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人”的言论自由

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人”的言论自由

暂时无派

最近，中国舆论界突然对宪法有了比较大的兴趣。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客观上，这确是一个向公民宣传宪法、普及法律常识的良好契机。几天前，我写了一篇题为《宪法怎么突然成了某些人手中的香饽饽了？》的文章，现在，我想借此“东风”再谈谈言论自由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里，我们只谈其中的言论自由。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言论自由吗？有的，不仅有，而且相当的大。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从上倒下都可以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好处，这还不自由吗？在一个号称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内，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可以随便冷嘲热讽，这还不自由吗？在一个由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共和国里，有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辱骂污蔑开国领袖毛泽东，这还不自由吗？当然，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在今天的中国，公开批评在位的最高领导人的自由大概是没有的，公开批评改革开放的自由大概也是没有的。

在这里，我无意讨论哪些自由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我想讨论的是，人们在这些“自由”面前是不是有着同样的自由度。这个想法听起来似乎很可笑：言论自由既然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每个公民的自由度当然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且慢，在今天的中国，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恰恰就是常识问题。在许多人心目中，在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里，他们的自由度是比别人大的，比如，广东一家叫《南方周末》的报纸的“部分采编人员”就可能觉得，他们的言论自由度应该比别人大。

最近，这家报纸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在2013年的第一期，有一篇文章出现了文字上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在新闻界应该算是事故了。出了事故，当然不能算小事，但人非圣贤，岂能无错？出了错，找到原因，向读者道歉，以后改了就好了嘛。因此，把这件事看得怎么怎么惊天动似乎也没有必要。但有点出人意料的是，这件事被闹得海内海外沸沸扬扬，而且，让那些对此事很生气的 “部分采编人员”最感到“纠结”的，不是事故的责任属于谁，而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改了他们的文章，压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因为很生气，他们甚至提出要罢免那个宣传部的领导人。

我就纳闷了：这件事怎么会和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扯到一起去了呢？说实话，我对南方周末的许多文章也不喜欢。那么，我可不可以要求签发那些文章的人辞职呢？我能不能强迫那份报纸登我写的文章呢？我觉得不可以，因为我没有权利去这样要求；我这样要求，人家会说我干涉了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会嘲笑我不自量力。但问题是：我没有这个权利，那些“采编人员”为什么就理直气壮地觉得他们有呢？

一家媒体发什么文章，最后的决定权在它的老板手里。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个媒体的言论自由，从根本上说就是这家媒体老板的言论自由。那些“部分采编人员”是《南方周末》的老板吗？不是，他们不过是这家媒体的雇员；作为雇员，他们必须听从老板的安排。无论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在奉行“普世价值”的美国，这都是一个基本的规则。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个工厂的产品虽然是工人生产的，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却是老板决定的。假如老板不喜欢一个工人的产品并让他修改，那个工人可以拒绝并要求老板卷铺盖卷走人吗？好像不可以。谁是《南方周末》的老板？广东省委。那么，广东省委下属的宣传部不正是直接管理人吗？这个直接管理人修改它自己媒体的文章，体现的不恰恰就是言论自由吗？那些“采编人员”凭什么干涉人家的这个自由呢？

那么，那些“采编人员”有没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呢？当然有。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他们的言论自由的自由度并不应该比我的多。他们可以时不时地在他们打工的那家报纸里塞点私货，或者是摸透了老板的脾气弄出点投其所好的文章，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法定权利比我的大。一旦他们的做法没对上老板的心思，该被收拾照样被收拾。对于这样的规则，套句时髦话就是：“你懂的”。懂了，就别冒充天真少女卖萌装傻。

最后，我想劝告《南方周末》“部分采编人员”几句：如果对当今社会的舆论氛围不满意，你们有权利争取更多的自由。比如，你们可以呼吁开放互联网屏蔽、开放报禁，可以争取独立办报、办电视台的权利，甚至可以举着“造反有理”的标语去“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但是，这一切都只应该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去做，而不应该以所谓“媒体人”的身份拿这次事故说事。要知道，拿这事当引子不仅无助于更多的言论自由，反而会陷入违法的尴尬境地。违哪个法？说来不好意思，就是前几年你们特别卖力地鼓噪的那个《物权法》。

（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