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不平衡

当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不平衡

马卡

高考恢复已经有3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至今还有人念念不忘高考对其人生的重要意义：比如跳出农门，光宗耀祖等等。作为一种人为的精英门槛，高等教育似乎是具有改变个人命运的奇迹效果。

对于这些认为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来说，社会上最公平的竞争恐怕就是高考本身了。所以尽管有大量对于应试教育的批判，还是有大量的人为其辩护，认为高考和高等教育目前的发展是好的，是对的，给了出身穷苦的人一条爬上去的可能道路，所谓“增加社会流动性”。

但是一旦睁眼看现实，我们就能发现情况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上大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对于高等教育的失望和不满却一天比一天多。对于那些毕业就失业的人来说，“教育改变命运”只能是个笑话。也许找工作难并不是高等教育本身的直接后果，而是更多的来自于市场经济压低就业率，压榨劳动力的特点。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观察到两个相互关联的高等教育的问题。

一方面，社会上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生能够以较低的分数进入当地的大学感到极为愤慨，有些有钱有关系的家庭干脆让自己的孩子去当高考移民。

另一方面，普通的大学文凭越来越不值钱，而进入所谓那几个精英学校的门槛越来越高，尤其是对于工薪阶层的家庭来说。

很显然，这两个现象意味着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目前有两个突出的不平衡。一个是地区分布的不平衡，再一个是阶级分布的不平衡。那么这两个不平衡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第一，地区教育的不平衡，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来经济畸形发展的一个后果。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解放前就有一定的发展，那个时候高等教育主要就在几个大城市以及通商口岸，广大的内地长期没有发展出高等教育来。除了在抗日时期，几所大学跑到内地，以及毛主席领导的边区设立的一批学府之外，整个的发展是畸形的，有强烈的殖民地性质。

在解放以后，随着对不合理的工业布局的调整，对原有院系的调整，大量的资源，人力都被有计划的分配到全国各地，力图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全面发展。在毛主席搞三线建设，搞社会主义大发展这个背景下，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为合理的发展，各个地方院校蓬勃发展起来，这个时候各个地方都产生了一批出色的科研教育单位，而且各有特色，就算是现在最出名的北大清华，在那个时候也绝对算不上有任何压倒性的优势。不管内陆的学生去不去北京，上海读书，都能受到很好的培养，同时毕业后服务于当地的发展，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个时期给一直到现在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

但是这个局面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却出现了一个逆转。市场经济天生就不可能平衡发展，必然会强化北京，上海等地的优势，而让内地相对的贫困化。丢掉了全国平衡发展的局面之后，所有教育资源也都自觉不自觉的往经济最发达的地方集中，地方院校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出现了衰落，留不住人才，也拿不到足够的资助。随着中央有意识的选择了一些大学进行重点扶持（比如所谓985，211），这种大学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北大清华到了这个时候显得特别的耀眼，而这种局面也特别的畸形。

这就给很多人批评北京，上海的学生上好大学容易埋下了基础。实际上，所有的大学都会给本地的学生一定优惠，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一旦大家发现好学校全部都聚集在几个大城市，那么这种本来很正常的对本地学生的照顾就变成了一个问题的表现。

所以，高考移民问题，对各地录取标准不一样的问题，都要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看，才能有一个全面的历史的认识。一个是，在市场改革打击下，好大学的绝对数量减少了，过去好的学校现在有的被兼并了，有的没落了，第二个，现在的好学校都集中在几个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全国来看集中到沿海，各省集中到省会。所以，经济的畸形发展，教育资源的畸形分布，才是高等教育地区分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不解决这个过去几十年发展模式的实质问题，而想要靠改变分数线，改变所谓户口制度这些名义上的东西，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都是没有多少希望的。

第二个方面，就算是在现在所谓的精英学校里面，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少了。

梁晨，李中清等人的研究明确指出，在1949年前，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是由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所垄断的，是标准的贵族教育。而解放以后，却培养了一大批工农出身的大学生。梁晨等高度赞扬毛时期的教育改革是一场“无声的革命”。梁晨等的研究表明北京大学在近几十年工农子弟的比例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但也指出，在整个80年代，北大的工人子女比例都在下滑。

社科院的李春玲也在其研究中指出：“如果说，1949-1978 年期间，教育机会分配是向着日趋大众化和平等化的方向发展，教育成为缩小阶级差异及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重要工具，那么，1978 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教育机会分配则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教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重要工具。”

同时，据人民日报上的相关报道，南开，中国农业大学等一批学校在这几年都出现了明显的农村学生比例下降。尽管这里面没有包括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情况，但是事实应该不会跟我们的常识离的太远。

所以，市场改革以来，我们国家越来越接近于这么一种高等教育体系：一小部分人能够进入所谓好大学，以后能够有比较好的出路；绝大部分人都进所谓一般大学，在社会上艰难生存。而且，进好大学的人，越来越出自社会的中上层，而进一般大学的，则越来越多的出自中下层。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就被高等教育精巧的不断再生产出来。

总的说来，在经济不健康，发展不平衡的社会里，教育可能改变一个两个人的生活，但是不可能改变绝大多数人以及民族的命运。我们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严重的不平衡，就是整个社会发展模式严重失衡的体现。要解决人民心中的教育问题，还是必须老老实实的从毛时代的伟大成就中学习经验，从社会经济问题上入手来改变局面。

进一步阅读：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１９４０—２００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梁　晨　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_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_1952_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