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年笔谈（四）

红色中国网编辑部2013年新年笔谈（四）

编注：在这篇笔谈中，路石同志针对远航一号、五百二等同志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系统阐述了当前革命的动力及突破口等问题。

过去的一年里，左派内部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反复的争论，尽管各执己见，但各方总算能够较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主张，基本轮廓出来了，这是一件好事情，可以避免打烂仗。五百二的笔谈中基本梳理了这些观点：

其一，中国在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统治者如何提升或巩固自己在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所谓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或能不能、甚至想不想是的问题。其二，官僚资本与跨国资本、中国私人资本究竟哪一部分主导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无产阶级如何对待它们。

下面，我粗略地写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左派自觉不自觉地都学会了举纲张目，但却是路径不同，各自为战。首先争论发生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以及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上，是为“纲”。其次是“目”，即因“纲”的不同所产生的关于革命的动力和突破口的战略选择上的分歧。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动力源泉，是把工作着重点准确定位在或日常工作落实在依靠谁、组织谁、发动谁的前提。突破口选择是为实现一定时期的革命任务所确定的战略战术。不凝聚革命的动力，找不到突破口，就会望洋兴叹。误判革命的动力，找错突破口，就会为人作嫁。

我们分两个层次说明这个问题。

一、先说“纲”：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以及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便是在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情况下），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直至实现共产主义。

1，关于中华帝国主义问题

上述认识我们没有分歧，但却是在抛开世界体系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中国的时候取得的一致认识。当我们把中国资本主义看作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如何评估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分歧便出现了。一种认为中国已经是或者将要是帝国主义（即便是二流的），与各帝国争霸势必不可避免（列宁：帝国主义即战争），从而影响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策略选择（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或毛主席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属于半外围国家，它不是也没有能力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今天要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一是看它是否有能力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二是这种超额利润使它有条件收买工人贵族，以此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否则，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的激化，只能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关于中国是不是或者会不会成为帝国主义的分歧，看似是一个需要未来形势发展变化验证的问题，只要我们在上述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以及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上认识一致，也许不会出现其他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中华帝国主义是个伪命题，即便我们一些同志是站在批判那些主张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那么，客观上可能因此偏重民族主义问题而忽视无产阶级的工作，从而做了乌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尾巴。

100年前列宁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结论今天看来仍然适用。但是，100年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东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对帝国体系产生的影响，使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当今的世界。

因二战产生了众多民族独立国家及其随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格局，无疑极大地破坏了传统的帝国主义体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形成中美苏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我们假设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出现修正主义，那么，原有帝国体系就有崩溃的可能。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到八十年代，中美结盟，10年后苏东垮台，三极格局变为美国一极独大的帝国体系。在这个新的帝国体系中，战争似乎成了美国的专利，但却几乎不能打赢一场局部战争，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美国的基本国家战略，美军成了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警察。中国是遵守了这一规则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渐进融入这一体系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使它保持了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即便如此，也看不出这一秩序能够凭借包括中国在内的哪个资产阶级国家可以打破的。

至于中国令人骄傲的世界工厂，自然不能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帝国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世界工厂同日而语。低廉的原材料和输出高附加值的商品，可以保证英国获得超额利润，而今天中国资本家却只能为跨国公司打工，赚取工人的血汗钱。不可否认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制造炮舰的能力，对此美国这个世界警察也不会视而不见，但指望中国资产阶级打破游戏规则，就像说扛枪的士兵理论上是可以哗变一样的确有些“纸上谈兵”。

我们倒是可以大胆设想，世界工厂把工人阶级队伍集中在了中国，而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也许可以给这一逐渐衰落的帝国体系致命一击。

2，关于如何看待国家垄断资本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经过近三十年来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外资和经济市场化，共同拆分和瓜分了公有制经济，逐渐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跨国资本和数量庞大的私人资本三分天下的局面。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阻止了中国拆分国有资本的进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危机推动资本集中的规律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国有部门工人阶级对私有化的抵制。随着全球危机的深化，以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拆分国有部门来缓解自己的困境，并为此不惜联合跨国资本。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围绕所谓“国进民退”、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所进行的争斗。

国家垄断资本从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努力保存一部分国有企业，以便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制定并实施经济计划，这是以往资产阶级国家摆脱危机的基本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成了中国经济的主导方面，也不意味着这部分力量必然的增强。近几年来，不是有很多人在呼吁中国向普京的俄罗斯学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吗？也未见统治者有采纳的意向。

在讨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很多左派同志容易混淆一些概念。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全球的情况下，我们一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沿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分类来描述当前中国的资产阶级，用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概念套用到今天的各类资产阶级身上，而且还套用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里的结论为今天的各类资产阶级归类做结论。比如把今天中国的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等同于官僚资产阶级，把各级官吏均归为官僚资产阶级，乱用汉奸、买办概念，更有甚者，把拥有私人资本的所谓新兴资产阶级称作民族资产阶级。似乎那些靠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血汗工厂压榨工人为跨国公司生产，赚取微薄利润的资本家成了好资产阶级，爱国资产阶级，热爱民主的资产阶级。好像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得还不够，我们取得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要保护和壮大他们。结果，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成了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而新兴资产阶级却成了可以联合统战的进步资产阶级。不知道做出这样的结论，跟今天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派有什么区别。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是经由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的，现存的国有企业不能不留有毛时代的一些痕迹。我们在分析对待国有企业的时候，不能切断这个历史的联系。不能忽视近千万国有企业职工是阻止私有化的主力军。通钢工人反对私企建龙，却欢迎国企首钢兼并；林钢工人反对私企兼并，却欢迎国企安阳钢铁收购，等等。列宁也曾所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所以，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分析对待这些新的情况，而不能跟着右派一起高喊打倒国企，“把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二、关于革命的动力和突破口的战略选择

这是个哲学问题，要用哲学来思考。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回答的问题，后者是辩证法，即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论问题。我没有信心回答好这个问题，但提出来问题来供大家思考。

1、革命的动力问题

革命导师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进步的源泉。而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在于阶级之间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和矛盾，所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围绕着争夺利益而展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阶级矛盾。

那么很清楚，我们的日常革命工作，就是把无产者、工人组织成为阶级，并使这个阶级明确意识到，获得自己利益的根本途径就是进行阶级斗争，推动无产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化。反之，无产阶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或者不愿意做出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的革命就失去了动力，或者动力不足，革命就不能开展，革命也不能取得成功。

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应该排除一切干扰，围绕无产阶级开展我们的工作，为革命积蓄足够的动力。

同中国资产阶级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之分一样，中国的无产阶级也相应有与公有制经济有千丝万缕历史联系的城市传统无产阶级队伍、受雇于外资的白领蓝领工人和受雇于新兴资本家的新工人阶级队伍之分(可简称为老工人新工人)。他们的工作生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形式各不相同，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一个：走群众路线。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2、选择突破口

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他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见毛泽东1934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建议有时间一读）

的确，我们确定了社会性质，认识到了主要矛盾，规定了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但是如果解决不了要完成任务所采取的方法，就只能天天说空话。这是当前左派队伍中的普遍现象。

都知道彼岸水草充盈，是理想之地。即便虎狼叫嚣那里封闭僵化，是寸草不生的荒漠；即便河中聚集有无数凶猛的鳄鱼，角马（牛羚）们也会义无反顾，奋蹄击水，涉险过河。这最悲壮的一幕每年都会发生在马拉河上。尽管死伤不可避免，但数量上的优势保证了角马物种的延续。角马过河，有群众路线，有突破口选择的问题。

今天我们左派队伍中，坐而论道者多，望河兴叹者多，苦思冥想过河者少。更有甚者，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人来摆渡自己，据说某些人的讲话中有着这种意向，而且某些人的先辈就是摆渡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的确，等待摆渡者大有人在，这无疑影响了人们过河的决心。

我们无需一味地谴责那些观望者，我们要学习角马，选择突破口，强渡马拉河。

革命的突破口问题，我个人理解，是指在一定的时空中，两个对立阶级的力量对比变化出现有利于革命的阶级，并一举采取行动。其过程是个量变质变过程。

列宁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分析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发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从哲学上提出了“薄弱环节理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利用这一薄弱环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当毛泽东把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确定为农民以后，又从战略上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见1928年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直至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国革命的总战略（见1930年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其中所应用的方法论原理就是“薄弱环节理论”。

其实，古代兵法中的避实击虚，围魏救赵同样是对这一原理的运用。甚至邓的改革从解体人民公社发端也是“薄弱环节理论”的使用。因为正是农村是毛时代社会主义的薄弱环节。从农村释放劳动力商品，私有化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沿海特区引进外资，培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农村包围城市等等。

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商品经济正是在中央集权虚弱的基督教世界萌芽，并进而向全球扩张的。而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客观上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的生产关系具有摧古拉朽的威力。

当前或者未来中国的薄弱环节会出现在哪里呢？想必是二三线的工业城市，想必是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比之东部欠发达的西部。

当年“立三路线”是“左”倾冒险路线无疑，换成在今天的西部，也许就有实现的可能。今天左派在这个区域的活跃，显示出革命传统的作用。当然，也许不是武装暴动，而更可能的是“工人民主区域自治”。

最后引用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的一段谈话供思考。他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其实，毛时代在上层建筑领域搞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在经济基础领域还搞了大三线建设。1964年到1978年,“三线建设”历时17年，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市，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只不过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三线建设的作用和意义便被否定了。

同研究文化大革命比较而言，“三线建设”这份遗产却少有人研究。

以上所谈，谬误自然不少。那就让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