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它

　　吴稼祥文章的另一个基本要害，就是大肆兜售、推销他所谓的“宪政民主”，其狂热程度，也已经达到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境地。甚至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遵照他这个进修生的“指示”，放弃人民民主制度，抛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不立即实行废宪、改宪、重新立宪，实行他所倡导的“宪政民主”，则就会亡国灭种。而且，根据他自己凭空幻想出的逻辑，如果不实行他所谓的“宪政民主”，被他点了名的千百万“民粹主义病毒”们，就会与人大、政协的“红色代表、红色委员”们纠合起来，实行“井冈山会师”，去推翻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如此的逻辑混乱，如果不是十足的利令智昏，那就是十足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恐吓。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需要民主，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使得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仅仅惠及吴稼祥这样的“三高”大夫和“坎布里奇”进修生。而要作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就需要制度的保障。而这样的制度保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及其创新，而不是吴稼祥们的“宪政民主”。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继承、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必须持续不断地创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增加真正来自基层和劳动人民的代表数额，也包括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代表来自人民，来自基层，代表人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立法。同时我们更必须旗帜鲜明地认识并指出：如果中国走吴稼祥们的“宪政民主”道路，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象对民粹主义一样，吴稼祥们其实对于什么是“宪政民主”并没有一点起码的知识和了解。但是，正是他搬弄的那些空洞词句，正是他们营造的那种神秘、虚假氛围，欺骗和蒙蔽了许多真诚地追求民主、关怀民生的善良的人们。――-俗话说：好人袖着手，反倒让人背着走。今天，我们的确也已经到了必须揭穿吴稼祥们“宪政民主”的戏法的时候了。

　　我们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倡导的是最广泛的民主，而吴稼祥们却说：这样广泛的民主实在不好，因为他们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什么是他所要的民主和“宪政民主”呢?吴先生说就是一人一票，民主就是选举――这听起来真是清楚明白，似乎是好得很。但吴稼祥先生等“三高”大夫们从来没有认真去想一想，你们自己骗了人，但骗得却还不够高明――因为你们所说的民主并不是“选举”，而是“竞选”。什么叫“竞选”?“竞选”的一个“竞”字，其实已经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那就是拼资源、拼关系、拼“三高”、拼势力――乃至拼嘴皮子拼脸蛋。所谓“竞选”就是资源多的胜过资源少的，“三高”的胜过“三低”的。而作为没有资源的“三低”们之一，我有什么资格去跟吴先生这些三高大夫去“竞”呢?我有什么资格去“参”吴稼祥这些“坎布里奇”们的“选”呢?吴先生们自己要作这样一个局，要挖这样一个坑，还要看着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心甘情愿地去跳，你要卖了我们，还要我们乐呵呵地帮你们数钱，还要大家奉你们为民主的精英和自由的青天大老爷――奉劝吴先生一句老百姓的话吧：不要以为你们所鄙弃的人民都一律弱智，“坎布里奇”进修生们，如今做人也不要太CNN了!

　　我还要奉送“高智”们一点民主知识：从亚里士多德直到19世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思想家把民主等于选举，把民主与“竞选”挂上勾的。你们如果多少还读过一点书，那就去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话：如果把民主等于“竞选”，那么一定是资源多的寡头压制无资源的民众，所谓“竞选”造成的，一定是寡头政治或者多头政治，而绝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我觉得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虽然是2000年前说的，但是非常精辟。不才如我等北京西郊的“边缘大学”里的政治学和法学专业，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都应该知道其出处在哪里，所以，你不妨也从“高级研究院”的中心跑到“边缘”来打听打听，起码还要进修三年之后，再忙乎着发你的民主宏论也不迟，省得让人笑话你的“坎布里奇”。

　　是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即使那些最保守的势力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这种承认显得多少有些勉强。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对于民主的反对，再也不能采用“直接反对民主”的方式了，因为那样“直接的反对”完全不会成功。既然不能直接去反对民主，所以“智者”们就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然而也最不动脑筋的笨办法，这个办法就叫做反对“直接民主”，而代之以“立宪民主”。于是他们就如获至宝，认为万事大吉，忙着弹冠相庆，赶紧将这个发明奉之为“理论创新”，不知道又要到哪个“坎布里奇”去申请“高级研究员”们的研究费去了。

　　表面上看， “直接民主”之所以不好，据他们所说，乃是因为所谓目前的政治体太大了，不是希腊几千人的城邦，故而若实行直接民主，多有不便、代价太大云云。但是，当代立宪政治所说的“直接民主”从来就不是指卢梭所谓的希腊城邦，而从来就是指“社会主义民主”。过去只是没有胆量直说，所以要扯上希腊城邦来混一混，现在索性放开了，真的有点图穷匕首现的意思了。在这一点上，说得最清楚、最经典、也最早的，其实就是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而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的民主”。熊彼特说，今天反对社会主义民主不能采用“直接的方式”，而是要对社会主义民主实行“转换”。而经过他的“转换”，民主就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转为由几个精英集团一起来竞争的“政党轮替政体”，即是围绕着党派政治、党派利益、党派权力的竞争和“政党轮流分利”。既然党派利益和党派权力是唯一追求，那么什么“人民利益”当然都是次要的了，即每四年人民举行一个仪式，履行完仪式后就各自回家，国家的事老百姓从此再也不管了――这就是他们的“好民主”。这种从社会主义民主到资本主义民主的“熊彼特转换”，也叫“向民主国家转型”，它还有一个更动听的名字，叫“颜色革命”。而这样的国家，也就是卢梭说的：是被几个流氓轮流糟蹋而不能拒绝的国家。说什么政党轮替，无非就是多头垄断政治而已。转来转去，无非便宜了几个流氓政客，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7]

　　是的，自由很好听，民主很好听，“自由民主”加起来，难道不是更好听吗?“宪政民主”加起来，难道不是更有效吗?――但是你别忘了，之所以要在民主前面加上这些修饰词，当然不是为了更好听，而是为了对民主进行限制和制约。例如自由首先意味着自由产权，即意味着民主权力的拥有量与你的财富量是直接挂钩的，农民工财富少，民主当然就没有他们的份，秦晖教授不是已经积极献计献策，说是要多修几个贫民窟让他们在里好好呆着吗?这不就是说长安街和大会堂你们就别去了，自由民主天经地义地没有你们的份吗?宪政民主无非就是用一个宪法约束住国家的权力，无论是封建国家还是民主政府，一律都约束，这意味着面对着一纸空文，不管怎么样用民主作出的决定都不能实行。问题是，这张纸管得住好人，管得住坏蛋吗?管得住百姓点灯，管得住州官放火吗?管得住杨白劳的债，管得住黄世仁霸占民女吗?管得住手无寸铁的拉萨百姓，管得住达赖一伙打砸抢吗?按照这样的说法，美国南方邦联要从美国分裂出去，林肯下令征兵和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就是“违宪”，林肯以武力抗争的方式对抗叛乱就是破坏“三权分立”，因为当时的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总统和政府征兵、武装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的权力。――你吴稼祥力劝“中共当局”采用的“邦联制”，和你达赖兜售的什么“大藏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说白了，不就是让我们不要去作林肯，不就是要告诫我们：即使你家达赖喇嘛、阿扁先生反了、暴乱了、分裂国家了、不自量力打上门来，明火执仗了，即使如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不能还手吗!说你这是祸国乱邦之论，难道过分了吗?

　　民主就是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只有国家越弱，只有政府越小，民主才能越大、越有力。而你们要的一府两院、三权分立，说白了不就是这个吗?也正是在这种真正的民粹版的“立宪民主”病毒的鼓噪、煽动下，1990年代以来，一批政府先是小下去，一批国家先是弱下去(比如俄罗斯)，随之一批国家就垮了下来――你们竟然美其名曰：垮成了“民主国家”。而且一直垮到了你们的美国、西欧老板竟不愿拿钱去救、要抛弃你们的地步，因为今天连老板们都转而称那些国家为“转型失败国家”――或者干脆叫“失败国家”，连被你奉若神明的罗伯特 A 达尔都说：这是一种世纪末的“反国家的立宪民粹主义”[8]，你那些达尔的书究竟读到哪里去了呢?试问：连国家都失败了，你还奢谈什么民主呢?连“国家能力”和“政权形式”你都分不清楚，你还妄谈什么政治，怎么好意思号称什么“高级研究员”呢?――顺便问一句：你那个号称的“高级研究员”职称，如果不是你们自己评的，又究竟是哪个不负责任的“学术委员会”给你评定的呢?――总不会又是“坎布里奇”吧?

　　如果你们说：为了增强我们国家的能力，必须转变我们的政权形式。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如果你们说：我就是喜欢三权分立，我就是不喜欢你们现在的政权形式，国家强大还是弱小的事情我不管也管不了，这跟我没关系――你若是这个态度，我们也允许你说话，而且是希望你能公开地、大鸣大放地说出来，不必藏着掖着;但是，你要是图穷匕首现，干脆挑明了：我就是要通过搞垮你这个政权形式，来削弱你的国家能力，就是要通过“民主转型”来阻止你中国的发展，起码不让你办好奥运会――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对这个问题，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的回答都很简单，那就是：列祖列宗、子孙后代不同意，人民英雄纪念碑不答应，13亿中国人民――也就是吴稼祥所谓的“民粹们”，当然绝不会答应。而处理这样的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巧言令色，祸国乱邦，乱臣贼子，天下共诛之，人民共讨之!――你就是“坎布里奇”进修生也不行。

　　在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篇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的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那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各阶级、各阶层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展开了长期争论和激烈斗争。戊戌变法时有人提出搞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搞资产阶级共和制，没有站住脚;北洋军阀搞伪宪制，更是造成一片混乱;国民党搞所谓国民大会，实质上是反动专制的伪装，被人民所唾弃。这些制度都搞不成功，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死路一条。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斗争中，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为建立新型人民政权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结论，这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辟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新纪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吴稼祥们好像对本届两会很不满意，他表面上通过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谓的“红男绿股”来冷嘲热讽，这见诸于他的大作;实际上，他更是对这篇旗帜鲜明的报告很不满意，这同样见诸于他的大作。不满意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可以公开表达。何况吴先生头上有前政研室高参、陈水扁追星族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这三顶吓唬人的粉冠绿帽，以“三高”之尊批评人大代表，否定人大报告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无论批判谁，在批判之前，吴先生当然必须搞清楚人家都说了什么――特别是人大报告中关于人民民主制度与吴先生所谓的“立宪民主”的三点根本区别――文字不长，言简意赅，而且只有三点，如果吴先生看完之后，能够利用他道听途说的独创武功，来驳倒其中的一星半点，那不妨一试。我想，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许多媒体，一定也乐见这样的文字，因为据说吴先生们现在是“主流”，他也自称自己肩负着“理论创新”的大业。――吴先生恐怕不会说，类似“坎布里奇进修生”这样的大人物的言论今天竟然不能自由，而且不如我这样边缘大学的老师自由吧?

　　当然，有了这样的高智、高参代言、代议，文化程度低的老百姓的声音可能就不容易听得到了。贾谊《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当今世界，吴稼祥们的言论当道，是一时的，但却绝不是偶然的。包括他们公然把当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咒骂为“民族主义”、咒骂为“暴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他们一股脑地把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谩骂为民族主义、暴民政治的时候，难道从来没有看见：是先有藏独分子的打砸抢烧杀，是先有某些自己评自己的“高级研究员”们，以诸如“邦联制”、“大藏区”之类的理论和行动“创新”图谋分裂国家，是先有西方反华媒体、机构(CNN、“坎布里奇”之流)肆无忌惮支持藏独、台独、助纣为虐、妖魔化中国人民，是先有新老帝国主义长期肆无忌惮地辱骂中国，――从我们八辈子的祖宗，直骂到我们的老婆孩子，――然后才有伦敦、巴黎华人和平静默的抗议吗?家让人家砸了，还被人泼了一头屎尿，我们抗议一声倒成了犯罪、我们一声不吭的静默示威倒成了破坏、成了“民粹病毒”和“流感”，――这难道仅仅是悖理伤道吗?――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面对着1840年以来，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内外反对派的杀戮不屈斗争的中国人民，竟然如此敢于火上浇油，趁火打劫，而且有恃无恐，信口开河，难道仅仅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吗?

　　当然不是的，因为所谓“人民”，在他们眼里，早已经是垃圾，早已成了愚民和庸众、成了粗布包袱和不值一提的“三低”，成了臭虫瘪三!这种对“人民”、对青年的蔑视，不是都见诸于“高级研究员”吴先生得意洋洋的大作吗?――他们就差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改个国号了。

　　吴先生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他们早已急不可耐、等不及了。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回答他们的迫不及待，――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我已经说过，这是一项权力，但更是一项责任，是作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因为我们的孔夫子讲过：见义不为非勇也。因为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更说过：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当然，理论和思想的问题只能以理论和思想讨论的方式去解决，理论与思想的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在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有理不在“三高”，“高智”更不是自封的，正如“高级研究员”不是自己评的，何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颁布的学衔制度里，只听说有研究员，而还没听过有什么“高级研究员”、“高级教授”这样的说法。看来象吴先生这样的人，要想说服我这样的郊区知识分子，恐怕还得多费点力气。起码按照吴稼祥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所表现出的知识水平、学术水准，倘若放在我们地处郊区的大学里，――恕我直言，即使是那些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关系混进来的，我也敢保证他根本不能当上什么“研究员”，惶论什么“高级”。这不是由于其观点，而是由于其知识能力所决定的，如果吴先生对上述学术鉴定确有疑异，尽可以公开辩驳。我也自然随时准备奉陪到底。

　　2008-4-21，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1] 参见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日本岩波书店，2006年

　　[2] 列宁，《两种乌托邦》，《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9-4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同上，第423-428页。

　　[4]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8-7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 按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研究，西周的井田制及其竖立于其上的礼乐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完成，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秦的郡县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国家化，其后，西汉武帝时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而到了三国曹魏时代，曹操大规模的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屯田一方面使得农民通过土地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则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直到唐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纳税，而不以人民定居与否，人民从此有了居住的自由，地租也开始由谷物变为钱粮，这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参见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6]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7] 参见王绍光的有力分析：《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年，《和谐社会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8] Robert A Dahl ,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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