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A B面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总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而经济社会发展也总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面对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高科技竞争、文化竞争、教育竞争等必将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才有人预计中国将在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但是也有学者感叹，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之后，已是最为鼎盛的时期，盛极而衰，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而在此之后，各种社会矛盾也将逐渐浮出水面，并且为世界各国所极力关注。“枪打出头鸟”，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阻力，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面性呢？
其实，与其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面性，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A面B面。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存在着成就与问题，优势与不足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且这些关系往往并不能非常明确地划分“楚河之界”。而经济发展的A面B面指的是，在经济内外共同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是一个从成就到危机，再从危机到成就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某一阶段若是经济发展的弊端凸显，相应的危机也就会更加明显；若是经济发展还不够，其弊端尚有“藏身之所”，那么危机可能就不会那么剧烈。以对外开放为例，这是我们国家1978年开始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正是对外开放才使我国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得以进入国际竞争舞台，从而能够实现理论上所讲的中国资源与世界资源优势互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竞争优势，促成民族竞争力的迅速提升。然而，30多年对外开放的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当初的理性目标。相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企业养成了一种简单学习和模仿的风气，使其内化成为一种文化、和民族习性，从而使得学习和模仿形成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而这种路径依赖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成为最大的潜在危害之一。显然，过分依赖外部市场对我国的内部市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而且随之而来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也危害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也许是因为近代中国受尽了闭关自守之苦，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别注重与世界的联系，贸易也随之频繁起来。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度，极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一方面为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从世界发展中有所得益。但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也越来越大，各国之间开始有了比较，有了竞争，也有了利益之间的纷争。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与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双赢，世界为中国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中国为世界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所谓经济的A面B面，必然不是只有好的一面的，就经济的反面而言，贸易摩擦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以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例，FDI一方面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呢？甚嚣尘上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或许可以说明部分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领域，都是污染极为严重的工业企业。由于在本国污染治理成本较高，而且本国的环境规制较为严格，而中国则相对宽松，所以发达国家会把本国重型污染企业转移到中国，将中国变为“污染天堂”。由于数据选取的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会不同，与此对应的还有“污染光环”假说，“污染中性”假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污染问题在某些地区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再次如临大敌，放弃吸引外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成了因噎废食了。中国人不会这么目光短浅，中国领导人也不会荒唐至此。我们关心的是，这一问题是否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或者说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环境问题也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此说来，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呢？若是如此，我们又该怎么拯救“悬崖边”的中国经济呢？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论述的问题。
一、中国的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郎咸平是一向以“观点独到”、“语出惊人”著称的经济学家，他在2012年推出了最新力作《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讲述了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得与失，以及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线路图”。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经济是否已发展到瓶颈？是否正在走下坡路？由此引发了全民大讨论。
有人说郎咸平教授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但郎教授对此的回应是：“我的预言从来没有错过。在2010年初出版的《朗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中，我就告诫大家美国要对我们发动汇率大战、成本大战和贸易大战，多少人觉得我是痴人说梦，多少人说我是杞人忧天。”事实证明，郎咸平教授的许多预言都是正确的，比如对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中央政府为了刺激国内经济，提出了4万亿救市政策，郎教授表示支持，但同时也犀利地指出，“将4万亿的绝大部分投在基础建设的领域，是在‘用明天的产能过剩解决今天的产能过剩’，必将导致更为严重的资产泡沫化”。后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似乎正印证着这一预言，而为此买单的却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这一现象也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经济是否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这也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方能服众。2011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后危机时代的复苏时期，经济属于上行趋势，尤其是中国，甚至存在着低通胀的压力。而我们现在来看看2012年的一些新数据。首先是GDP三年来首次“破八”。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GDP增速为7.6%，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再度破八。要知道，经济增长速度，就像驱动航船的水位线，要是过低，航船势必搁浅，抑制经济内在活力的发挥。这一数据在无形之中加重了国人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何时探底的问题，是目前各方最为关心的问题。其次是CPI进入“1”时代。
2012年8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份经济运行数据，7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涨1．8%，CPI升幅创30个月以来新低。上述两组数据带来的好消息是，中国经济正处于逐渐消除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同时，带来的坏消息是，中国经济正处于逐渐下行的走势，这是否也在暗示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2012年3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展望的文章。该文章认为，中国如果不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不久的将来，发生经济危机势在必然，中国需要快马加鞭地解决经济弊病。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往往令我们感到不寒而栗。目前,我国80%以上的石油进口和40%以上的进出口贸易要经过印度洋—麻六甲海峡运输，这一交通要道堪称中国经济的“生命线”。然而，这一“生命线”不仅受到印度洋西北部、东南亚等目前世界上最猖獗的海盗活动的困扰，而且还受到印度、美国等国家的有力看制。近些年，中国对外能源依赖度大幅提升，已使我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脆弱性凸显。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远洋控制力相对较弱的格局，而对这种格局我们在短时期内还无法轻易地加以改变，因此必须要有新的战略思路。
我们不妨乐观点来说，短期内，各种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潜在因素依然不容忽视。一是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功能发挥作用。比如房地产、股市等回暖，将会拉动其他产业经济的增长。二是政策性调控，毕竟市场是具有缺陷的，不可能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对GDP和CPI等指标形成上拉影响。长期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发展结构使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只要转型成功，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此，我们的回答不置可否，因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相去甚远。不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然探底，或者是否能够实现软着陆，我们都应该明白的一点是，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出路的。我们不能永远只谈成就，对于问题方面知识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于只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面，而忽视问题的行为，我们只能表示默哀，并试图用自己微弱的力量来唤醒民众的忧患意识。
二、经济的A面：成就掩盖着危机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呈螺旋上升状态。中国经济的发展亦是如此，成就中掩盖着危机，危机中蕴藏着转机，无非是哪个占主导而已。 对外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其他国家很少见到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不少人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将中国罕见的经济增长过程视为一个“奇迹”，是由中国经济决策体制的优越以及经济政策的高明所决定的。根据经济学常识，我们知道，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是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而社会生产活动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通常认为包括四大类，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综合“三大马车”和四大生产要素，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动力所在。
先来着重谈谈第一大要素——劳动力。有一种观点认为，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红利”，是近30年来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据世界银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首先是总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开始下降。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第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量的数量已经不是那么多了。第三是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加深，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估计到2050年左右老龄率大概将上升为30%。上述三点将促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放缓，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至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拥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还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的，尽管这种力量可能面临衰减的局势；此外，消费动力和土地要素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中国的地大物博以及广阔的人口消费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投资和进出口可以认为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经济福利，也使得中国与世界成为一衣带水的关系，容易受到彼此的直接影响；企业家才能在更广阔的层面来说，可看作是技术发展、信息进步以及创新能力提高等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一点，从制度因素上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个统领全局的作用，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无可比拟的一大优势。 综上而言，我们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五大动力源泉或者说五大优势：即劳动力，资源，进出口，信息技术，制度。就是这样一个“风光无限”的经济发展局面，却潜伏着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以下我们将逐一论述。 我们向来引以为傲的劳动力规模优势，近年来却屡遭挑战。有分析家表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因此，有消息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体竞争力的增强，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事实将逐渐成为历史。法国Natixis银行2012年6月份在其报告中指出，中国劳动力成本4年内将于美国持平，5年内与欧盟持平，7年内与日本持平，这将促使许多公司将生产中心转移至南亚、东南亚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同时将使埃及、摩洛哥乃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地中海国家受益。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报告称，许多美国制造的产品成本将与中国持平。目前许多公司已转移其生产中心，德国阿迪达斯公司就表示，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不低于258欧元，而柬埔寨为107欧元。若果真如此，中国的劳动力便需要寻求新的出路，以谋求更长远的发展。 在资源优势方面，我们有了更多的担忧。纵观对外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无不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其中最严重的资源便是环境资源。粗放的经济增长导致资源消耗过大，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环境日趋恶化，经济结构有失平衡。这种以子孙后代的发展为代价的短视增长，是一种“自杀式”的经济增长。以房地产为例，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房地产的大肆开发，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大量耕地被侵占。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粮食安全成为保证国泰民安的最主要的因素。而房地产开发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存在大量房产被闲置的问题，生产过剩危机已在眼前。可能有人会疑惑了，为什么房地产存在过剩，而房价却还如此之高呢？这是因为房地产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平衡。试想一下，房子是用来居住的，因此大部分需要房产的人都是工薪阶层，而房地产开发却存在着过度建造高端房产，而忽视住宅型住房的开发。如此一来，土地资源被消耗了，环境状况也恶化了，经济增长也只有泡沫之嫌。 再来看中国的进出口问题，且不说贸易争端的存在，单说中国的出口式增长就潜伏着很大的危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主要是进出口这驾马车在发挥作用，导致过度依赖贸易顺差，而内需和投资则相对不足。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就可以得到充分验证。另外，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存在着同样类似的安全隐患。人民币国际化即意味着货币流通会越来越大，由此加大了调控和监管难度，自然而然也就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对于信息技术发展，这本是一个全民收益的事情，但是凡事总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信息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数字鸿沟”的问题。也就是拥有计算机和没有计算机，能上网和不能上网的人在信息社会中的不同机遇，不同地位以至最后导致经济上的巨大差别和心理上的不满情绪。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由此可能带来两极分化，那些没有知识或者知识不多的人群的经济状况开始边缘化，从而变得更为贫穷。贫富分化也就成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又一隐患。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不透明的问题。在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问题也丛生，如政府权力过大，公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现象猖獗；官僚主义滋长迅速，干群关系日益疏远；社会等级观念凸显，社会矛盾逐渐复杂。权威体制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长远看是饮鸩止渴。单方面的经济改革已经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夭折。
成就固然可喜，危机尚且可忧。
三、经济的B面：从危机到成就 从经济发展的A面论述可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富裕了，军队强大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繁荣了。但成就后面的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如高压统治和残酷剥削下的高强度劳动；国人强烈的攀比和发财心理；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等不计后果的破坏性发展；假冒、盗版等无视知识产权行为的泛滥等，这些危机会严重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所有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目前的经济大繁荣，国民财富的增长却没能给国人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只是虚假繁荣，好比沙滩上的城堡，不堪一击。或许这种看法有些悲观，我们认为，有危机才有转机，而且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便已经开始了踏出危机漩涡的第一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见招拆招，从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危机入手，寻找经济发展的转机和出路。由此，便有了从危机到成就又一跨越，也是认识与实践的再次升华。
很多人说中国作为制造业的这么一个生产基地，世界工厂的价格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企业包括比如说汽车制造企业说今天在拉美，在拉丁美洲，在越南生产已经，人力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中国已经不再享有这个优势了。其实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中国可以借这个机会完成一次产业升级。劳动力的低价格，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优势，而现代化经济要求我们拥有新的、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这便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新旧劳动力之间的更替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象。老一代的劳动力与新一代劳动力相比，虽然有吃苦的耐性，但是却普遍存在着学历不高，基础知识低，只能从事最基本的操作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了脑力劳动的技能，就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了，这也是我们最初的初级出口加工模式的劳动力基础。而教育发展时至今日，使得现在的劳动力普遍都在高中以上学历，很大一部分还经过职业技术学校培训，从适应性上、技术水平上都有很大提高。而且在劳动用工成本增加的同时，也倒逼着企业不断提高科技含量，更新设备，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竞争所带来的“适者生存”效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效益，又反过来促进了劳动力队伍素质提高。这样一来，劳动力“量”的优势没有了，但“质”的优势却挽回了这方面的损失。
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不是并驾齐驱的。有些方面存在着“先污染，再治理”，“先开发，再利用”等诸多问题，幸好，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们开始越来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由此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只要朝着这个目标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可以实现长足发展的。
针对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问题，我们开始着眼于国内。所以，刺激内需成为另一经济增长点，而且也更安全，更可控。再者，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转化为一大优势。一则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认可和使用；二则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而言，多了一种结算手段，降低了由于美元波动而带来的汇率风险；三则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因为发行世界货币相当于从别国征收铸币税，美国在此获利颇多。
信息技术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进步，而“数字鸿沟”的出现只因国家未能对此资源进行良好的配置和使用。比如，国家可以利用社会福利、税收、教育普及等各项措施，缩小贫富两极的“数字鸿沟”，至少体现一种社会的公平。所有的人群，不论富裕还是贫穷，都能够享受到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真谛所在。而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也是一大创举，所以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证明，这一体制还算是成功的，只是某些害群之马的出现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但是普遍认同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在基层民主方面加大投入，将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方向。
老子有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其实，危机亦是转机，转机也可能变成危机，成败与否的关键，皆靠自我拿捏是否得当。
四、市场经济不能救中国
市场经济理论是从英国的亚当斯密之后才兴起的，这一市场经济思想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首次得到了完整的阐述，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斯密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富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应发挥人所共有的功利主义和合理主义本性，即人人希望以最小的代价，以最佳的、合理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此，应设立让各种生产要素、商品进入其中自由交易的统一的市场，同时抑制国家的干预，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全面的作用，并通过完善法律、规范市场，来达到“自然秩序”。纯粹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体制，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就在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然而，市场价格机制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它在配置全社会资源实现全社会的最优配置过程中还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第一，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有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个人自由选择是建立在互利条件下自愿交换和自愿合作基础上的。第二，个人的自利和人们之间的互利能够统一起来。
实际上如果我们大家还都清醒的话，我们就应当明白市场经济不可能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下自发、有序地运转。因为根据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运转的许多条件是假定的，而且是理想的假定。这些假定在事实上有时候是不存在的，由此，是靠不住的。从现实情况来看，市场机制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有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生态界限、伦理界限，如市场经济在跨国界时不见得一定会服务于国家利益，市场经济不能实现公平分配，市场经济不能处理好社会利益问题，市场经济不能保护环境资源，市场经济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等。中国这些年来的激进市场化推进过程所造成的问题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所有这些弊端，如前文所述的教育产业化，就是激进市场化带来的“恶果”。
显然市场是有局限的，不是万能的，因此就不能放任自流让其成为什么主体。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国家的宏观管理，市场经济就会成为万恶之源，资源也会遭到毁灭和破坏。同前苏联相比，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和中期恰恰是因为没有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主体论而是采取了“国家与市场并举”的政策，在使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又保持了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包括行政命令在内的调控和管理，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还比较成功的原因所在。相反，前苏联等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所谓的尽快让市场经济支配一切的休克疗法却失败了。
中国除中期经济体改政策的成功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成功，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推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绝对的，政府的管理和其他非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经济形式，它具有自身的多功能性缺陷。比如，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只钟情于强者，这就会加剧利益分配上的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悬殊。这与我们的民族传统不相一致。再比如某些全局性、长期性、公益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及投资领域，市场机制不一定能收到实效。而且，市场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与宏观利益产生矛盾，追求局部、短期利益可能损害全局、长期的利益，这显然是违背三个代表思想的。此外，市场价格信号形成的滞后性会对某些生产项目的资源配置进行误导。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生活、政治生活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就会失效，就会误入歧途、掉入陷阱，比如目前人人痛恨的腐败现象应当说就是中国市场化激进推动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反对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并不代表反对发展市场经济，根据中国的国情，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回归到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思路，以社会经济的全面综合平衡发展为目标，而不应当单纯地以市场经济为目标。中共十三大时期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实际上按照十三大的政治思想路线和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思路，在经济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格局应当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改革发展特色的经济道路。之后在经济发展上过多强调了市场的作用，甚至不惜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本来集生产/经营，社会，福利，教育，文娱等功能于一身的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的前沿，同只具备生产、经营功能的所谓三企(外企，私企，及中外合资企业)竞争，结果是国有企业无法适应激烈的纯市场竞争而纷纷倒闭。
简单地说，目前中国所出现的市场化态势是激进的。比如说将国有企业拍卖给私营企业主，需要说明的是国有资产的存量是全体公民所共同创造的财富，特别是农民，他们曾经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将国有资产拍卖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没有？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过程是一个自然的推进过程，而中国目前的市场化过程则是由政府推动的一个政策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许多实现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要素尚不具备，因此造成一种奇型的官僚式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经济不相共存的经济形态。特别是一些本来不应当市场化的产业或产品，比如教育，医疗保健，由于政府建立市场体制的需要而提起进入市场化，结果不仅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给政府和人民都带来了一定的危害。
显然，市场经济是不能够救中国的。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是具有积极功能的，只不过对于那种似乎唯有市场经济，而且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经济出路的狭隘片面的市场经济主体论，我们持反对意见。中国应当走一条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内涵的经济道路，在注意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提高对其他非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的注意程度，并且要不断提高公共投资的职能。我们深知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要最大限度地消除其负面影响。光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中国特色，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是一个伟大创举，又是一个全新课题。
五、强国之路：关于国家经营的战略思考
既然市场经济不能就中国，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个新的战略思考，即将国家经营作为强国之路。简单来讲，国家经营的内涵主要是指，国家作为经营者直接或者间接负责经营国有经济的企业及其相关的经营管理活动。国家经营的方式和范畴会由于国家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经营效益也不尽相同。比如，以世界警察为己任的美国，其国家经营的主要行业均与军火有关，其次还有航天、邮政等行业，其效益在客观上是非常高的。当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其国家经营的产业或行业效益也是很好的。中国的国家经营的某些方面在历史上也曾创造过辉煌。现在，中国的广播电视、铁路交通、航天工业等，基本上也是由国家来经营。不难想象，如果这些行业不是由国家经营，“神州”系列飞船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发射吗？每年春运高峰期能有上亿的旅客乘坐火车平安返乡与亲人团聚吗？无疑，国家经营使人民和国家利益最大化。
近年来，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相比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依然明显。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实现生产高效率，否则无法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加拿大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罗宾·巴德和迈克尔·帕金认为经济高效率在两种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即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事实证明，要达到生产和资源配置两个高效率，必须以市场经济手段作为基础调节方式，遵循价值规律。同时，也要运用国家宏观调控，规范和保护经济总体持续运行，避免大起大落带来的损失。
产品制造和市场销售，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国家是人民意志的代表，政府的职责是关注人民的基本需求，为公众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或者创造条件让民众便利的有偿使用半公共产品。使人们享受到公共教育、社会保障、便利的交通设施和公共文体娱乐设施，身处良好的市场秩序、法律制度之下，生活于清洁的卫生环境之中，以及能够无特别困难地消费暖气、燃气、电力、干净的水，吃没有公害的食品，拥有着有效的疾病预防服务等等。这些都是公共服务应有的内容，应当在总体条件容许的情况下提供给每一位公民。鉴于基本生活用品都是缺乏弹性的，我们不能通过价格调节来使人们少消费水或煤电等。这种最基本的权利若想得到保障，显然不能交给市场来完成，这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政府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制定政策、颁布规则，间接地指挥生产。提高行政管理的服务质量，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策，采用适宜的方法，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确立适度发展的战略，而市场经济主体论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原则出发，醉心于“赶超”目标，为了达到高指标的GDP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无疑这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的。古代圣贤庄子曾说：“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按照客观规律行事，才能成功，所谓欲速则不达，政府宏观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
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认为，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相对的行政资源优势。行政资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经济的有效控制和对市场的有效干预方面，具体来说就是政府能够很好的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经济规律而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以及行业发展政策。而这些经济政策都应当是可以根据需要，特别是根据经济规律进行调整的。
要在中国建立国家经营的管理机制，关键在于重新认识中央政府和高层领导者的职责，并据此设计管理规范，引导管理方式与行为方式。集中社会各阶层的智慧，兼收并蓄，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康，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要繁荣且有序的持续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国家管理体制必须实行经营管理。从世界发展的趋势看，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年来国有经济的增长在不断地加快，出现了国家经营的产业和企业，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方式和范畴。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应当重申国家经营和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原则：有效保持大型国有企业居于经济龙头和主导市场地位，绝对不能偏转和背离这个大方向。一言以蔽之，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雄关漫道，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