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
作者：王道勇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230
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对社会身份、社会环境、社会预期缺乏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感，因此中国可能正处在全民焦虑的时代。但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其焦虑的范围、对象和程度却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群体性焦虑。
如果从焦虑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尤其需要关注，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 是新生代农民工身兼流动性和弱势性这两大风险性因素。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有8500万，占全国农民工六成，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大多流 动进城生活工作，是城市中最弱势的群体，社会地位可能还不如城镇“低保”户。“流动”意味着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变化状态；而“弱势”则意味着底层生活和 进行抗争的风险。如此庞大规模的青年人口处于这种流动的、弱势的状态，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风险都是难以估量的。2011年在广东增城、2012年在 广东中山先后发生了本地人与外来农民工大规模对峙事件，青年农民工就是事件的主要参与人群之一。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焦虑具有全面 性和累积性。100多年前，社会学家齐美尔就发现柏林市民的焦虑问题；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说过：“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 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说，焦虑并不可怕，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在发达国家也很常见。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群体焦虑 对象应当各有侧重，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几乎所有方面都在焦虑：作为一个青年群体，会因为买房、社交、结婚甚至交通拥堵而有生活焦虑；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会 因为职业选择迷茫、职业梦想难以实现而有工作焦虑；作为一个边缘性群体，会因为社会保障缺失、诉求难以表达等而有安全焦虑；作为一个追梦群体，会因为精神 需求难以满足、前途方向不明而会有发展焦虑。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焦虑是全面的，摆脱焦虑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社会焦虑也就具有了很强的累积性，甚至有可 能进行代际传递。
三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的制度安排和个体经验严重不足。这一方面根源于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 间段正是中国改革最为频繁、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提升群体安全感的制度安排有的缺位，有的形同虚设，群体心理的疏导机制更是极少有人关注；另一方面也跟个 人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三门”群体，即从家门到校门再直接到厂门，涉世不深，社会阅历不足，遇到挫折后就可能反应激烈。譬如，2010年 深圳富士康公司13名年轻员工自杀，最小的17岁，最大的也才28岁，让我们在为强势资本愤怒的同时，也不禁为逝去的年轻人扼腕叹息。
正是因为以上三点原因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极有可能演化为群体性愤怒，这也是我们最为担忧的风险爆发状态。
作 为一种心理情绪，焦虑是对现存状态的一种认知，而认知要转变为、表现为现实的行为，中间必须经过态度这个过渡环节，即“认知─态度─行动”三者环环相扣， 共同把一种心理状态转化为社会行动。从理论上讲，群体性焦虑并不会对社会的安全稳定构成直接的威胁，它只是一种风险性因素；关键在于这种群体性焦虑能否形 成一种倾向，即形成一种意欲采取特定行动的社会态度。新生代农民工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在该群体中形成一 种普遍性的愤怒，即群体性愤怒。群体性愤怒是处于群体性焦虑和群体性行动之间的社会态度，它让群体性焦虑这个内隐的心理状态外显化，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 态。群体性愤怒的不断累积，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张力，最终会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
群体性愤怒的表达问题值得关注，这一点从最近几 年西亚、北非等地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和西欧北美等地出现的底层抗争运动中已经得到佐证，这些地区的年轻人从焦虑走向愤怒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力非常惊人。 2005年、2007年和2010年的巴黎郊区大骚乱，2011年以来发生的伦敦“86”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民众示威运 动，则是发达国家青年的焦虑情绪转变为社会性愤怒后的集中宣泄。
尽管社会焦虑是现代性的伴生物，无法一劳永逸地消除，但是从维护社会稳定 角度来看，仍然需要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防止群体性焦虑转变为群体性愤怒。第一，要减少新生代农民工所承担的社会风险。马丁?路 德?金曾说过：“最危险的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与这个社会没有利害关系，感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一无所有。如果认为自己与社会有利害关系，人们就会保护它；如果 没有，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希望摧毁它。”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所承担的改革风险，可以有效地从源头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譬如，让青年人都有业可就，并且逐步 实现体面就业，会让青年人在焦虑现状的同时，对未来也充满期待。第二，要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当前关键是要将在城市里长期稳定居住生活的新 生代农民工纳入国家和流入地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地要将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纳入当地的公共资源分配预算之中，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 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第三，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如，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群众喜闻 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再如，加强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帮助青年建立积极的焦虑防卫机制，让青年正确认识和对待焦 虑，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消除或缓解各种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