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它

　　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近代以来，最深刻地指出这一点的就是毛泽东。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要克服这一根本瓶颈，就必须依靠农民，就必须变革传统的土地制度：谁赢得了农民，谁将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将赢得农民。――1946年毛泽东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展开之前所说的这两句话，值得深思。

　　中国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5]

　　而自宋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欧阳修的《本论》是一篇探讨宋代佛教所以兴盛、儒教所以衰落的重要文献，其中欧阳修指出：儒佛之变背后的主要制度动因，就是井田制和国家土地所有制双双被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所瓦解，宋代以降，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被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替代，所以汉以来的儒学才日益丧失其兴盛的社会、国家基础，而遭遇佛教的深刻挑战。欧阳修的文章从一个方向面对了王安石变法所要处理的国家与大地主间的矛盾问题。这种土地制度的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也有另外一种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则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但是，孙中山的土地改革方案过于受到美国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影响，即一方面它主要致力于解决晚清以来国家税收贫乏、混乱的问题(地少的多纳税，无地也纳税，地多的反而不纳税)，另一方面则力图通过土地国有化，解决土地市场化的问题，以为现代国家增加财富。但是，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国民党在摸索如何才能完成土地国有化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方面，却一直步履蹒跚，甚至长期一筹莫展。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就是毛泽东。是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早期文献中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6]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更不是什么抽象的民粹主义，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今天看来，无论我们处于何种立场，拥有何种观点，都必须承认：确实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近30年的流血奋斗，一举解决了困扰近代中国的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的根本困局。如果没有中国革命所铸造的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度，如果没有工农联盟，1949年以来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完成国家工业化，粮食产量也不可能过黄河、跨长江。如果中国农村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就不可能实行联产承包，如果城市不是土地国有制，不要说办奥运会，就是修条地铁、建个学校也将难上加难，寸步难行，寸土必争。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是现代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伟大创新，是我们无数的前人以鲜血凝成的宝贵遗产。

　　吴稼祥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一种据说是“主流”的、然而更是荒谬的意见：即热爱毛泽东是一种罪恶，而反毛、辱毛则是一种“创新”。他的这种不学无术的谬论，根本不值一驳：因为离开中国历史，离开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离开现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处境，去评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毫无意义的。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仰面朝天啐吐沫，只能掉在他们自己的脸上――吴稼祥关于热爱毛泽东有罪、侮辱毛泽东有功的“创新”言论，在当今中国，除了能激起更大的民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丝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