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人民的春天和资本主义的秋天

美国的策略：巴基斯坦模式

1967—2011年，主宰中东舞台的三大力量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它们是非常亲密的盟友，都不愿意看到一个民主埃及的崛起，因为一个民主的埃及必定反对帝国主义，拒绝自由主义全球化，降低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地位，重振阿拉伯人民的团结，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

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战略的绊脚石。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埃及的民主运动流产。为此，它们愿意看到由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伊斯兰政权”的出现，这是永久控制埃及的唯一方法。

为了让兄弟会政府合法，大家一直谈论土耳其模式。但这仍是障眼法。因为位居幕后的土耳其军队虽然并不民主，还是北约的忠实盟友，却可以有效保证国家的“世俗化”。华盛顿方面公开宣布的计划来源于巴基斯坦模式：（“伊斯兰”）军队位居幕后，（“文职”）政府由一个或多个“选举出来的”伊斯兰政党负责。很明显，这种设想下的“伊斯兰”政府不会反对自由主义，不会推翻有利于以色列领土扩张的所谓《和平条约》，只会致力于实现“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并继续残杀科普特基督徒！沙特阿拉伯自然会千方百计（从财力上）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它想拥有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霸权，就必须把埃及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这种伊斯兰化模式是否可行？也许吧，但代价将是惨痛的暴力冲突。争论集中在旧政权宪法第二条：伊斯兰教法是国家立法的来源。这是埃及政治史上的新事物：无论是1923年宪法还是纳赛尔宪法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是萨达特在美国（“尊重传统”）、沙特阿拉伯（“《可兰经》取代宪法”）和以色列（“以色列国是犹太国”）的三重支持下把这一条款加进了他的新宪法。

穆斯林兄弟会希望建立神权政治（它对萨达特/穆巴拉克宪法第二条的拥护可以证明这一点），最近又提议设立“伊斯兰学者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符。那时，唯一的宗教政党把持政权，所有要求世俗化的政党变成“非法”，非穆斯林信徒（如科普特基督徒）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如此，美国和欧洲还煞有其事地郑重对待兄弟会最近“放弃”神权政治的声明——

一个机会主义的欺骗性声明（根本没有修改纲领！）。难道中情局专家不懂阿拉伯文吗？结论很明显：美国希望建立兄弟会政权而非民主派政权，因为前者可以保证埃及依然留在美国怀中，而后者很可能质疑埃及的从属地位。新近成立的“自由正义党”只是兄弟会的工具。兄弟会还转守为攻，成立了“工会”、“农民组织”和各种名目的“政党”，唯一目的就是分化工人、农民和民主人士正在构建的统一阵线，为反革命阵营服务。

埃及民主运动能在将来的新宪法中废除这一条款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头审视一下现代埃及史中出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争论。

我们发现，斗争高涨时期，公开表达的观点层出不穷，“宗教”问题退居二线。19世纪从阿里到伊斯梅尔的三分之二个世纪便是如此：“现代化”问题占据了历史舞台。1920—1970年同样如此：冲突主要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纳赛尔主义废除了这场争论，代之以民众主义的、泛阿拉伯的、现代化的思潮。这一制度的矛盾为政治伊斯兰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反，斗争低潮时，言论多样性消失，伊斯兰复古主义在政权授意下把持了话语权。1880—

1920年，英国通过流放埃及现代主义思想家和行动家构建起这种复古态势。受其影响，里达在该时期末写出了极其反动的文章，班纳加以利用，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1970—2010年同样如此。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权的官方言论实际上也是伊斯兰主义的，证明就是“伊斯兰教法”被写入宪法，穆斯林兄弟会被授予实权。我们不能低估这一时期去政治化的危害。

目前埃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所面临挑战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伊斯兰）内涵。积极的现象是：几周自由讨论之后，“伊斯兰教解决问题”的口号就在所有游行中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有关社会变革的具体要求（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成立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拥有工作权、土地权、教育权，抛弃私有化、实行国有化……）。但对手同样知道对“民主危险”组织反击：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挑选的伊斯兰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对宪法做了无关痛痒的修改，然后匆匆忙忙在4月的全民公投中批准通过，但这些修改根本没有涉及第二条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预计2011年9月/10月举行。民主运动还在努力争取更长时间的“民主过渡”，以便自己的主张可以真正为不知所措的普通民众所知道。但奥巴马在暴动第一时间就作出选择：过渡简短有序（即不动摇国家机器），举行选举（让伊斯兰主义者获得期望的胜利）。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别处，“选举”往往不是奠定民主的最好方式，却是终结民主进步活力的最好方式。

最后一点关于“腐败”。“过渡政府”强调会揭露腐败，威胁对相关人士提起诉讼。这一言论自然广受好评，尤其是很大一部分天真的民众。但只要分析一下深层次原因就会明白：“腐败”是资产阶级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有机成分。这不是埃及的特殊情况，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国家政权相勾结是买办资产阶级崛起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