为依据，单向度总结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识。本文拟立足学界已有成果，通过分析俄罗斯已解密档案和《真理报》等重要报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介或宣传情况，来进一步梳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认识轨迹，以相对连贯地勾勒历史脉络，这对于全面评价共产国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有裨益。 一、1919年至1929年：共产国际对崭露头角的毛泽东初获印象 共产国际自成立次年便接受俄共（布）提议，委派维经斯基等人前往中国，从此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结下了革命的不解之缘。不过，由于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为陈独秀，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前，他作为更引人瞩目的主角活跃在历史前台，因此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中几乎没有正式介绍到毛泽东。目前已解密资料中最早提及毛泽东名字的应该是青年国际代表达林于1924年3月30日发给维经斯基的信函。信中说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这是共产国际代表较早注意到青年毛泽东的文字记录，只是对其思想中的独特之处并无多少认识。 而毛泽东正式进入共产国际视野的时间，研究者普遍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转载为标志。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自1927年3月5日后相继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虽然莫斯科与中国两湖地区相隔千山万水，当时的通讯又不太发达，但在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便分别用俄文、英文转载了这篇报告。及时快速的转载充分表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这篇报告的重视非同一般。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举行时，布哈林在报告中对毛泽东大加赞赏：“一些同志或许读过那篇报告，我们的鼓动家在这篇报告中记述了他的湖南之行。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感情色彩如此鲜明的褒扬不能不让与会者对毛泽东产生一定印象。毛泽东这篇为湖南农民运动叫好的报告能获得共产国际的垂爱，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正一改1926年指示中共“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7页。）的错误做法，开始对推进工农运动抱有很大希望。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7年5月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指出：“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31页。）。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毛泽东的名字好几次出现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如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谈到：“在湖南，毛泽东的军队在扩充”，“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来说，军事力量的因素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页。）。1928年5月25日，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说到，“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朱（德）和毛（泽东）到了赣西南”，而这一文件的副本在6月26日被米夫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参阅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55—56页。）。1929年1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会议第8号记录中有米夫的指示：“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68页。）。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称赞说：“毛泽东和朱德的游击队，虽然反动派一再企图消灭它，但它不仅保存了自己的骨干力量，而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页。）显然，在革命中有很大建树的毛泽东部队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日益重视。毛泽东作为中共革命军队的重要创建者，也逐渐为共产国际所熟知并密切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在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军队方面有共识，而双方在创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方面却存有鸿沟。如1928年2月，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写道：“更有甚者，一部分军队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泽东的队伍，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36页。）。这种陈述显然失之偏颇，所谓土匪实际上是破产农民。又如，中共六大前后，毛泽东当时正在发动农村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布哈林在六大上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情况作了极为悲观的估计，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不然，便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到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因此“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而斯大林领衔起草的作为共产国际决议案下达的文件也批评发展根据地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甚至说是“游击主义”，毛泽东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参见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42—243页。）。幸好毛泽东坚持从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拒绝了分兵要求，并毫不含糊地指出：“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页。）毛泽东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的这种执著，为中国革命避免了分兵作战将会带来的不必要损失。这也表明，在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初获印象的阶段就夹杂着某些认识上的差距，不过，欣赏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识主调。 在对毛泽东初获印象的阶段，共产国际虽然未能及时认识到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但对毛泽东主要持肯定态度，这无疑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存在积极与消极两面：一方面，在中共创建、国共合作等方面，共产国际给予很多帮助，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希望。另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无疑是沉痛教训，而共产国际在其中有很大影响；后来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与共产国际分析中国情形时套用俄国革命模式密切相关。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这种强调无疑极具针对性。1958年，毛泽东又高度概括地指出：“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而1919年至1929年包含了他所说的“前段”和“中间段”的前几年。因此，总结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认识的状况，既丰富了“前段”还好的内涵，又补充了“中段”在负面效应之外的正面作用。 二、1930年至1939年：共产国际对在中共内屡遭排挤的毛泽东积极支持 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在富田事变、宁都会议、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前后等关键性时刻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支持态度，《真理报》《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等重要报刊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较多宣传。而在应对西安事变、处理张国焘分裂行为方面，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存有某些分歧。但是，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仍是认识轨迹的主要方面。 （一）共产国际加大对毛泽东支持力度的缘起 中国城市暴动的多次失败比照农村革命形势的大好发展，让共产国际不得不正视“城市中心论”一再碰壁的残酷事实，重新考虑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农村斗争作出了不同于数月前的评论：现时条件之下，摆在党面前的任务是，“巩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洲，以及朱毛的区域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最大限度的武装工农队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798页。)。这一评论较早释放了共产国际策略日后转变的信号。 当然，共产国际由固守城市中心论向正视农村武装割据意义的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周恩来曾坦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例如他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打长沙的前夜，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红军发展的经验。”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建设农村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促成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看法的转变。 1930年7月，共产国际看法及时转变的客观效果是缓解了毛泽东备受责难的处境。此前一个月，推行冒险主义的李立三正将毛泽东坚持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的做法批判成“一贯的游击观念”、“妨害红军发展”的“狭隘的游击战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8页。)。获悉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后，李立三不得不停止执行“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左”倾命令，果断坚持“不打南昌打吉安”的毛泽东亦免除了可能招致党内“革命急性病”诟病的政治危机。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共产国际决议被贯彻，毛泽东虽未参加这一会议却重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组织扶持 与对中国革命看法转变相应的是，共产国际在20世纪30年代对身处党内不利境况的毛泽东几乎都为慎重支持的积极态度。 1.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在中共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一时期从上海发往莫斯科的数封文件主要汇报两个代表团陈述不一的富田事变经过、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分歧，并记录了共产国际代表同温裕成、秦邦宪、向忠发、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有关事变情况的谈话。在获悉整个事变的基本情况后，1931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284页。)。对于富田事变这一历史事件，党史研究者已经对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述 (参见戴向青：《论AB团和富田事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罗惠兰：《毛泽东与富田事变及肃AB团责任问题考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完全赞同毛泽东领导下的前委对事变的处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与苏联1929年反布哈林“右倾主义”的斗争有关，另一方面则明显体现了它对毛泽东的支持态度。共产国际依赖于组织权威的这种鲜明裁决影响较深，至少在战争年代有利于党内领导层消除认识分歧，团结奋战，在反“围剿”中得以取得重要胜利。 2.1932年，当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就作战方针和发展方向产生的分歧扩大时，共产国际又一次主张从大局出发妥善解决矛盾。当时，毛泽东因反对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而在宁都会议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些苏区中央局委员将他的“诱敌深入”方针批判成“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还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这种“高慢的宗派主义”、“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的做法极大地打击了毛泽东(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07页。)。可是，埃韦特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却对饱受批判的毛泽东持另外一种立场：“在[事先]未做准备和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所以我们反对决定的这一部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17—218页。)。虽说这是对苏区中央局做法的事后批判，但是对于当时被多数派孤立的毛泽东来说却不失为一种有力的声援。 3.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全部迁入江西中央苏区。随着中央苏区“左”倾错误的步步加剧，毛泽东所受的压制也日益严重，但是，他在面临完全被挤兑出领导层的危险关头却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出手相助。如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就特意告诫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4页。)，这为遭受排挤的毛泽东在后方正常主持政府工作提供了可能。1934年4月，获悉临时中央打算把在查田运动中持不同意见的毛泽东送往苏联治病，共产国际给上海发来指示：“[我们]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莫斯科方面对“治病”方案的异议，使排挤者想将毛泽东调离苏区，以彻底消除他在苏区影响的计划未能付诸实践。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未能获得应有重视，党内不少领导人尚未充分意识到毛泽东军事才华的非凡。在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政治阴霾下，不但“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页。)，而且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牵连遭打击。当时的苏区可以说是“正确有罪”、“教条有功”(《遵义会议文献》，第107页。)，这段光阴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形容是“连一个鬼也不上门”的失意日子。而共产国际在关键时刻的种种“呵护”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它为毛泽东继续留在苏区贡献个人智慧创造了条件，也多少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回核心组织层，担当引领重任奠定了基础。 4.对遵义会议上中共重大组织人事变动的默许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表示支持的另一事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陈云和潘汉年被派往莫斯科汇报具体的会况。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到：遵义会议“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34页。)。听取这次报告的会议速记稿被呈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参阅，经王明和弗雷德审阅过的报告以《英勇的长征》为题，在《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合刊的第26至41页公开发表(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7页。)。从陈云报告所受到的这种较高“礼遇”来看，莫斯科对毛泽东重新担任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基本持赞同态度。以往一些研究者在论述遵义会议的组织变动时，总是不忘强调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了通讯联系这一有利条件，但是，由前述共产国际对于毛泽东的一贯态度来看，这种刻意强调似乎多余。 5.1937年11月，鉴于“需要加强中国国内干部力量”，王明和康生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可是，初到延安的王明却在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毛泽东坚持的山地游击战略和国共合作中的独立自主大加责难，“对毛泽东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页。)。在这一会议上又开始处于“孤立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81页。)状态、自感“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43页。)的毛泽东，再次面临正常领导工作被干扰、党内政治权威被挑战的状态。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的王明，不但将季米特洛夫提醒他“尤其要尊重毛泽东同志”(《王稼祥1941年10月8日下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的叮嘱置之脑后，而且多次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暴露出争夺党内领导权的野心。直至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后在党内会议上转达了季米特洛夫研究者通常认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是季米特洛夫本人下达，但是据季米特洛夫的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的说法，这一口信其实是共产国际另一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的主张（参见郭德宏：《王明回忆录提供的新史料》，《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1日）。口信的初始提议者究竟是谁尚待考证，但由于口信内容确定无疑，所以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态度仍然是历史事实。对他和任弼时的谈话内容：“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见风使舵的王明转而信誓旦旦要“如众星拱北辰般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参见《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9页。)。季米特洛夫的明确意见对于维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权威再一次起了重要作用，李维汉曾评论说：“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416页。)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明确取舍，客观上也为毛泽东日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振聋发聩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障碍、铺设了道路。 6.六届六中全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就中共即将召开七大的准备情况进行了讨论，并在呈交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参见李卫红、徐元宫：《共产国际为什么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以俄罗斯揭秘档案为根据的解读》，《学习时报》2011年1月10日。)。可见，共产国际在1938年后仍然保持着对毛泽东的支持立场，而且通过对比更加认可毛泽东在党内的突出领导才能。 （三）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舆论宣传 1930年至1939年间，共产国际不仅在与中共往来的文件中对毛泽东持基本支持态度，而且在舆论宣传上也注重扩大毛泽东的知名度。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正式发表了一则讣告，悼念“因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去世”的毛泽东。这则篇幅较大的讣告虽为误发，可它对毛泽东的详细介绍，却让世界人民得以第一次全面地了解毛泽东，这恰恰是这则讣告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参见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年，第126—129页。) 1931年，《真理报》上发表了约尔克撰写的《中国苏维埃的新胜利》，该文描绘了毛泽东的高明战略：蒋介石“调动了南京政府的三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在中国内战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军队。而和它对峙的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只有六—七万人的红军几个军和几万名装备很差的游击队”，但是，“中国红军经受住了最困难的考验”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359、361页。)。 1934年4月，米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7期上发表《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一文，在文章结尾，他引用了毛泽东在苏维埃改选运动的演说中的话，并写道：“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活动家们对自己领导的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作了正确的评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12页。)1934年9月16日，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中自豪地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9页。)。共产国际编出的毛泽东文稿比国内最早版本——晋察冀新华书店1944年5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足足早了10年，可见他们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35年8月，周和生在《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一文中分析：“中国苏维埃运动所以获得伟大的胜利，特别是因为有共产党的中坚，智勇双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群众所最爱戴的领袖，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此文被收入1935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的《新政权与新军队》一书。1935年12月13日，哈马丹在《真理报》上为毛泽东撰写了一篇极为系统的生平传记，文章总结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德。”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第537页。) 1936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米夫在文章中写道：“红军主力在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最好领袖——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永垂不朽的长途远征中，中国红军之指挥员与战斗员表现了群众英勇与光荣牺牲的模范”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27—328页。)。 1938年10月，《共产国际》刊登了《毛泽东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登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6月又发文介绍毛泽东的生平，称其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454—455页。)。从这些材料来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宣传正经历着逐步升级的过程：从突出以其为首的军队和领导集体到彰显他的个人业绩和风范，从称颂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到将其革命实践和理论创作并重宣传。能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报刊如此广泛集中的宣传，不仅在中共领导人甚至在共产主义运动引领者中都不常见。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国际范围内的盛大声誉和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杰出贡献，他甚至被列为《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30年至1940年的编委之一。 毛泽东的名字不仅频频见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重要报刊，还多次在共产国际的重大会议等场合被提及。如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这一报告中提到：中国红军和赤色游击队，“这些部队一直处于正确的、强有力的共产党领导核心指挥之下。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贺龙等同志”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37页。)。同年7月25日，周和生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80页。)，这篇获得热烈掌声的致辞能直截了当地将毛泽东与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重要领导人相提并论，从中读者不难断定毛泽东在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已然获得充分认可。而且这次大会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实际作用，将其选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8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明一道被列为这一时期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58、360页。)。在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从未到过苏联的毛泽东，能获得如此青睐确实相当难得。从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到将其选为国际共运组织的领导成员，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进一步认可。 （四）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在中共具体事务上的某些分歧 不过，共产国际对于毛泽东的某些做法也偶有微词。比如，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以国共达成的六项协议为基础的，可是蒋介石一飞离西安就于12月25日背信弃义地软禁张学良，并公开发布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次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提出了“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这一任务，并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了释放蒋介石的秘密条件。为了敦促蒋介石“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毛泽东亦于28日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中共针锋相对的斗争，把蒋介石置于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对于在国危之时停止萁豆相煎之争确有必要。然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于1937年1月给中共的电报，却责难说：“你们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发出的指示证明了这一点”，“不应对蒋介石在西安作出的承诺发表议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70—271页。)。显然，共产国际的这种批评是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而草率作出的。 又如，1937年1月，为了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加强党内团结，延安针对张国焘长征途中的分裂行为开展了一场批判运动，并于3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形势下的新任务、系统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但是，共产国际发自会议前一天的电报却表示：“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8页。)，而这次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从中可见，共产国际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在处置张国焘问题的方式和时机上没有达成共识。 再如，共产国际曾明确提到要改变“毛泽东对政府工作几乎不感兴趣”(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211页。)的状态，又对他提出的“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口号( 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296页。)从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中抵制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正确对待富农问题的重要代表，故他是否提过“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这一口号尚有待考证。表示出忧虑，等等。总之，在这一时期，自上一阶段就潜在共产国际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而且主要从对中国工农红军基本状况的不同认知转为对中共在革命中某些具体应对措施的相异看法。 在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认识的第二阶段，共产国际因对屡遭排挤的毛泽东积极支持而对中国革命影响至深。虽然毛泽东遭遇的打压主要来自党内“左”倾错误，而且这种倾向错误与共产国际直接相关，但是，共产国际的及时扶持为毛泽东后来能在党内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成功倡导正确对待共产国际决议、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都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层面上完全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有所推动。不过，这一时段，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整体指导效果却得另当别论：一方面，自1935年后，共产国际意识到了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组织事务的必要性，又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因而有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这般评论：“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时期，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起着阻碍作用，而他们的教条主义、冒险主义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页。)；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回国后推行的右倾错误又与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号召相关。所以，这十年，涵盖了毛泽东所说的“中间一大段”和“后段”的前几年。梳理共产国际认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第二段轨迹，能有力说明：“中间一大段差”，也并非一无是处；共产国际对王明的“左”、右倾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毛泽东成功克服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党内的影响。 三、194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对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渐生疑虑 这一阶段，双方沟通的条件更为便利，在1940年延安与莫斯科建立了直接的电台通讯，毛泽东经常通过电台与季米特洛夫、斯大林联络(参见师秋朗整理：《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75—76页。)。可是，这种便捷的通讯并未增进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关系的融洽，相反，双方先后在皖南事变、援苏问题、延安整风等问题上产生了直接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影响到共产国际对中共性质的判断。 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明显不同于上一阶段的直接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并未给苏联带来安全感，希特勒正在作东进准备的情报让其更加防范日本的进攻。为了防止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同德国东西策应，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派遣崔可夫来华敦促蒋介石坚持抗日(参见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89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苏联官方报刊《真理报》一改之前积极报道中国抗日进展、揭发英美妥协政策的做法，在1940年9月以后几乎完全中止了对中国战场的评论，宣传毛泽东的莫大热情也随之消退。苏联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的变更不能不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态度。而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指示有选择地执行则是引起共产国际认识改变的最主要原因。自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遵义会议以来接替博古负总责的张闻天开始主动将领导工作让渡给毛泽东，至1940年5月毛泽东已经在事实上完全主持中央事务(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673页。)。1940年至1943年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工作中都成为中共领导者的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理性、自主地引领着革命的进程，其与共产国际或者说莫斯科相背离、冲突的迹象也就渐渐明朗。 （一）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共产国际和毛泽东之间出现直接分歧的标志性事件。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和白崇禧发电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意识到中共军队有被日蒋联合夹击消灭的危险，毛泽东多次召集领导人商量对策，并于11月4日给季米特洛夫发去请示的电报：一方面采取退让态度，答应开赴江北以缓和进攻，另一方面先发制人，进行自卫反攻，打破封锁以争取时局好转。但是，视国民党为统一战线重心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亲日派而不是蒋介石，并向毛泽东强调：“分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应以分裂为目标。”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50页。)然而，就在季米特洛夫1941年1月4日发出这一电报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6日，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官兵遭国民党军队伏击，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令毛泽东痛惜不已，而共产国际不顾实情的指示又让他在决策中左右为难，他在给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电报中就曾提到：“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84页。)。1月25日，毛泽东再次收到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国共关系” (参见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而同一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则表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5页。)。显然，分歧已经产生，而共产国际的自以为是和主观主义，使毛泽东越发重视立足国内实际来制定方针和策略。但是，共产国际始终将保持国共合作抗击日本法西斯、以拖住苏联的最大忧患日本为最高利益，并且由于过分重视国民党的实力、轻视相对弱小的共产党而一再要求中共委曲求全、一味妥协以换得蒋介石坚持抗日。1942年6月15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信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复杂心态：“目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和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地挑拨共产党”，如果“听信这些挑拨，那就不能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51页。)。从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少了往日对中共军队的支持和对毛泽东的认可，而是只关心中国抗日局面能否为继，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有了实质性变化。 （二）援苏问题的出现是导致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分歧扩大的又一事件。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以“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中心任务，而毛泽东对此则持慎重、冷静态度。1941年7月，苏共要求八路军设法阻止日军向张家口、包头一带集结，防止它们北进苏联；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共讨论并制定牵制日军的具体部署和军事行动。此时，装备极差的中共军队，既要应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又要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假如再对日军采取大规模直接军事行动，后果可想而知。虽然斯大林数次来电催促，但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一方面全力进行游击战争，尽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另一方面明确表示：“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故只能采取“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51页。)。毛泽东的应对方案，引发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不满，季米特洛夫于1941年10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质问：中国党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军，从而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参见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第470页。)苏联的代表一到延安就责问中共领导人：为什么不与苏联配合，不集中大的兵力打日本？苏联甚至由此开始怀疑中共奉行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4页。)。可见，在援苏这一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经无法协调：受制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完全无视中共自身的艰难处境，一再要求中共配合进攻；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自身的前途，不可能不计毁灭性后果而贸然出击。 （三）延安整风中季米特洛夫的过分忧虑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升级的重要事例。1941年5月，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这是一场提高领导干部觉悟、统一全党思想的及时而且必要的运动。而且自整风学习全面展开以后，毛泽东就定期向“远方”去电介绍概况，还多次同苏方驻延安情报组人员谈话具体解释，但是，这种努力都是徒劳的( 师秋朗整理：《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第80页。)。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向季米特洛夫作了大量歪曲事实、带有偏见的汇报。苏联的情报部门也向季米特洛夫表示：“在延安的特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斗争在不同的派别间进行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公开表示出对拒绝帮助特区的苏联政策的不满” (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已改任联共（布）国际宣传部主任的季米特洛夫，闻讯发来了自己的担忧：“我认为，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结果进行了一场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一部分党的干部滋长了对苏联不友好的情绪，这也使我不安”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60—61页。)。延安整风通过清算党内错误思想，达到了团结同志的目的，而且客观上肃清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季米特洛夫将其说成是一场反对某些领导人的运动，并且将周恩来和王明相提并论，显然混淆了是非。而其提到的所谓“反苏情绪”表明了莫斯科对毛泽东怀疑的加剧。事实上，延安整风倡导党内干部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无疑是时代的需要。 审视这一段认识历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有失公允。从在皖南事变前后不赞同毛泽东采取攻势方针，到在援苏问题上认为毛泽东没有考虑苏联利益，再到断定延安整风充斥着“反苏”情绪，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分歧在步步上升，并从以往的表面异议发展为后来的潜在怀疑。就这一段认识水准和非理性态度而言，共产国际在此四年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之于中国革命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不过，1940年至1943年又属于毛泽东评价共产国际时所说的“后段”，也就是说同一时期共产国际在其他方面对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呈现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认识的这段轨迹，可以从一个侧面为“两头好，也不是没有问题”作出注脚。 1943年后，共产国际组织已不复存在，但是，它在第三阶段对毛泽东的看法并未随之消逝。从现有资料来看，斯大林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苏共党内将毛泽东说成是“惧怕工人”的“所谓窑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35、2244页。)，并多次向他人说到对中共性质的“怀疑”，认为它是“真正的爱国者”、“‘冒牌’共产党”、“红萝卜”式内外不一的政党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9、163页。)，等等。毛泽东本人也提到过，斯大林曾将其视作半个铁托或准铁托，并怀疑中国是否为真正的革命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2页。)。斯大林的这种偏颇显然是共产国际第三阶段看法的体现和延伸。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对中共无产阶级性质的情绪和否定，既有其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即注重从形式上看问题，也有联共（布）处理党际关系的自私和狭隘(参见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第486页。)。这种分析无疑是贴切的。 从上述三大阶段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认识历程与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过程略有差别。两者不仅时间跨度不一致，而且实际特点也不一样。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三个时段（即1919年至1927年、1927年至1935年、1935年至1943年），周恩来作过“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0页。)的综合评价。可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识经过却表现出另一种景象：前两段好，基本正确对待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后一段差，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而对其妄加指责。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呈现出如上轨迹也绝非偶然。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前期更多是以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心，以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判断为依据，从而对毛泽东基本持认可态度，并为毛泽东党内领导权威甚至国际政治影响的树立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世界形势的突变，共产国际自七大后给予各国较多自主权，但在莫斯科的掌控下露骨地以苏联的安危为组织的出发点，从而对坚持民族利益、立足中国实际的毛泽东开始改变看法。从毛泽东方面来看，他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分析必然会使其在共产国际视域中凸显，其超群的领导才华也必定会让他获得共产国际的另眼相待。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和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度自觉，也必然会促使他引领中共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踏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所以，毛泽东在让共产国际心生好感后却又渐生疑虑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无论怎样，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曾经的支持和认可，为毛泽东个人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巩固、为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都发挥过不可磨灭的作用，而这两者恰为后来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前提条件。 （责任编辑 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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