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虚构资本、缩小的社会再生产与中国

当今的虚构资本、缩小的社会再生产、与中国[1]

洛仁·戈尔德纳 著

何师师 译、曹浩瀚 校

“资本是运动着的矛盾。它一边强制性地将劳动时间降到最低，一边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衡量标准和源泉。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

        这一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话，点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并简洁的描述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状况： 和1914年时一样，为了作为资本而继续存在，资本再次要求对所有现存价值进行贬值，不管这对人类以及生产资料造成多大的毁灭。

       实际上,这个情况大约从1970到1973年间起就已经存在了。通过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债务——虚拟资本——堆积，并通过一系列 “反趋势”来一边支持这种债务一边缩小社会再生产，全球资本已经推迟了自己的“审判日”，即全面的通货紧缩。

在审视1970/1973年以来40年间发生的具体事件之前，我们先简述一下期间发生的主要转变。在当时，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系统才刚崩溃。世界积累清楚的分成三个区域：1）先进的资本主义（经合组织）国家（美国-欧洲-日本），2）“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经济互助会）3）除中国以外的“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都深深限于西方银行的债务之中，并且在70年代期间变得对其更为依赖。美国和西欧的工人阶级都处于二战后最大的罢工浪潮中。由如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等国所提倡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亚非拉非殖民化的一个变种，在当时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随着70年代中期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邵共和国的葡萄牙殖民地以及“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亲苏政权的独立，这种民族主义达到顶峰；在1976年的索韦托暴动中，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以及后来的1979年）石油危机中的崛起也响应了第三世界的新兴独立，不论多数欧佩克成员国实际上和美国以及美国经济市场有多大的联系和牵扯[3]。

在联合国，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猛烈地抨击西方的经济支配地位。在法国、西班牙以及意大利，“欧洲共产主义”似乎也正处于发展中。受到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渴望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区域大国。当时西方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没有听说过什叶派或者逊尼派；几乎没有人将还处于工业发展初期阶段的亚洲地区“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当回事。中国在当时主要还是独裁政治，且还在遭受“文化大革命”最后的痉挛性剧痛，在世界经济中只是一“无关紧要的数量”。到70年代后期，法国和德国就已经在尝试成立单一的欧洲货币来停止美元波动所带来的冲击，而在当时这种行动还处于第一阶段。南美的南锥地区（阿根廷-智利-巴西-乌拉圭）也处于由美国支持的残酷军事独裁政权之下。

40年后，同时也是在进入“新自由”时代的35年后，我们首先目睹了美国（相对的）衰落。欧盟一直被视作为美国霸权的制衡力量，然而它现在面临着其单一货币垮台以及 随之而来的整个欧盟 彻底解体的危机。在美国（即便没有欧洲那么显著），罢工潮在衰退，直到最近的几乎消失[4]。苏维埃集团崩溃，到今天为止 还只有波兰和捷克重新取得了并不是很牢固的立足点。随着“四小龙”[5]的完全崛起，以及当前由“社会主义”越南[6]带头的“雁行”其后的雄心勃勃小龙的出现，第三世界也已经支离破碎。在大部分阿拉伯世界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取代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人口较少，他们自己构成了一个等级， 但是他们大量引进的南亚劳动力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地区性定时炸弹。自从1980年以来，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包括非洲[7]和拉美的部分国家人口）就陷入了经济停滞状态。

          而与此同时，中国则完全与新自由全球改革同步。和其他很多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相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实际上，正如我们将指出的，中国还是新自由全球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详细分析为保持虚拟价值而实行的世界范围的紧缩政策的“平衡表”后后，我们将回头讨论这一事实对于世界革命的实际含义。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失败和重组的时期；在下文中，我们在总结这个时期的“经济”趋势的同时整合进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这可能多少有点主观） ，最后以一个世界战略展望结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资本就曾经开启过相对长时间的资本贬值时期。当时仅仅只是纸币价值暴跌、弱小资本破产、全面通货紧缩、工人阶级长期失业造成时薪工资下跌等等等都不再能实现必要的资本贬值了，而这些在在整个19世纪一直都是很有效的资本贬值途径。

资本需要通过消灭足够的自身“价值”来重新进行生产，以期取得足够的利润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劳动力、工人以及资本设备遭到毁灭，这些正好属于资本消灭“价值”这一过程的一部分。1914年到1945年间的两场世界大战、20年代短暂的重建运动[8]、30年代的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也都属于这个过程中的部分，而且为1945年到1970/73年的战后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 和所有之前的轻度经济衰退一样（马克思研究过的从1817年到1866年间每十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以及从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紧缩”），资本贬值[9]这一世界性过程将生产和再生产整体移入到一种新的“价值标准”体系或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一种“价值革命”中。资本主义的每一繁荣和衰落阶段（用行话来说是从“高峰到低谷”）都会形成一种建立在此类新标准上的变体，一种从“苹果到橘子”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之前以及之后阶段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不成比例。在19世纪中期新交通模式如运河，铁路以及蒸汽轮船的群聚就是这样的一种变体；在20年代到40年代新的电子器件，化学品以及自动化技术的是另外一种，离当下更近的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通讯以及商品运输（海路和空陆）上的革命.

到60年代末，战后经济的繁荣已经将世界资本带入到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不再能够作为商品交换的系统“价值标准”或最低标准。资本和1914年一样但是更为广泛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毁坏是资本贬值和潜在的重新估值运动的必要部分。

随着每个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资本主义周期达到高峰，都会产生虚拟资本。这种虚拟资本由对剩余价值的纸面索取权（paper claims）构成，后者并不对应于任何来自直接生产过程的实际剩余价值，也不对应任何从原始积累中掠夺来的实际资源。撇开在过去20年间猖獗的投机活动不谈，虚拟资本的最初来源是在生产领域自身中产生的贬值的固定资本[10]。资本的这种贬值是由资本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经常性提高。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并不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前两卷中说到的那样是“自我规定的价值”，而毋宁说是对财富的纸面权利，是《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股票（利润）、债券（利息）以及对地租的不同形式的索取权等等

这些是对未来的现金流的索取权，其“价值”并非由“价格/价值”（转型这一）难题直接决定——读者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资本论》第三卷第一部分的这个问题上了，而是由这一现金流在一般可获得的利润率条件下的资本化决定[11]。虚拟资本——它相对于可用来兑现其价值的实际剩余价值来说是虚拟的——犹如炽热的空气在不断膨胀，并不时地从中央银行的反紧缩行动和各种各样的“反趋势”[12]调节措施中获得动力。这团热气也像任何其他资本一样在不断循环，直到它再也不能根据经典的M-C-M’运动兑现其价值为止，而正是这一运动给出了资本的定义[13].。随后的崩溃使这些对财富的索取权大大缩水，使它们与现实的潜在利润率相一致，甚至在新的扩张阶段会低于这一利润率。这就是我们自2008年以来所处的阶段。但是2008年所发生的只是如上指出的长期债务堆积过程的最新的急剧发展阶段，而这种债务堆积过程则掩盖了自从19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缩小的社会再生产的延长——相对于资本主义从萧条中恢复起来的1945-1970/73这一扩张时期来说。

让我们更加仔细的来审视这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对财富的虚拟权利达到了它们在2007年至2008年间的规模而且在经济崩溃五年之后，这些对财富的虚拟索取权仍然存在。 当代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在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证券化金融、世界范围内股票市场以及私人和商业地产价值、“信用违约互换”“抵押贷款债务”, 金融-房地产以及保险业的“资产通胀”等活动中认出这些权利（title），更别说在这些美国政府的债务在四年之内从十万亿美元增长到了15万亿，以及最近在欧洲日本和中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债权的相应增长。在这些纸面索取权的重压之下，我们在希腊、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街头，以及从当前全世界2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为50%上可以最直观地看到缩小的社会再生产。

几乎没有人到今天还记得在1969年到1979年间[14]的美国公司清偿危机和紧随1968[15]年三月“美元危机”后同一年间美国股票市场35%的跌幅，以及最后美国经济的急剧衰退。这些事件大概都可以看成是二战后经济繁荣发展到末期的信号。尽管有时会出现一些经济反弹的表现，但从此以后世界经济系统就被当今彻底的通货紧缩这一个幽灵所缠绕折磨。信贷危机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之后，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八月暂停了美元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将美国经济提升到通货膨胀式的超级繁荣，以此来确保他在1972年连任总统[16]。

        美元在当时和现在一样都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而美元和黄金支撑之间联系——这是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众所确立的——的断裂助长了虚拟资本泡沫，使这种泡沫呈现出今天这种庞大的模样。

       与世界资本市场这些事件同时发生（并有关）的，是1972年到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涨了四倍[17]。和2008年一样，在1973年到1974年期间，主要的资本主义政府都在遭受经典凯恩斯式的通货再膨胀，造成经济不景气状况下的物价大涨——“滞胀”。这种通货膨胀到1979年在美国到达了15%的程度，在英国甚至更高。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出现了真正的负利率，这让所有债权人和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大吃苦头，而对债务人反而是一种帮助。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与美国经济交易的过程中，都因为国际收支顺差被迫输入了美国的通货膨胀。随着与伊朗革命紧密联系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在1979年爆发，同年英国撒切尔上台执政，一年后里根在美国上任，美国联邦储备在保罗.沃克尔的带领下将利息率上调至20%来阻止美元外流并中止美国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终于在1979年结束，世界资本进入到了新自由阶段。到1985年为止，撒切尔，密特朗，戈巴乔夫以及邓小平都不约而同的对国家的“社会”方面视而不见，而-对国家的“社会”智能的强调是1945年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