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王希哲（续）

2012-12-19 21:33| 发布者: 而东| 查看: 2514| 评论: 0|原作者: 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

摘要: 二十一、李一哲的旗帜我们走出东湖招待所的时候，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以魏京生被捕为标志，正在日渐地向下滑落。从监狱出来的第一天，感受到街头强烈的民主运动的气氛，我就认定，这场从北京发端，蔓延全国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李一哲向往已久，呼唤已久的民主运动。它要实现的目标，正是李一哲大字报的理想。我们的平反出狱，极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它的推动。我们应当积极地支持它，辩护它，投入它，而不应该回避它，更不应该 ...

二十一、李一哲的旗帜

我们走出东湖招待所的时候，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以魏京生被捕为标志，正在日渐地向下滑落。
从监狱出来的第一天，感受到街头强烈的民主运动的气氛，我就认定，这场从北京发端，蔓延全国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李一哲向往已久，呼唤已久的民主运动。它要实现的目标，正是李一哲大字报的理想。我们的平反出狱，极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它的推动。我们应当积极地支持它，辩护它，投入它，而不应该回避它，更不应该站到官方的立场作官方的工具去指手划脚地批评它甚至污蔑它。

如果平反前，我们面临的是怎样实现彻底平反问题的话，平反大会后，我们面临的则是李一哲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魏京生？魏京生是什么人？他在反四人帮的时候作过些什么？现在党中央已经在着手改革了，他们才出来跳，是有些投机吧？“ ---郭鸿志说。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老郭” ---我说，“不是说革命不分先后吗？就算魏京生过去没有站出来反对过四人帮，难道今天就不能参加民主运动了吗？这不有点‘赵太爷’的味道了吗？何况参加民主墙的，许多人过去还都是介入过‘四.五’的，它是一脉相承的。”

李正天说：“这样吧，以后写东西就各自写，不要用李一哲名义了，李一哲不存在了。我对习仲勋都这样说过了。”
我坚决反对：“不！李一哲代表了一种理想，它是一面旗帜。现在平了反，全国民运都在望着我们。你们可以退出李一哲，但我必须举起李一哲的旗帜继续前进。“

我虽然坚定地回答了他们，但心里还是矛盾的。我知道，我与李正天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来，但是，它会在外界产生一种误会，以为这不过是李一哲平反后，王希哲与李正天在私人荣誉上的一场争执。
不！如果李正天确是一个如外界传说的那样，理论功底十分深厚的人，更重要的，如果他确是一个有深厚思想基础的坚定不移的民主战士，哪怕他实际并没有在李一哲所有大字报上留下一个字，我也是决不会与他争李一哲的这面旗帜的。何况在那数百万人的围剿中，虽然他的表现并不能令我满意，但他毕竟是勇敢的，吃了苦的，他被人民认作李一哲的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问题是，他是一个虚荣、好吹，甚至有时不惜背叛朋友，背叛理想去邀宠求利的人。
他主张李一哲不存在了。但他心里清楚，外界仍会以为他是李一哲。他可以既吃李一哲的名誉饭，又吃官方饭。他是会败坏李一哲的名誉，糟蹋我一生的心血的！是的，我必须把李一哲的旗帜接过来，继续前进。

这番在莲花井的争辩，很快就进入了习仲勋的耳朵。它加剧了官方对我的警惕和不满。
陈一阳仍置身事外。他已坚决地“洗手不干”了。

他对官方新安排的工作 ----哲学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十分满意。经过整十年的插社，批斗，流放和监禁后，现在才终于有了一个安定舒适的环境。他对我说，他有一种“幸福感”。
但由于历史上，他毕竟与我有着较深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因此，李一哲内部的争执，他的同情往往在我一边。界限越来越分明，裂痕也越来越大。为了使我感到孤立和威胁，习仲勋不时地避开我，召见李、陈、郭三人甚至李正天一人谈我的问题。

郭鸿志对李大姐说：“不要紧的，反正我们已经向省委讲清楚了，以后小王有什么事，哪怕他投靠国民党，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一天，我在陈一阳的小客厅里，与他作两人谈话。我告诉他，通过在柯木朗对《资本论》的学习，我已对过去的理论作了彻底的反省。我已不相信共产党能够实现民主。在政治上，我可以说已经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了！
刚说到最后一句，李正天忽然出现在门口。他听见愣了一下，然后才进来坐下。

几天后，陈一阳在参加了排除我的习仲勋的召见后，对我说：“你要小心，习仲勋那里的有些材料对你很不利！很不利的！”他不肯深说。
省团委的干部也问我：“最近你说过什么话吗？针对共产党的？”

我明白，这是那个“决裂”无疑了。我同时也感觉到，共产党从此再次对我实行了秘密的侦察。是谁报告习仲勋的？是陈一阳还是李正天？在怀集监狱的那十二年里，我也一直在想。

一九七九年的四月五日即将到来。这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发展以来的第一个“四.五”。
广州的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发出海报，倡议该日在烈士陵园正门召开纪念集会。原来，这个学会及它的刊物《人民之声》，主事者正是那位当年劝我“要学孙黄，不要作康梁”的刘国凯。据他后来解释说，四人帮垮台后，重新燃起了他对共产党的幻想，因此，又回头来作“康梁”了。
他向我约稿，我答应了。
我考虑写一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

我们知道共产党赖以支撑他们专制统治的，有四个理论命根子，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要改变它的专制统治，如果你主张用温和、理性的改良方法的话，首先就必须尝试与虎谋皮，就必须试探说服共产党是否可以用民主的思想去重新解释和改造这几个原则。
我想先写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再写篇论党的领导的。

当我正在蕴酿之时，四月一日，广州各大学的文学社团发起，在东山侨光中学召开了一次纪念“四.五”的坐谈会。参加了华师大《未来社》的汪岷来到我岳母家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侨光中学在东山培正路口，现为培正中学。汪岷主持了这次讨论会。他是否作了发言，我已没有印象。李正天没有出席。郑庆和倒出席了。

这是他在我们的坚持下被释后第一次亮相。他再次向与会者展示了海南屠杀的材料和照片，因为海南儋县大血案的问题，1974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除了争看照片时有点骚动外，与文革隔膜的青年一代们已对它没有兴趣。他们兴趣的关注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民运的命运等等。郑庆和也感到了学生的冷漠。从此文革的具体遗留问题便永远退出了民主运动的视野。

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我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并不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铁托（这是那时的认识---王注）。因为毛泽东坚持斯大林主义，文革也并没有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作出什么创造性的贡献。而铁托则打破了斯大林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工人自治社会主义。

二，毛泽东政治、经济极左理论的集大成是他一九五九年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什么“越穷越革命”，“社会越落后过渡越容易”以及用大规模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进行所有制的不断升级改造等理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根源。因此，必须批判毛泽东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

四月二日，即发言的第二天，习仲勋便在省委点名批评了我，说我的发言是“煽动性”的，甚至是“反动的”。紧接着，四月三日，共青团广东省委便出面召集各团体民运活动分子，接受习仲勋、杨尚昆（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训话。由团省委出面在第一线处理民运问题是习仲勋的决定。

在三月份的一次接见时，他已向我们李一哲介绍了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吩咐我们今后向省委反映意见可以通过李海东进行。也正是在那次接见会上，我还得知了习老正在直接过问着李正天的婚事。
原来，李正天在一九七五年批李高潮时定下的女朋友张果娃，没等得住李正天两年的牢狱，已失身于人。出狱的那几天，在东湖招待所，李正天每天对着一大堆他在狱中为张果娃画的素描，悲痛欲绝，伤情到极时，便两眼发直，全身痉挛，陈一阳赶紧上来替他按摩。我也为他伤感。心想，小李对张果娃这般深情，此心一伤，恐怕这一、二年不会再找女朋友的了。孰料，仅一、二个月，便传说李正天打点家俱要结婚了，且女方是佛山军分区司令陈坚石的女儿。我大吃一惊，颇有错读元稹《遣悲诗》的感觉。
但好事多磨，这位陈司令似乎不愿将女儿下嫁给这位“民主人士”。郭鸿志为朋友慷慨上书习仲勋，请习老牵其红线，成其好事。果然，那次接见，习仲勋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在各军分区干部会上说了，李正天与陈坚石的女儿恋爱，是好事嘛！作父母的不要干涉嘛！”习老是热心肠的人。“军分区干部会上”说的，那自然是军令。“军令”如山，陈坚石敢不从命！这样，据说那边张果娃还在悲痛中时，这边李正天已洞房氤氲，喜得佳人了（这对夫妇1995年离婚，生有女儿一名）。

被召来接受训话的还有刘国凯的《人民之声》诸同人。他们是扬言坚持要在四月五日如期召开烈士陵园纪念集会而被召来的。另被召来的还有前天侨光中学讨论会的华师《未来》社，中大《红豆》社等等。

习仲勋和杨尚昆进来了。
习一进会议厅大门，一眼看见了我，还来不及循例一个个握手，便一口陕西腔大嚷了起来：

“王希哲，你怎么否定毛主席啊？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他抬臂作着高举的手势。“你怎么说铁托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啊？不错，铁托是很伟大，但你怎么能拿他来否定毛主席啊？”
兜头一阵暴风雨后，他和杨尚昆才同与会者一一握手。

杨尚昆坐下。习却并不坐下。他意犹未尽，转过身来，继续向我嚷道：

“王希哲，你还说‘新的号角已经吹响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莫名其妙。只好辩解道：“习老，什么号角？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一位团干部也说：“习老，前天的会我也在，是别人说的，王希哲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说过就好，这样的话是破坏安定团结的。”他继续说，“还有郑庆和，他怎么也参加这样的会了？我上李正天的当了！李正天自己没有参加，这就好。王希哲说李正天不参加是叛徒，我看李正天就是好同志！“
我从未说过李正天不参加是叛徒的话。我知道，是有人在背后凭空奏了我一本了。恐怕就是李正天本人。

杨尚昆说话了。这位当年以对毛泽东搞窃听之罪打入地狱的中共领导，我是久已闻名了，今日才得以从近处一睹芝颜。
他咳一声，顺手从一位小青年面前抓过一包劣质的“飞鹰”牌纸烟，抽出一支，小青年赶紧高兴地给他点上。他抽了一口，正要说话，不料，这烟事立即引起了会场的一阵骚乱。
书记李海东，宣传部长赖际煌等发现他们的会议准备工作出了纰漏了，事先竟忘了在二位首长面前按规格摆上中华牌香烟。赶紧催人去找，但已是夜深，不知何处可觅，为此进进出出，坐立不安。
我看在眼里，暗自思忖：看来，某些大人物自己倒未必对某些特权时时在意，而抬轿子的人，则诚惶诚恐，生怕服侍不周的。

杨尚昆把“飞鹰”又抽了一口，对《未来》社的姚学正说：“你们那个社叫什么？叫《未来》？你们讲未来，我们讲‘现实’。现实要求安定团结。”
姚学正争辩说：“我们开这个会事先征求过吴南生意见的，吴南生同意的。”
杨尚昆一听，不好再说什么，又对刘国凯说：“你们叫《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四月五日的会你们就不要开了嘛，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措施的。“

李正天站起来发言。他刚刚受到了“好同志”的赞扬，头脑可能还有些热。他大声斥责了《人民之声》，提到李一哲平反后也曾设想在烈士陵园召开一次与群众见面集会，但在习仲勋干涉下，早已决定不开了。于是他说：
“我们李一哲都不开了，你们还开什么？”

这话太蛮横，我几乎想站起来驳他。但又不愿当场拂逆习、杨的意志，再惹事端。习仲勋毕竟是一位把我们从狱中救出的恩人。在省委，是他力排众议，甚至不顾韦国清、赵紫阳的反对，向邓小平写出为李一哲平反的报告的。因此，我也深知，每当我一有事，习必定要首先承受焦林义派反平反势力的压力。我只好把发言尽量园转一些，找出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台阶。我强调举行纪念四。五集会，是人民应有的权利。但面对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混乱，如果中央不适当强调安定，很容易被凡是派利用来攻击党内改革派，这对改革是不利的，我们应当体谅到党内改革派目前的难处，暂不举行这样的集会。
想不到，杨尚昆竟对我的发言大加赞赏，连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李海东则建议把四。五纪念会改在省团委来开，由省团委主持（即官办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之声》也只好表示取消原定的集会。（据刘国凯后来的回忆，他们在来前已决定取消了这次集会）

四月五日，东山寺贝通津团省委会议大厅坐满了各色青年。他们的服饰虽仍以正统蓝色为优势，但得风气之先者，已有了新潮的发型和鲜艳的色彩，引人注目。

一位女大学生率先发言。她忏悔了四人帮统治时代，八亿中国人民都失去了自己的脑袋的悲哀。她很动感情地朗诵了一首诗，那大意也是说要寻回自己独立思考的脑袋。另有大学生表示附和。
一位长发光亮的新潮青年袁小涛站了起来，他挖苦“刚才那位女士”（这在那时还是讥讽的称谓）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脑袋。他认为信奉马克思主义就是没有脑袋的表现。
他崇奉达尔文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敢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
那位女青年被激恼了，咕噜了几句，又无力反驳。
我站起来说了几句。我自然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告诉袁小涛，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一种科学的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它有详尽的批评。说马克思主义从未批判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对的。

珠影满清海也作了发言，要求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他原是珠影东方红的。被开除后，一直在外流浪。

李正天呼地站了起来，两眼园睁，直视前方作战斗状，大声叫道：
“不管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反正我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我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喉咙挤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但又无话可说，又呼地坐下。
全场莫名其妙，为之愕然。
我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这家伙，再也不能给他留面子了！”我心里骂道。

“李正天，你不要吓唬老百姓！我问你，刚才在场所有人的发言，有谁说过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没有，是不是？既然没有，你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官方听的！你打击别人来向官方讨好！不错，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你既然主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你就要讲讲道理：为什么别的主义都不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你一点道理都不讲，吓唬人家一句就拉倒，这算什么？这不是宣集文的作风吗？我们昨天反对宣集文，怎么你今天又把宣集文的作风学来了呢？”
李正天脸涨得发紫，一声不吭。
我缓和下来，转而发言。
“我不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只有中共七大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才是适合我国目前生产力状况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形式。所谓‘救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是主观的范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这次讨论会后，李一哲的分裂和对立，便公开于世了。
李正天遭到我这次抨击之后，一年时间，没有敢公开为官方指责民主运动。但是，一九八０年一月，邓小平主张取消四大，官方为收罗吹捧者又对李正天有了需要。这时，以北京为首的全国各地民主运动在官方的高压下，仍顽强地抵抗着，生存着，坚守着越来越小的阵地。可歌可泣。

我不同意以在宪法中删去不科学的“四大”的规定为名取缔大字报。我认为，邓小平的主张，其性质，就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结盟取得政权后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大字报，就是人民手中的唯一武器。那时，邓小平在台上发难，仆从和喽罗们就在下面鼓噪，大字报似乎成了万恶之源。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动乱、灾难、冤案通通算在了大字报的头上。这真是可笑。大字报真有这样的神通么？比如说，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若不是中共的电台广播，报纸登载，它可能产生那么巨大的冲击作用么？既然如此，那未取缔大字报之外，为什么不取缔电台、报纸？文革中哪一个官员是大字报打倒的？哪一个冤案是大字报定下的？说穿了，起作用的，造成灾难的，归根结底是中共的那套专制的统治机器。那未，为什么邓小平不主张把这套机器取缔？（他也说过一下要改革，这是他进步的一面）。

官方是怎样与李正天达成交易的，我不清楚，但事实是，他跟得很快。就在邓小平讲话不久，李正天便在团省委机关刊物《广东青年》八０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论大报》，背叛《民主与法制》的立场，对大字报这个人民手中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进行了颠倒黑白的污蔑。
在这篇文章里，他认定大字报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政府主义有利，破坏安定团结；据他说，这种“不受制约”，“不受审查”（！李一哲大字报若是先受审查，能贴得出来吗？）的言论自由常搞得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总之，应该取消。

但李正天知道我的立场。他心中有所忌畏，不敢冒王希哲的锋芒。因此，这篇文章他只好偷偷摸摸地，非常委屈地用了笔名“罡夫”来发表。没有让我和陈一阳知道。我得知了这篇东西，拿去问陈一阳。陈一阳也很意外。
说：“怎么小李会写这样的东西！”
由于我已公开陈述了对于取缔大字报的立场，而李正天又并没有以真名发表他的《论大字报》，我便也装聋作哑，没有对他进行抨击。
但是我错了。

官方显然对李正天躲躲闪闪，不敢公开亮相赞成邓小平取缔大字报的表现不甚满意。于是他又奉命在六月四日的香港《大公报》上以真名李正天发表了一篇攻击《中报》的文章，叫《广州四。四座谈会真相》。
这篇东西彻底把我瞒住了，又彻底把香港人民、海外舆论都骗住了，骗得好惨！

我是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五年后的今天，为了写这篇自传收集材料，才在当年的第六期《人民之路》上，看到李正天的这篇东西的。这篇东西，他显然估计能
够避开我的视野，于是，对大字报更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丧失理性的攻击。他说：

“我在会上说过，‘四大是不民主的象征。民主要靠法制来保障，不能靠四大来保障。从反右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四大作为一种舆论形式，对邪恶势力有利。“

我要请教李先生，究竟宣集文是邪恶势力还是李一哲是邪恶势力？我来问你：如果中国人民已真正享有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几人还愿意上街贴大字报？当官方拒绝给人民这些自由的时候，你不是去捍卫人民的自卫权利，却帮着官方去收缴人民手中唯一的最简陋最原始的武器大字报？你的良心何在？
是的，你没有在李一哲大字报上留下一个字，你可以把李一哲说的话忘个一干二净，但你毕竟顶着而且十分愿意顶着李一哲的光环，因为它能卖你的字画，能让人慕名请你去办教席，那未，就请你坚持一下李一哲的立场吧，就请你温习一下李一哲当年说的话吧：

“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去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要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革命死了（大字报运动被镇压了）革命万岁！”

李正天鬼话连篇。鬼还不仅在他忘情地污蔑大字报，而且鬼还在于他居然把他的这番话说成是他在广州四.四讨论会上的发言。--“我在会上说过。”他什么时候在讨论会上说过这么些话？没有。那次会我在场。我作了反对取缔大字报的发言。他不敢与我交锋，他没有这个胆量。他若作了这样的发言，绝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我狂风暴雨般的致命打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找到李正天问他：“小李，（现在他已五十多岁），你一九八０年反对大字报的意见除了以罡夫的名义发表过一篇东西外，我记得没有在什么讨论会再说过吧？因为你要是说了这些意见，以我的性格，我不可能不与你发生过冲突。”
他答：“是的，我没有在别的会上说过。要说了，肯定是会和你发生冲突的。”
陈一阳也证实，他没有在“四。四讨论会”上说过反对大字报的话。
这就表明，李正天一九八０年六月四日《大公报》上的“座谈会真相”文章，完全是一场装腔作势的大欺骗。

“真相”的真相大概是这样的：
一九八０年四月四日，团省委召集部分青年讨论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我对刘少奇问题和大字报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大意说：大字报曾经支持邓小平，挽救了邓小平。邓小平自己也曾高兴地赞扬过大字报。现在一翻脸就要取缔大字报，可是又不制定出版法，这就等于取缔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我是决不赞成的。《人民之路》编辑何求对讨论会发了报道。
《中报》也许是根据这一报道发了一个通讯。这个通讯，主要是报道了我的发言。不久，团省委又把几名青年活跃分子召去，实际是开何求的批斗会。询问，指责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报道，追问他是怎样发出的。宣传干部李彤气势汹汹地问：“你是什么记者？你算什么记者？你有记者证吗？”他把自己的记者证拿出来朝桌上一摔。

我与何求关系原并不十分美好。但见这干人欺人太甚，按捺不住般开口驳道：

“你又算什么记者？你的这个记者证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无非是吃官方的饭说官方的话。你们有什么权利批斗何求？不错，《人民之路》没有得到政府承认。但这恰恰说明，政府没有给人民出版自由，恰恰说明，民刊有责任迫使政府兑现人民的出版自由。“
赖际煌、李彤等都不再作声了。“批斗会”不了了之。
于是，便出现了香港《大公报》六月四日由李正天说明“真相”的撒谎文章。

六月十二日，香港《中报》不服，发表回应文章《如此而已，岂有它哉！--答李正天六月四日大公报特稿》，文中说：

“我们奇怪的是，本报四月十八日的报道，明明以王希哲的发言为主题，为什么由李正天出面来‘有感’？”“我们原来就听到大陆传出一个消息，即李、王在对待民主运动的意见上发生了分歧。王是坚决反对党内保守势力采取各种手段压制人民民主的；李则主张配合当政者，先求安定，再图法治。现在李正天公开发表‘有感’也从侧面证明了上面传说并非全属子虚。“

回应得很好。缺点是，编者根本想不到李正天是在撒大谎。他的“四。四发言”根本是子虚乌有。也不知为何没有想到应该直接联络王希哲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一九八０年，应该说，在香港查到王希哲的地址，是不难的。

中共《红旗》杂志一九八０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李明三的文章，从官方的角度（或者说官方开明派的角度）总
结了官方与李一哲关系的这段历史。我们作为文献，整段把它摘录下来：

“有一个省，有几个青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都有过错误，但也写了观点基本正确，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有不小影响的大字报。过去由于对他们的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他们受到了伤害。去年春天，一些受牵连的同志贴出大字报，主张“闹事”。社会上也有人想利用这种时机扩大事态，把水搅浑。面对这种动乱的因素，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处理，明确表示敌我界限一定要分清，不能混淆，搞错了，坚决纠正，做好平反工作。省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同这几个青年同志谈话，推心置腹地交心恳谈，耐心地教育开导，从而消除了长期存在的对立情绪。省委信任这几个同志，不怕他们接触消极面。当社会上有人鼓动这几个同志出来带头闹事时，有的干部主张采取“限制”措施，省委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却要他们去对准备闹事的人多做工作。同时，也提醒他们防止有人钻空子。这样做的结果很好，准备闹事的人安定下来了。省委对这几个同志的正当要求予以支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是等到矛盾激化了再去“灭火”，而是把工作做在前头。当这几个同志要在公园里公开举行“理论讨论会”时，省委并没有压，而是由第一、二把手专门找他们谈话，耐心教育他们说：你们青年人思想活跃，要求对国家一些大事进行讨论，这是好的，我们可以帮助。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有些做法不利于安定团结。经过做工作，这几个同志做了检讨，承认了错误。”
这其实是官方与李一哲关系的理想模式。李正天代表了这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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