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为了与同时期世界上的发展变化相比较，表10、表11、表12、表13列举了与美国和印度的比较结果。
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总产量对比，在1952年，美国只有粮食比中国低一点，其余七种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27倍至703倍，平均111倍：到了1979年，美国已有两种产品(粮食、布)低于中国，其余六种分别相当于中国的1．04倍至8．22倍，平均仅为2．5倍；28年间平均倍数下降了97．7％。与印度相比，1952年印度有两项产品(钢铁、布)总产量超过中国，其余都低于中国，平均为中国的0．7倍，到了1979年，八项产品总产量全部低于中国，平均为中国的0．32倍，平均倍数下降了54．3％。
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人均产量对比，在1952年，美国全部超过中国为3．1至2264倍，平均345倍，
而1979年就仅为中国的1．1至35．5倍，平均11倍，平均倍数下降了96．8％；而印度，在1952年时，有五种产品的人均产量超过中国，而到了1979年，八项产品全部低于中国，与中国相比的平均倍数由1．14倍下降到0，43倍，下降了62．3％。
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1952年至1979年28年间总产量增长的平均倍数，中国为42．6，美国为0.9， 印度为9．4；人均产量增长的平均倍数，中国为24，美国为0．5，印度为5。还有比活生生的事实更有说服力的吗?中国在建国后三十年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不仅是很快，而且是飞快、极快的了!
在这里，还有必要把美国与印度发展的客观条件说明一下：耕地面积，中国是美国的51％，是印度的58％：按人均耕地面积比较，美国是中国的9倍，印度是中国的2．3倍；森林覆盖率，美国是28．3％，印度是20．3％，中国是13％：人口，中国是美国的4．5倍，是印度的1。3倍。有人综合计算，美国的人均占有资源量是中国的20倍。了解了这样一些情况，就更能深刻理解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发展的不平凡的意义。
由于篇幅有限，也由于缺乏可比性，对于邓小平们吹上了天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笔者不在这里拿来作比较。“亚洲四小龙”一直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小伙计，但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使它们得到发展，与旧中国相比都是彼此彼此。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里，他们与新中国相比望尘莫及。六十年代后半期以后，由于美帝国主义在全球改变了对共户主义的战略，利用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刻意打造了这么几个主要用于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桥头堡。这不过是帝国主义谋士们玩弄的小魔术而已。但是，邓小平们、许家屯们却将此作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还有值得学习之处”，喋喋不休地为国际资本主义充当免费的解说推销员。这是无知的上当呢，还是心领神会的演双簧呢?
7、当我们研究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的发展变化时，还必须清楚认识当时的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如前面第一部分“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介绍的，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百业俱废的烂摊子，几乎没有任何遗产可以继承，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苏联斯大林时期决定帮助我国建立的156个项目，虽然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但被赫鲁晓夫在执行的中途撕毁。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由于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后建立的，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就必然会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残余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仇视和封杀。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复辟以后，使新中国受到的封杀、颠覆威胁更加严重和复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苏修百万大军压境及东北珍宝岛反击战等战事记载了这种险恶的周边局势，使得新中国不得不将国防军事斗争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于是便有全民皆兵、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壮举。国防建设固然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极大的占用和消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全球一盘棋，各国人民的解放都是互相支持的。为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虽然百废初兴，仍然极为慷慨的从道义上、精神上、物质上、财力上，甚至不惜一切的牺牲，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提供了全力以赴的支持。
新中国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取得的。
(四)、一个极其容易作出的简单而又清楚的结论
根据前述对新中国建国前后基本历史概况的介绍，十分清楚，只要神经正常而不是心理认知障碍，只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象那种“驴虽付汝姜还树生”的无赖，只要有一点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有一点点爱国主义之心，就可以从纵向横向的鲜明对比中得出这样一个小学生式的极其简单容易而又准确的结论：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快速的、巨大的、辉煌的，不论在中国历史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说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说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资本主义完全不可比拟的生命力和优越性。铁的证据说明，邓小平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停滞缓慢”的结论是颠倒黑白、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捏造，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诽谤：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提根本不能成立，而是另有所图。
邓小平，作为一个在二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位居被称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列、在旧中国生活了40多年的人，即使他不喜欢做象毛泽东那样的“农村调查”之类的调查研究丁作，但他也应该对旧中国的城市、农村、工业、农业、社会制度、精神风貌一类有个基本了解：建国后他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即使他再迷恋于打桥牌而疏懒于实际工作，他也得基本了解新中国城乡工农业的巨变和成就。他是凭什么得出的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的结论的?他设计的改革开放不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的吗?他不是把“实事求是”喊得震天响吗?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得出自己论断的任何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耿耿于怀呢?从各种资料来看，这一点是肯定的，他完全从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他在文革中的那些检讨完全是他耍惯了的骗术。他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的推动者。
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以中央的名义宣布，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根据笔者掌握的不完全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整个中国的经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的。在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 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6％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9％，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7％。1976年比1965年，农业总产值增长51％，粮食总产量增长47％。在工业方面，总产值增长1 72％，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分别为：原煤110％，原油610％，发电量2(，0％，钢70％，水泥190％，木材15％，化纤190％，纱51％，布40％，硫酸90％，纯碱30％，烧碱120％，农用化肥200％。在基本建设方面，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三线建设就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飞机、 汽车、航天、电子等工业科研基地和空前艰巨复杂的铁路干线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线顺利建成，形成了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能够长期大幅度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十万吨级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万吨级轮船、四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出来的。1972年开始从国外引进的26个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设备，为满足国家长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础。在科学技术方面，1966年第一次核试验和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J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同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同年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为保障全国农民健康作用极大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建立的，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从1952年的工业占30％农业占60％，到1975年转变为工业占72％农业山28％，山足伍文化人性命（？？？）中实现的。由于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达到近70岁，正因为中国国力的增强，对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扼杀封锁遭到惨败，尼克松才不得不屈身来中国言和，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等等，等等。这无数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的最高潮，是新中国最辉煌的亮点。难道这些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吗?难道这些发展变化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挣着眼说瞎话吗?邓小平口口声声“发展才是硬道理”， 岂不也是奉行的双重标准吗?
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无法完全抹掉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就编了个说法：“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结果，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到底是与文化大革命进行“共同斗争”呢，还是满怀空前的热情积极参加的呢?历史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九亿人民中，只有张志新等极个别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就连邓小平也是多次反复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邓小平们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无数成就中的哪一件，是由于它的所有的或部分的参加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共同斗争”以及怎样“进行共同斗争”后取得的?邓小平们连一件也举不出来。实际上，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焕发出空前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使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思想大发扬，为建设社会主义忘我劳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邓小平们否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的另一个重要托词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他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彻底否定大跃进”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
笔者根据部分资料的记载看到，中国人民在1958年一年间做的事还真不少。就国家大型骨干项目而言，在这一年开工建设的有：刘家峡、白山、丹江口水电站、淮北矿区、武钢炼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金堆城钼业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二期工程、保定胶片厂、京密引水工程、北京十大建筑：这一年建成的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洛阳轴承厂、汕头感光胶片厂、上海手表厂、上海自行车三厂、北京清河毛纺厂、杭州丝印厂、安徽淠史杭灌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在1958年以前开始建设或勘探设计筹备，在这一年获得很大进展的有：北京热电厂、平顶山、淮南、徐州矿区、大庆、胜利、新疆油田、四川气田、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鞍钢、首钢、西华山钨矿、四川化工厂、大连化工公司、洛阳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电机厂、江门甘蔗化工厂、西安纺织城、黑龙江垦区，等等。我国在这一年中，试制成功的还有：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第一台四十马力拖拉机、第一部国产轿车、我国当时最大的炼钢平炉、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等等。再看一下逐年的国家统计资料，各行业总产值、各项产品产量、各项社会发展指标，1958年都比1957年有较大或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各个项目的增长率分别为：工农业总产值32．9％，农业总产值5．4％，工业总产值53．9％，职工总人数67．5％，粮食2．5％，棉花20％，油料作物13．?6，原煤1065．1％，原油54．8％，发电量42．5％，钢49．5％，水泥35．6％，木材28．4％，化学纤维1400％，纱49．5％，布27．9％，硫酸17．7％，纯碱27．9％，烧碱38．4％，农用化肥28．5％高等学校在校生49．?％，中等学校在校生65．2％，小学生34．4％，都大大超过历年平均增长幅度。看来，1958年还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大跃进的一年。
被邓小平捧为“我党第一支笔”、被许多人认为“行文周密、无懈可击”的“大理论家”、对于帮助邓小平制定改革开放政策起了巨大作用的胡乔木，曾经这样评价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1957年……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众所周知，1957年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几乎每年都处在运动之中，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文化大革命……，按照胡乔木的说法，这二十来年里，生产始终处在“被破坏”中，如果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期，本文中已经大量列举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高达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从何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1985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一百项建设》一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的具有代表性的"123个骨干工程，仅在1958年一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共十一年中开始建设的、或建成的、或有了重大发展业绩的竟占了72．4％，其中农业、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交通占了84．3％。铁的事实说明，通过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巨大成就是丝毫也站不住脚的。
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确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失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就是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其他时期里，缺点和错误也是存在的，即使在建国前的血与火的斗争中，缺点和错误也会存在的。只是，由于人们动机、立场和观点、方法的不同，认识和处理的方法与结果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革命运动过程中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则是象对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实事求是的准确的调查研究，辩证的科学的加以分析认识，迅速的纠正，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才·对他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混淆真相、颠倒黑白、随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理论牙口实践的伟大创举。广大人民群众运用四大武器，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荡涤了旧文化的，切污泥浊水。但是也发生了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为突出表现的极左思潮，甚至许多大中小规模的武斗，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失控，——些人受到无辜的或者不当的打击和伤害，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当然，这种情况也会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失，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1967年和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时期中，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触及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揭发、批判、斗争，最严重的也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坐监牢的，其中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绝大部分、在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少部分、在工农群众中有个别人。这些人中间的大部分，在文革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或解脱、或甄别、或平反。笔者就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两次无辜打成反革命，无辜受到各种污蔑、诽谤、攻击甚至绑架殴打许多次，仅殴打就曾挨过二十多人的，那种痛苦是一言难尽的：但分别在被打成反革命后的半年和三年得到了平反和昭雪。出现这些混乱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是由于党内的修正主义、历史传统上的剥削阶级反动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和人们认识上的盲目性、局限性造成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不断改头换面延续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并且几乎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发挥作用。这对新的国家政权制度、对共产主义事业是一种表面上好象是无形的而实际上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的破坏力量。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剥削阶级在各个领域里的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你不斗它，它就要斗你， 无法避免的、无法掩盖的。只能建立一个制度，使这种斗争不断向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方面转化。只要 保障人民的四大权利，只要让人民群众讲话，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广大革命人民总会对反革命和各种错 误思想行为，包括各种冤假错案进行揭露批判，恢复真相，弘扬真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通过不断反复的斗争，才能不断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思想觉悟、道德风尚，使整个社会得到改造。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各个时期中，毛泽东和广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群众对于各种错误都 进行了抵制、纠正、斗争。在这种正确和错误的反复较量中，犯错误的人得到改造，所有的人得到锻炼， 整个社会不断得到净化升华。当然，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 哪儿有不付出代价的进步?当然，对这代价和进步要做分析和对比，要把他们放到自身所在的范围内做 权衡。在当时的七亿五千万人口中开展全民性的对资产阶级、对修正主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 念的大揭发、大批判，怎么可能不出现各种错误呢?在其他的时代里出现的“人斗人”的现象和错误比文革中少吗?一点也不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弱势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挨斗受压、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在文革中广大群众对当权者揭发批判过头不实之处是有的，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近期长远、从国际到国内，全面比较衡量，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与它的成就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时期继承的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积蓄的。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九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与十年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得到极大深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空前提高，焕发出豪情满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为无比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 量。譬如，在旧社会，特别在农村地区，一直占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新社会的旧的封建文化传统思想 就是在文革中被扫除的。印度的封建种姓制度一直到现在仍然严重存在，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这就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但是由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发生了伟大的革命性变化，各种社会事业包括经济建设仍然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那些搞腐败、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思想觉悟的人民群众充满了惧怕，所以编织了那么多的花样、转了那么大的迂回圈子的主要原因。
1958年大跃进的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有一点类似。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等巩固国家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以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提出了“三面红旗” (即大跃进、人民公社、鼓足干劲力争—亡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加战略决策。当翻了身做了主人的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内刮起了十分狂烈的“五／a"：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这五股狂风泛滥于1958年的7、8、9、10月份，毛泽东于8、9月份开始发现并进行调查研究，从10月起开始力纠，经过一系列工作和会议，一直到1959年才得到遏制和纠正。至于以后三年经济困难，1958年的“五／a"的影响，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造成的。这时候虽然已经解放了八、少L年，经济发展速度也很高，但是，原来的基础太差了，还打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农业而言，大规模水利建设刚刚开始，机械化、电气化还在计划之中，抗御自然灾害和社会风浪的能力还是很差，总的来说还是靠天吃饭。1959至1961年连续发生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苏联赫鲁晓夫撕毁协议、催还债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发生的严重“五风”以及以后的某些决策失误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浪费、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安排小掌握、不周到，只能是原因之一，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停产：和混乱比大跃进中严重多厂，时间也长多了，为什么没有发生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呢?就是因为经过解放后近二—卜年其中也包括1958年的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建没，已经具备了比五十年代末期坚厚得多的物质基础，有人编造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饿殍遍野”，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污蔑。笔者是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的，生活在较为困难的地区，饱尝了缺吃少穿的困苦，而且一位亲人在1961年1月病故，按照有些人的说法，那是“饿死”的。实际上，笔者这位亲人在旧社会就因饱受旧礼教旧传统之害而患重病，要不是新社会，这位亲人根本不可能再活12年的。在1959年、1960年生活困难时期，虽然出身不是很好，但仍然享受到了生产队里对病弱、营养不良者的一份营养照顾。这一年中，笔者所在的这个有一千来口人的大村，死亡人数11人，基本上都是旧社会贫雇农出身老弱病者。三年中间造成的生活困难，对于贫下中农来说，在旧社会中是常年累月都是这样过的，甚至比这还更苦得多。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三年中承受了最大的困 难，他们在当时的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艰苦奋斗、辛勤劳动，迅速克服了困难，创建了建设社会主义更辉煌的业绩。那些以三年困难时期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人，并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而是站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立场上，倒打一耙，把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影响反扣在共产党的身上，在这种歪曲蒙混欺骗宣传下，旧社会的罪恶看不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看不到了，好象在这以前的旧中国时代人民的生活要比这时候幸福似的，一控诉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浩劫”、“黑暗”、“专制”、“法西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现在有很多资料证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表现并不光彩。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和同在第一线的刘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组把数以万计的普通学生、教师打成反革命，更多的人受到迫害，挑动群众斗群众，重演“四清”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故伎，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乱和分裂的重要原因。大跃进中，他和“五风”的源头刘少奇在中央领导第一线，直接主管宣传部门，对煽动狂吹“五风”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邓小平无视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抓住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某些属于支流的、而且有些要由他负直接责任的问题，统统诬为“极左”，强加于毛泽东身上而彻底否定，进而彻底否定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否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发展，这不仅没有丝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也不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应有的行为，就连社会上一般称道的正派人也不如的。
苏联的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受到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批判，变得臭不可闻。邓小平不敢如法炮制，就小心翼翼地、转弯抹角地“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抛出“发展缓慢停滞论”，目的也是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改革开放”制造根据，这在实质上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什么两样，又演绎了一场现代的“指鹿为马”丑剧，只是手段更恶劣，后果更严重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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