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确是光明正大地支持了红卫兵运动，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支持，红卫兵运动才壮大并成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中的一个次级运动，贯穿整个文革历史，而不只是嵌在和刘少奇做路线斗争的那一小段文革历史。因此，红卫兵运动反过来的确是了解整个文革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侧面，要从这个侧面了解文革真相，就非要首先恢复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的真相。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和“利用红卫兵达到不可告人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他支持红卫兵运动代表了他对于新生事物的肯定和赞扬，符合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而且，杜勒斯把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毛泽东相应地要青年一代在新的特殊形式的革命中得到锻炼，把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告诉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毛泽东传1949-1976》），让杜勒斯们的希望破产，所以就支持青少年的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这没有可指责的地方。
而且，毛泽东根本从来就没有抛弃过红卫兵。刘少奇在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最后终结权力，红卫兵运动却还是一直继续向前发展，即使有后来红卫兵中的逆流“联动”组织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5月期间为非作歹，被绳之以法，红卫兵运动还是没有遭到毛泽东的取缔，更为关键的是，1969年的“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刘少奇时代的完全终结，文革从偏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方向上，最终完全回归到《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方向上，即最终从上层建筑方面确立下来社会主义制度，保护早先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目标基本实现，红卫兵还是没有遭受取缔，反而是在法律程序上完全合法化了，成为正式的学生组织，任何中学生通过正式申请，经过一定的正规手续和登记，就可以加入红卫兵。合法化的红卫兵，担负起新时期的新任务，为继续巩固文革成果，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标，继续“斗、批、改”，但方式方法已经完全不同于文革高潮中的情形。那时候，红卫兵组织遍布当时一切中学，红卫兵参与全面落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五七道路”教改思想。凡是70年代初期进入中学的，很多人都当过那个时候的红卫兵。
这就是说，毛主席到死的时候也没有抛弃红卫兵，更不是什么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而是对红卫兵寄托着刚说到的反修防修的期望——这是他发动文革并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初衷之一。抛弃红卫兵的恰恰是其他曾经真正利用了红卫兵，又怕后人知道真相的人。他们在毛泽东逝世不久，就立即否定文革，并在1978年取缔红卫兵组织（顺便取缔的还有小学里的红小兵组织），把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真相急急忙忙封存起来。因此，我们就看到，现在的官方历史，关于红卫兵运动没有具体细节，只留下“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八次接见红卫兵达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疯狂破四旧”，“毁灭文化”，“抄家”，“打人”，“红卫兵肉体折磨刘少奇”，这些简单片段勾勒的表面事实，给后来人以强烈的感情冲击和完全扭曲的历史画面。
到底谁或者什么组织在利用红卫兵运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挥怎样真实的作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少数异端红卫兵的极端行为是否能代表红卫兵运动的主流？红卫兵运动到底有没有历史进步意义？它与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是相吻合还是相违背，是该无条件取缔还是该像文革晚期那样，引导为一种合法的学生群众组织，让它发挥比学生会更重要的作用？这些基本问题一旦得到回答，红卫兵运动的大致真相也就出来了，刘少奇的政治命运的最终完结也就有了相应的答案，甚至，文革后一些人为什么要简单武断彻底否定红卫兵运动，急不可耐掩盖红卫兵运动真相，进而坚决取缔红卫兵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这里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全面论述红卫兵运动，只需要突出关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也就是谈到的这个毛刘两条路线的决战期，封建“血统论”对红卫兵运动的邪恶影响，这一影响使红卫兵运动复杂化，并生出一股最后发展为“联动”组织的恶性逆流，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他们的父辈权力。显然的事实是，谁支持封建“血统论”，谁就是在利用红卫兵达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利益团体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相关事实和真相也就不言自明了。
五
要把这个期间红卫兵运动的健康发展如何遭受“血统论”的毒害写清楚，不是我这篇文字的一个或几个小节能胜任的，除非我用抽象的语言来完成，我可以这样做，但这样做对于绝大部分的读者来说，毫无益处，而且，一些根本不知道历史唯心主义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何物的人，惯于把基于实际材料，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叫做唯心主义。所以，我这里还是避点嫌，尽可能多用一点文字，运用较多的材料，写出较丰富的内容来。
“血统论”的主要代表性言论，首先是号称“鬼见愁”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后来气急败坏的“联动”组织，更把“基本如此”发展为“绝对如此”。对联是封建时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其次是谭力夫的两篇文字，一是他的《从对联说起》——这是他8月12好贴出的针对江青8月6号天桥剧场讲话反对江青意见而写出的大字报；二是他的“8.20讲话”——这是刘少奇的权力被削弱的基本事实在高干圈子一定范围不再是秘密，毛泽东8月18号首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之后仅仅两天，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辩论会上，就如何对待工作组态度的一个长篇发言，公开地断章取义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某些言论，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削弱权力打抱不平，暗中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毛泽东及其关于文化大革命思想（详下）。
“血统论”对联初次现身高校时间是在7月29日，即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遭到毛泽东的冷遇，刘少奇不承认派工作组有错误，邓小平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为自己错误做辩护的那一天。它一出现，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来者不善，感到那是在专为保护将要被斗垮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制造舆论。于是，8月2日，陈伯达建议学生辩论双方将对联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的建议，遭到“鬼见愁”对联支持者的高干子弟方的疯狂反对。这一天，北航附中学生还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示威，高喊“鬼见愁”对联。此时的陈伯达等人，显然只能做修改建议，不能强加意志给支持对联的学生，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深深的陷阱，按照刘少奇等人坚守的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那些支持者他们本身都是革命后代，他们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保卫红色江山”的旗号，表面上与毛泽东倡导的文革精神也一致，当然就不能压迫他们改变观点，否则就将成为新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那个时期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早已有重大的新变化，已经从传统的针对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反修防修”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详见系列前文关于《九评》的内容简介），就是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把按早先革命需要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当作主要的阶级敌人来对待。这是完全不同于刘少奇等人的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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