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班子不该错失良机--南周事件有感

新班子不该错失良机--南周事件有感

文青桥

社会主义舆论阵地已经被汉奸买办资本家（以下称”奸买资集团”）占领多年了。党的媒体也有很多已经成了西方敌对价值观的喉舌。随着舆论争夺战中的节节胜利，奸买资集团的势力逐渐扩张，不仅在共产党（特色）内有很多党羽，在国外也有很强的后盾，具备了向共产党（特色）叫板的实力。这次南周事件表面上看是地方媒体与地方党宣之间的争端，实际上，是这个集团整体在决战之前对共产党（特色）的前哨战。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这些年愚蠢的“开明”政策分不开的。面对这样困境，新班子要想在未来十年有所作为，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否则，很有可能不仅狗肉卖不了，而且连特色也难以为继了。

    对类似于这样的挑战，如何应战，共产党是有先例的。在共和国诞生后的前几年，共产党一代们面临的任务艰巨，既要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颠覆破坏，又要防止外来侵略，保家卫国。与此同时，还要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代们深知舆论的重要，没有给任何不利于国家利益，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任何机会。

    这样的舆论政策自然会受到那些仇视中国革命，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攻击。一些人民内部甚至党内的一些人因为阶级斗争意识不强，不能正确认识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也出来说三道四。这其中就包括日本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鲁迅的老朋友胡风。作为批评我党舆论政策的领军人物，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就是“舆论一律”。

    如果允许这些人肆意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新政权会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建设无法进行，烈士的血可能白流，刚刚翻身的5亿人民也可能重受二茬罪。意识到事态严重，一代们迅速予以反击。党的领袖甚至亲自撰文对胡风予以批判，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发表了《驳“舆论一律”》，义正言辞地指出：“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如果当时没有取得那场舆论争夺战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也许会早于苏联垮掉，连后来被特色的机会可能都没有。

    舆论控制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任何国家都会根据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需要控制舆论。实际上西方资产阶级对舆论控制更为严格。以美国为例，二战期间，美国甚至设立了新闻审查办公室。911事件以后，以反恐为名，美国也一度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

    西方舆论控制如此严格，它们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指责我们的言论自由度呢？这是因为西方的舆论控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资产阶级控制为主，政府控制为辅的双重控制。统治阶级控制是最为有效和隐蔽的控制，政府根本不需要在舆论控制方面站到前台当靶子。还以美国为例，资产阶级控制了所有主流媒体，尽管不允许任何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言论，甚至不允许任何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言论，但是因为有了这道阶级审查，舆论限制方面的几乎没有政府行为，所以政府不会受到限制言论自由的指责，

    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共产党是它的先锋队，只允许社会主义的舆论，不允许资产阶级价值观传播应该是天经地义，就像资本主义国家所有赞美国父，耶稣，拥护资本主义的人都有言论自由一样，我们也允许所有拥护社会主义，赞美共产党的人言论自由。就是这么简单。

    改革开放后，由于共产党（特色）逐渐脱离了工农大众，只保留了兵。同时又为自己养了两只虎——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现在这两支长大的野兽，不仅要吃工农，还要搞掉主子。再加上特色社会已经演变成五有社会：即有共产主义，一部分人按需分配；有社会主义，体制内的享受社会主义福利；有资本主义，民营企业按资分配；有封建，达官贵人享有令将相候羡慕的特权，而且变相世袭，隐形一夫多妻；而普通百姓则分别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当今中国实际上有三种意识形态：一种主张回归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种主张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还有一种主张特色社会（邓小平理论）。这三种意识形态跟执政的共产党（特色）都有联系，什么言论允许，什么不允许就开始变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