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之所以大部分遭查处的贪腐官员不能移送法办与党内和政府内的权力网有关，被移送法办的官员通常是没能得到权力网庇护或者被边缘化的人。他说：“犯了错误，甚至违法犯罪了，因为有权力网罩着，很多领导干部也可以免于刑事追究。这种情况在中国太多了。我也曾经有过计算。在中国，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不到的贪官被查处。就是贪官的查处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一。”胡星斗表示，中纪委在查办腐败案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有很多功劳，但是它查处腐败官员的力度远远跟不上腐败案件滋生的速度。
胡星斗根据自己平日了解的情况指出，有些级别较低的科级干部以及有些富裕地方的村干部的犯罪金额也很惊人，由于有上级政府里有高级别官员保护，依然得以逍遥法外。而有些市一级腐败官员，在省里或中央有保护伞，即使有再多检举信，也没有受到查处，或者只用党纪政纪处分从轻发落。这位关注中国反腐倡廉进展的学者指出，要从根本解决中国日益恶化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不能光靠中纪委这样的党内机构，需要从制度上入手，加强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并且要制定和实施阳光法，在法律上确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将领导干部的财产摊在阳光下由国民监督。
香港《脸谱》杂志近日有报导称，大陆的贪官们对反腐往往都有一套应对办法，他们成功外逃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其中之一是与黑社会相勾结，黑帮为他们提供一条龙服务，收费则相当高昂。
《脸谱》杂志2012年10月号第9期刊文称，中共的贪官是官场中的“人精”，混迹官场多年，关系密集，人脉极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先把子女以经商、留学等名义送出国门，在入籍或获取绿卡之后，里应外合将资产转移。他们多以“中资企业海外投资”、“购买设备”等隐蔽手法瞒天过海，最后自己“裸奔”。
1、借因公出国考察的机会外逃。官员以考察的名义出国，再以各种理由拒绝回国。文章举例说，原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曾18次利用公务身份前往加拿大考察，实际上，高山是给自己外逃探路。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总经理蒋基芳等官员均以出国考察、旅游等手段出逃海外。
2、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及偷渡等方式出逃。随着中国民众前往南亚、东南亚国家商贸、旅游往来的增多，出入境极为方便，这为一些贪官出逃提供了便利条件。
3、使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杨秀珠携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全系伪造。
4、与黑社会相勾结出逃。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有专为贪官们提供一条龙服务的华人公司，他们利用当地法律的漏洞，和该国的律师进行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取得合法身份的全套服务，收费相当高昂。
2011年底，多个外媒都相继报导中国资金外流严重，出现了富人、高官携款外逃的现象。2011年6月13日，大陆央行的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1.8万人，卷走款项达8千亿元人民币。2010年中共“两会”上，人大代表、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哲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就意味着每个省平均有近4万个裸官，全中国2,000多个市县平均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目前，自薄熙来倒台后引发的政局动荡，令官员与富商们深具危机感，时有媒体曝出贪官外逃的现象，如：辽宁丹东凤城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2亿多元于4月底离境，辗转跑至美国；台媒报导，大量的中国大陆官员秘密资金正持续安静地向台湾转移。一位独立经济学家表示，贪官分布世界各地，输出真金白银，只剩钢筋水泥。民众表示，面对大量贪官、富豪外逃，中国只剩下欠一屁股债的地方政府和民愤高涨的平民百姓。而微博已经成为贪官污吏你死我活的对手。
2012年10月10日，中国互联网最火爆的新闻，莫过于广州坐拥21套房产的官员被停职调查一事。这是自9月21日，“大表哥”杨达才被撤销陕西省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之后又一“廉政措施”。网民提供的广州市房管部门制作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显示，广州市番禺区综合执法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共有21套房产，其中18套位于广州番禺区，3套位于南沙区，面积最大的位于番禺区沙湾镇龙岐村西环路东侧(A2厂房)，达3405.3平方米，21套房产总面积7203.33平方米。
2012年8月26日凌晨，陕西延安境内发生重大车祸致36人死，2人重伤，而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事故现场开心嘻笑的照片又引轩然大波，民众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从这位官员身上“搜”出了各种名表。2012年09月21日，陕西省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但相比“大表哥”，坐拥几十套房产更加“触目惊心”容易“露福”。所以，如何保住官位、保住财产将成为“贪官”最大的心事。
早在2005年，就有“先知先觉”之人曾经坦言：国内楼市上涨的重要因素，在于贪官污吏疯狂购买房产。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微博时代，乾坤倒转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贪官污吏在互联网上中枪倒下。伴随着贪腐的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以及势如破竹、烽火燎原，悄然间，贪官外逃，已然成了气候，成了大气候。以往纸里包火，一切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火焰熊熊无从遮掩之际，这个问题方浮出水面。贪官们把若干年来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国人财富席卷一空，遁形而去，从权倾一方的省委书记，到权力底层的科长、股长，吃饱了就跑，贪足了就逃，无一例外。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以及“贪官子女村”。人赃都在，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是西方的热炕头，活得无比舒坦；此情此景，无疑足以令人类社会既存的任何一种、任何一个行政机构、组织无地自容。
今年4月，凤城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两个亿出逃以及近日风传的有关大贪官或贪官手下美女出逃。这是最新的案例，一个已然成功，一个是风闻中的存在以及风闻中的失败。看来，贪官外逃的难度系数加大了。当此关口，外逃成功，无疑成为贪官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这就需要外逃贪官苦练基本功，做足功课，掌握外逃的基本方略及技能、技巧。简单归纳，如是者四——
第一，你要做好铺垫，和身边的人搞好关系，起码你要让大家思维和行动都比较迟钝、迟缓，你自己行动则要果决、迅速。要确保在你出逃的一定时期内，大家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给你的安全出逃备足充分的时间。等大家或做戏穿帮或果真如梦方醒之际，插翅也追不上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比如原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就是在纪检部门找其谈话的当口，谎称回家拿笔记本核实而脱逃的。回家后，周金伙立即给福建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提前退休：自己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一直被党组织怀疑，很寒心，故申请提前退休。两天后，福建省委领导看到了周金伙的这封信，当即通知让他到省委来面谈，但这个时候，周金伙已经在享受国外的蓝天白云了。再比如，原中共河南省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在得知自己的贪腐行径暴露后，趁参加一个追悼会的机会去往北京，从此一去不返。他在人间蒸发3个月之后，河南省高检才以“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对其失踪一事，安阳市主要领导有一句经典回应：“他去看病了”。这样看来，身为贪官要知晓自己的处境——并不是你一个人贪，并不是你一个人想出逃。既然你必须出逃了，他人心里当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会兔死狐悲、惺惺相惜，当然会以各种方式帮助你。
第二，念头既有，你就要早做准备，未雨绸缪，天阴带把伞，肯定不是坏事。若屎到屁股门再拉，多半会拉在裤裆里，弄得一辈子奇臭无比，一命呜呼了事。既然决定了，就要迅雷不及掩耳，就要神不知鬼不觉，就要欲擒故纵、声东击西。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当属原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的出逃。自2006年开始，李华波在5年时间里，伙同他人，逃避层层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私盖伪造公章、提供虚假对帐单，将县财政局9400万元资金陆续转至预先注册的公司帐户上。李在逃离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准备。他先卖掉房子、回拢资金。在这之前，他还向朋友借了巨额债务。李华波成功出逃后，他给鄱阳县财政局党委副书记程四喜打电话说：“我已经逃到了加拿大，这几年，我贪污了很多公款”。这份洒脱，不写入人类洒脱史，真是说不过去。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卢万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卢万里在贵新、贵毕公路建设中，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其女婿、广东申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邵俊，签订安全防撞设施合同，套取国家巨额国债专项资金。事发后，2001年8月，邵俊在白云机场准备出境时被抓获。翌年1月，卢万里化名“张唯良”从广东出境，出逃斐济共和国。但当年4月16日，卢万里被押解回国，之后被执行死刑。一个被枪毙，一颗枪子崩烂了一颗贪腐的头颅；一个则成功脱逃，之后竟然还有余裕给曾经的上级领导打电话报喜，气死人不偿命。
贪官的命运，差距咋就这么大？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就是差距所在。
第三，你一定要善于运用专业知识以及高科技手段。要不懂就学，不懂就问。没有知识、不运用高科技手段出逃，就等于是草寇起兵、文盲出逃，出逃的成功率当然不会很高。在这方面，四川移动资料部总经理李向东，做出了顶呱呱的榜样。在国家审计署进驻四川移动集团后，李被约见谈话。这小子反应奇快、游击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第一次纪委找李向东聊天，要身份证，李称回家去取。出门后，他立即安排手下为其购买机票。同时，他将手机交给一个沿街游荡揽活的人，称要出差，外地漫游太贵，给了3000元酬金，让其帮忙保管，并嘱其不要关机，也不咬接听。这个人满城跑着揽活，监控者以为李尚在城中，三天后方知上当！后得知，纪委找李向东的第二天，李给秘书留下掩盖行踪的简讯后，就已然离境了啊！当下，整容、易容很风行，如大片中的间谍一样戴个面皮出来蒙世，成功的概率可能也比较高。护照上是个面皮，走到安检口也是个面皮，一模一样，偷天换日。
第四，关于出逃的去向以及归属，也很有讲究、很有学问。对于那些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出逃人员，首选一般为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俄罗斯。但这些国家风险较大，源于与中国有合作打击犯罪的协议。以往聪明的贪官，都是把这些国家作为跳板的。对于那些一时半会弄不到去西方国家签证的出逃官员，只有一个选择，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等小国。当然，这也是个跳板。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当属犯案数额大、身份高的官员的首选，这个概不赘述。
官员们出逃成功后，一般会人间蒸发、彻底消失，后半生只能过隐居生活。对于那些曾经叱吒官场、在政坛呼风唤雨、游刃有余的官员们来说，平素颐指气使、趾高气昂惯了，前呼后拥、被簇拥、被恭维惯了，发号施令、作指示、享受掌声惯了，让他们过索然寡味的隐居生活，大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时候怎么办？找组织！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贪官们及其子女活动、生活、社交的街道、村落。这些是明面上的，暗地里，官员们一定还会尊奉以往的爵位高低，井然有序、上下有别地进行他们的生活的，包括组织生活。估计原云南省委书记、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高严，应该是最高级别的外逃贪官组织的大领导。贪官个人孤掌难鸣、力道有限，找到组织，找到高严，这颗忐忑不安的心才能落定，才能最终踏实下来。
无疑，以高严为首的、流落境外的贪官人员、贪官组织、贪官党，也存在着一朝变天，被一网打尽、倾巢覆灭的可能。……
其实，大陆的法律存在很多矛盾，比如这些贪官，才是真正颠覆这个体制、政权和整个国家的罪人，法律却从不将之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相反却不断地将一些穷困潦倒的屁民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虽然，屁民们分不清这个罪名到底是指颠覆国家还是颠覆政权，抑或是连国家带政权一起颠覆。
凡被指颠覆者，大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甚至是穷困潦倒的草民。首先，以他们的经济实力，买一两只自动步枪就会使其倾家荡产，而向陈平福之流的乞丐，恐怕连买一把手枪的能力也没有！反观大陆的贪官，不管是已经下岗的还是在岗的，虽然他们大肆侵吞国家财产，虽然他们花大笔纳税人的银子用于制备“百女阴毛笔”或进行私处整容之类的勾当，虽然他们制造大量豆腐渣工程以感动中国，但从来也没有一个因为其恶行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如果说这个国家有朝一日真的被什么人所颠覆了，那毫无疑问，一定是十羊九牧的贪官折腾的结果。试想，一个贪官动辄就是百万千万上亿甚至数十亿的捞取；试想，一个本来就没有什么科技创新和技术含量的国家靠世界加工厂才挣得的血汗钱被多少贪官通过早已潜伏海外的子女甚至二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自己的敌对国；试想，一个为了向上爬而不断制造狗屎一堆的形象工程……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这个“国家政权”不被颠覆才怪！想当年，陈希同、王宝森等贪官，虽然他们大肆贪污腐败，但对于“国家政权”却是表现得忠心耿耿，不但贪污盗窃之余谆谆教导我们要如何如何爱国，还以实际行动誓死捍卫来着。之后的陈良宇，再之后的刘志军等等，他们无一不是爱国口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主。所以，绝大多数贪官客观上实施颠覆活动，但表面却极力维护现行体制。
据说，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而“颠覆”的罪行也几乎有着同样悠久的传统。古代帝王特别是暴君，凡是对待不同意见，无不以“颠覆”的罪名加以迫害或诛杀。试举纣王对待“颠覆罪”的酷刑：(1)炮烙之刑：一般认为“炮烙”之“烙”当为“格”之讹传，这是商纣发明的一种酷刑，即在铜柱上涂油，下加火烧热，令罪犯在铜柱上行走，最终因酷热难耐而坠入炭火中烧死；(2)醢：本案中九侯所受之刑，即把人杀死后，再把其尸体放入一个类似舂米用的巨大的舂子里捣成肉酱；(3)脯：本案中鄂侯所受之刑，即把人杀死后，把其尸体晒成肉干；(4)剖心：比干所受的刑罚，就是将活人的心挖出来。这些都是极其残忍的刑罚。除此之外，见诸史料的还有断手、罚丝、劓殄等。《韩非子．内储说上》就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劓殄，即后世之族刑，见之于《尚书．盘庚》的记载中。而在商代甲骨文中，还可见到与墨刑、劓、刖、宫、大辟等相关的记载，它们说明，商代已经有了后世称之为“五刑”的滥觞。
再看看秦始皇时代对待“颠覆罪”的酷刑: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到秦始皇时，更一味“专任狱吏”，把严刑峻法推至颠峰。《汉书．刑法志》有载：“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其酷刑之名目，诸如谪戍、籍没、黥为城旦、连坐、腰斩、车裂、枭首、戮、坑、磔、抽胁、镬烹、具五刑(黥劓，斩足，笞杀，枭首，弃市)、族、夷三族(父母，兄弟，妻子)等等，不一而足。而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专门针对的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的。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也是有着过度“颠覆罪”教训的。1957年反右，许多单位按5%指标划分右派，有多少只是说了句无关痛痒的牢骚话就被打成右派而饱受凌辱甚至折磨致死；到了文革时期那更是“反对即反动”的疯狂岁月；正如叶剑英所指出的那样：文革整死2000万,批斗一亿人。比如张志新，就因为质疑江青就被以“颠覆罪”割喉枪毙掉了！善良的人们总是以为，文革之后就再不会有文革，殊不知“空前”之后并不能保证一定就会“绝后”，文字狱的一再重复，正说明这个社会在向文革的深渊探足。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大不幸，而黄钟们成为正义的化身，则更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在官员普遍腐败的情形下，谁能保证，不是那些正在以腐败的实际行动颠覆国家的人却正在对忧国忧民的耿介之士下达“颠覆罪”的判决书？！
套用毛泽东名言就是：贪官，只有贪官，才是“颠覆”这个国家的真正动力。
( 作者阳光。转自阳光的博客 )
（责任编辑：新愚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