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再次提醒我的读者，当时刘少奇虽然已经失去高层绝对权力，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却没有在全会公报中向社会披露，社会公众（除了上面不久刚说的极少数特别政治敏感者外）完全不知道毛刘已经政治上开始决裂（另参见前文有关交代），那些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路线上分裂的一般学生，就完全被谭力夫的讲话牵着鼻子走，还以为跟着谭力夫干，保卫刘少奇就是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正是谭力夫要达到的效果，为了这样的效果，他才挺刘保刘不再含含蓄蓄，反毛却还要用毛泽东的教导来伪装，不这样，在当时条件下就完全达不到把水搅浑，借以挺刘保刘的效果。
这样一来，就看到一幅十分滑稽的场面，就是陈凯歌，姜文等人的电影图解文革拍出的一种景象：中学军干子弟红卫兵，为了表示血统高贵，把父辈的旧军装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穿戴打扮起来，嘴里则是“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之类的流氓语言，十足一个个小军阀，小流氓，小恶霸的样子，大有其父辈未经过毛泽东治军改造之前的旧军阀、旧兵痞的风范。
他们一“高贵”起来，就有人要倒霉了。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谭力夫在讲话中曾为杜万荣辩护并力保杜万荣，说：“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还是喜欢杜万荣”。在谭力夫讲话号令下，在这些抢占了学校领导权的刘邓路线的人员协助下，各级学校高干子弟几天之内就开始大规模结成各种跨校红卫兵组织，如“西纠”、“海纠”、“东纠”（中学），“一司”、“二司”（大学），按照谭力夫引述刘少奇的话教导的那样，开始斗“黑五类”、“黑七类”的“刘少奇式革命”了。“非红五类”【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看守请假，回来稍迟一步，不是遭白眼，就是遭训斥……，不久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成了谭力夫讲话中“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的实验场。非红五类的出身的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最力所不及的活……红卫兵自己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同上《文革十年史》）。果然，一些“黑五类”和“黑七类”最终斗到挺不住，就举白旗过来了，这些人当时遭到宁死不屈的另一些“黑五类”和逍遥派、观潮派的嘲笑。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谭力夫的这个讲话，如上引述高皋、严家其文字表述的那样，基本上被当时还占据着各级领导位置的人当作了“中央文件”下发给全国。因此在全国同时兴起类似北京发生的翻天巨浪。
这些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高干子弟谭力夫、深知刘少奇地位不保的谭力夫、其父曾随时可以见到并聆听刘少奇训示的谭力夫、口才滔滔的北工大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于是在高干们的操纵下，以和同学辩论为借口，为不再方便出面直接发指示的刘少奇，精心炮制了这样一个“讲话”，借刘的组织路线，代替刘少奇本人，向刘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全国战友们，发出了总动员令，让他们通过这个“讲话”，全面领会其精神，全国协力，制造社会动荡，用各种方式把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推向极端。
当时全国人民群众、革命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比稍前说的高级干部、高级军队领导人，更远不能明白毛泽东当时在《五一六通知》所表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破不立”等思想到底何所指（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因此谭力夫讲话对于普通公众中发挥的混淆视听的作用，以及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蔽性，是当时一般公众几乎没有人能够马上识别的。
如果谁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么不妨百度出谭力夫的以上两篇文字看看，由于有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正反两方面做注解，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再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现在读来，不论其他，单是其宣扬的“血统论”的反动性，也更加昭然若揭了。根据“血统论”观点，曾经革命过的人，无论变质堕落与否，就是“自来红”无产阶级，就继续有革命的专利，就可以不许其他人革命，就可以随便把其他人打成反革命，要他们屈膝下跪，就可以对他们“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就可以团结了”。这些歪理邪说，与《五一六通知》精神和《十六条》精神背道而驰。《五一六通知》讲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而谭力夫煽动的阶级斗争就是那种拿枪革命谋求政权的年代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50年代就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且不管他们改造好了，还是没有改造好。谭力夫这个思路和刘少奇自1962年以来的想法和做法完全一致，简直就是刘的翻版。刘自1962年以来，一直到“社教运动”，文革头50多天，都是惯用传统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手法，一说阶级斗争，就把目标对准50年代初划阶级成分时划定的地富反坏和1957年反右中确定的某些右派，而且不管他们改造好了，还是没有改造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还把刘少奇看作毛泽东同一个司令部里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时候，谭力夫“讲话”，在被刘少奇路线的忠实信徒们，和其他“血统论”奉行者，转发全国之后，不知道蒙蔽了多少善良的人，更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这也是我前文为什么要做一个长篇交代，特别地从各个方面强调，刘少奇的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全国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实际发生根本性分裂，刘少奇在利用时间差，并说：“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确就是，刘少奇依靠新的表面不利实际更有利的位置条件，盘踞党内最高决策层，在台上，又在台下，在党内，又在党外，全方位充分发挥其早年做学生运动领袖和地下党领导人时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灵活利用其在党内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和刚刚兴起就得到毛泽东无条件大力支持的红卫兵运动，还毛泽东以颜色”。
高干子弟红卫兵的“七斗、八斗”的乱斗、滥斗，都是从谭力夫讲话后开始的，仅仅几天之后，毛泽东就在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有刘邓在场的时候，明确告诫全国“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无济于事，因为那时刘邓路线的人，奉行的就是“斗争中求团结”，希望毛泽东让步，他们保住权力，只有刘邓自己能说服停止这样的“斗”，毛泽东是不能说服停止这样的“斗”的，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一点不让步，而是明确指出他们的搞法无非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他们的表演不但不停止，还一直延续到9月底，毛泽东综合当时全社会的多重因素之后，不得不出重手，最终在10月底彻底削掉刘邓的权力，在10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血统论”亲自提出过批判，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晚于“一司”、“二司”成立，以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为主，兼容当时各个阶级造反子弟的“红三司”，曾三次组织大规模批判谭力夫讲话批判会。陈伯达也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谭力夫（此前陈伯达也说过：“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真正的大毒草……”）（《大事记》）。谭力夫本人最后因为鼓吹和实践“血统论”，残害学生，被逮捕入狱（周恩来对谭力夫的讲话，开始的态度是说那是“形左而实右”，当“三司”大规模批判谭力夫的时候，就出来保护谭力夫，不让批判，当毛泽东下定决心解决这些他称为“一大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败类的时候，周恩来又一度支持毛泽东的某些措施）。
虽然以上事实都清楚表明，毛泽东这一方自始至终都明确反对“血统论”，更在不遗余力，制止“血统论”造成的各种社会危害，可是，那些“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后代，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不敢或者不愿面对最基本的事实：当时，他们“黑五类”有不少人挺不住谭力夫等“血统论”者的“七斗、八斗”的乱斗、滥斗，就打白旗归顺了“血统论”队伍，文革后，那些曾经“七斗、八斗”他们的刘邓路线的人，成为了最先起来否定文革的人，谭力夫当年“拿块糖，哄你革命？”不成，这时拿出块“特色糖”，就轻易把他们“哄”到“特色”里，“哄”到否定文革，诅咒毛泽东的队伍里了，于是他们一口咬定“七斗、八斗”他们的，不是刘邓路线的人，而是毛泽东的人，都是因为毛泽东搞了文革，他们才被斗。这些人，当然不真是被“哄”进“特色”，“哄”进反毛反文革阵营的，从泛泛的人性来说，那是他们无耻之极的阴险毒辣人性决定的，从阶级角度讲，那是他们和刘邓特色路线上的许多人一样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正因为同样的本性，所以，“斗了”也就“斗了”，“被斗了”，也就“被斗了”，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原来彼此本是同一个阶级中的，一方不过是另一方的代理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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