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屁股决定脑袋

有些朋友不认同这个结论。他们觉得，这是机械唯物主义，是反映论。他们觉得，这就等同于说猫儿因为是猫儿，所以喵喵叫，狗儿因为是狗儿，所以汪汪叫。他们觉得，应该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这才叫辩证唯物主义。

没错。但辩证法纵是再“能动”，意识纵是再“反作用”于物质，也得有个主语：唯物主义。否则，资产阶级那边，也有好多好多的辩证法。比如决定商品价格的“效用论”，就是资产阶级的辩证法。

如果说，屁股是工人，自然会成为工人阶级的战士，那是扯淡。但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概率的科学。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于是，屁股是工人的，成为工人阶级战士的概率自然会大些。屁股是小资，或者大资本家的，成为本阶级叛徒的概率自然会小些。这里应该会有个概率分布的。

但有些朋友不是这样理解问题的。他们认为，屁股是工人，哪怕成为战士也是不够的，没准日子好了，又倒回去了。这种观点，跟很多左派不谋而合。他们也觉得，工人阶级在新社会中会“退化”，于是就得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意识，文革就这么产生了。

所以，文革之所以被那么多左派公知青睐，乃是觉得文革要玩“文化革命”，毋宁说“文艺革命”，一扯到“灵魂”，公知们不管左右，都很嗨皮，这是高级的游戏。这才是他们的“专业”。不同的只是“灵魂”的载体。左派公知觉得载体就是斗私批修，右派觉得载体是普世价值。前面草过的咖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很不幸成了俺们的靶子。这事儿还没完，因为等着俺们草的排满了队，俺们很忙。关于文革，不是此文的重点。先不聊。

回头看这些朋友，他们的观点跟左派比，还是有特点的。他们的思维逻辑类似于道家。大伙晓得，儒释道各有特点。儒家要经世救民，佛家要断六根入涅槃，而道家要先纵欲然后大彻大悟。

于是，他们觉得工人成为战士，并不牛逼。大概相当于狗咬人，属于正常动物行为。而小资成为无产阶级战士，那就牛逼了。因为工人是衰人，好多打出生开始就很衰，该喝牛奶没奶喝，该上学没学上，想草比没女人。所以工人要咬人，属于条件反射。而小资，该嗨皮都嗨皮过了，难能可贵的是，嗨皮完了就想起革命，这才叫“意识的能动作用”。

总之，一个人，光因为“穷”而革命，不奇怪，这属于屁股决定脑袋。但“富”了还革命，这就牛逼了。这才叫铁板钉钉的革命者，这种人由于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更加彻底，于是复辟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俺想起了一个信佛的朋友。我看他天天不吃肉，不看电视，苦大仇深的样子。就告诉他道家主张通过嗨皮来顿悟的，他说佛家不这样，佛家要当苦行僧。我说，你的老大，释迦牟利，不也是国王么？他操了多少比？吃了多少肉？嗨皮到穷极无聊后，他溜出去一看，那么多穷比，这才顿悟嘛。所以人家才成了佛祖。你要入涅槃，要当高僧，不如先去东莞耍耍，只有《一路向西》才能上西天取经嘛。我看，如今那些穿金戴银的方丈们也是吸取了道家之所长，你不能鄙视人家。嗨皮越多，成佛可能性越大。方丈，罗汉，菩萨，佛陀，一个比一个嗨皮。眼瞅对方脸成猪肝色，俺大喊：戒嗔！戒嗔！戒嗔！赶紧开溜。

这些朋友的历史观有两个假设。

1.       在大革命年代，小资出身的革命者更加坚定。

2.       在社会主义年代，工人生活日渐好转，以至于成了“小资”（老苏称为官工），此时无产阶级意识退化了。这更加表明小资革命的重要性。因为小资在解放前就嗨皮过，现在这点小嗨皮根本不算啥，因此反倒是小资更加坚定鸟，而曾经的穷比反倒堕落鸟。

对第一点，理由是不充分的。的确，当时有不少革命者出身富裕。最近，俺逛了雨花台烈士陵园。作为国民党的国家级刑场，曾枪决过数千名烈士。陈列馆前言就指出：烈士大都出身富裕家庭，但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俺还看到资料，部分烈士学历还挺高，博士硕士一堆。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家境良好的小资投身革命更加坚定呢？雨花台刑场，首先是国家级刑场，一般各地捕获的要犯才往那送，然后就枪毙了，“小卒”们估计就在当地就义了，这是其一。其二，从案件类型看，这些烈士绝大部分由于地下工作而被捕。谈到城里地下工作，也的确只有小资家庭出身的才最适合。

另外只有查获谍报组织，才谈得上“大案要案”。而战场上，其实也就没“案件”这个概念了，无需准备冗长的卷宗，机枪呱唧一分钟就足以干掉好多穷比，也正因为没有“卷宗”，穷比也多半无法留名，当年谁没事照个照片？

所以，要论当年牺牲的人数比例，自然是穷比出身的远高于小资出身。这是个概率分布的问题。要论“意志坚定”，搞地下工作的大多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获的，而叛徒本来也是小资出身，所以由此要论证，小资出身的更加牛逼，也是谈不上的。

要论“革命觉悟”，像潘冬子那样从战火中觉悟的不在少数，反过来，在雨花台纪念馆，俺就看到一位打入国民党军统的烈士，当接受审问时说，觉得国民党腐败，而共产党有活力，更能凝聚国家（请看下图）。

注：图片模糊，烈士原话：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和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少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我在此停留了很久。烈士就义，固然牛逼。这没说的。他的观点，当年热血青年中也是普遍存在。我只是想，倘若他活到49年后依然保持这种观点不变，又当如何？如果把“腐败”理解为某个组织的行为，而不是私有制的腐朽；如果把“活力”理解为凝聚什么国家（台湾黄仁宇就是持类似观点，他觉得共党能获胜主要是凝聚基层，至于怎么凝聚，他倒在关键问题开溜了，同理，韩毓海也是如此），而不是工农翻身；那么这位烈士，必然抵触文革。如果这位烈士逃过“浩劫”能活到改开，也无非是两种前途：要么是以胡乱帮为精神领袖的炎黄春秋老朽，要么是当代各位爱国左派大佬。历史兴亡，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不难理解。

谈到第2点假设，也就是所谓“工人阶级意识”退化的问题。左派们也持这类观点。他们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并不完全对，否则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了，怎么阶级意识会退化呢？从这出发，文革的历史就被神秘化寓言化了。“意识”退化，那就提高“意识”，怎么提高？文革呀。于是左派们就在这个观念上的文革中无法自拔。如果马列毛主义者不是首先研究物质前提，那么谈“意识”也只能流于空谈。

有位朋友发纸条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么？这只是现象的描述，在历史上，出现了卫星上天，也出现了红旗落地，万事万物都有联系，但是否打了卫星就一定丢了红旗，这得研究两个现象之间联系的媒介。显然，这个媒介只能归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而这个矛盾体内部作用的中介，就是阶级斗争。于是，回避阶级，那就什么都无从说明。

简要的谈，生产力的进步一方面在消灭旧的小生产势力，也在不断形成新的小生产幻想。如果技术出现重大进步，从而让过去联合劳动才能完成的工作，可以由私人劳动完成。那么对小生产的幻想就必然出现。之所以只是幻想，只因为社会化大生产不允许存在自给自足的所有制形态。可是，这类幻想的存在，必然构成了复辟的群众基础。而这个基础也必然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寻求代理人，也就构成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害在于，代理人作为拥有小生产幻想的群众的“先锋队”，却拥有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设想”（这就不是幻想了）。如果这条路线占据上风，复辟势力必然把国营企业改造成利润为唯一目标的企业，另一面，放手具有小生产幻想的群众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二者结合，就形成了大资本家和小业主的雏形。

老朋友们应该有印象，俺们曾跟【公民海升】聊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933401019eyl.html

他曾引用了一位修车师傅的话，这位穷比认为，要不是老毛瞎搞，要是换老刘搞，他现在就不会下岗不会在路边修单车。【公民海升】企图证明，哪怕是穷比也不支持老毛。俺是这么回复的：要是老刘搞，他会早几十年蹲路边修车。显然，照刘少奇的路子，当工业能力获得长足提高后，至少自行车能够大批量生产，各种零部件，维修工具大量供应后，那么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就必然分化出一大批的蹲路边修车的师傅们。反过来，这类人就必然形成复辟的群众基础，推举出自己的党内代理人。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分化出一批“非生产劳动者”（即以自己劳力和工人的收入交换），那么国营企业就顺理成章改造成利润导向的企业，从而党内的走资路线获得加强。

而要战胜这条路线，就必须要求无产阶级先锋队，随时审查生产力进步所导致阶级力量的变动，并随时瓦解一切小生产的幻想，随时消灭复辟的土壤。唯一的法子就是不断因应生产力进步而扩大联合劳动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说过去的联合劳动可以由私人劳动完成，那就必然意味着同样的联合劳动可以完成更加庞大的工作，并且还可以形成新的联合劳动。而要在新生产力的平台上，让联合劳动占据上风，只能有赖于先锋队及基干群众的具体战术战略，并不常法，胜败也并无定论。像陈永贵那样审时度势建设大寨，就是典型----大寨的底子不差，如果先锋队不接着扩大联合劳动的深度和广度，那只能在好底子基础上导向单干。同时，也有不少人民公社的先锋队们没能履行职责。可见，经验教训同样丰富同样深刻。

因此，当提及“无产阶级意识的退化”，务必考虑到生产力进步，及这种进步带来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否则，提高意识，就是无源之水。左派公知们否定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否定了二者的中介---阶级斗争，却去奢谈文革，那文革就变成了他们观念上的文革，一个充满龌龊阴谋又或者是深不可测宏大寓意的空洞革命。而如果文革没有带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赤脚医生”，“反对管卡压”，“知青下乡”，那就是一个无聊的事件。

无产阶级意识的退化，一定是在经济层面出现了相应的应力，而一旦积累下的应力成为了动力，那么上层建筑必定出现裂缝，裂缝越大，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就会轰然坍塌。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如果自觉的运用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那就一定从意识的变动观察到“存在”的变动，从而“有意识”的控制“存在”发生的运动，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奠定物质基础。

而一些朋友却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退化”，只是“意识”问题，却无视经济基础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新变动。于是他们热衷于用“意识”去克服意识自身的问题，就是南辕北辙。

知识分子要跟工农相结合，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无非说明，革命的“意识”，首先得改变自己屁股坐的位置。只有屁股坐正了，才谈得上“意识”的提高。因此小资出身的革命者，要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就不得不跟小资决裂，不得不与最广大的工农为伍。

当位置坐正了，不同出身的革命者又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这些人将来如何变化，依然取决于位置的变动。因此，谈论“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之类，是空洞的。或真或假，不是体现在他怎么想，而体现在他怎么做。如果意识“提高”了，但屁股没动，这意识等于不存在。正如所谓宗教信仰，如果你光是“信仰”，就等于空气。于是，所谓“信仰自由”，就是无比扯淡，不妨成为“空气的自由”。任何现实的“宗教信仰”，必定是以现实的物质力量存在，比如天主教发动十字军东征，佛教参与地租的分成等等。所谓对“信仰自由”的追求，无非是物质力量的对抗而已，压根谈不上“信仰”本身。

就像前面那位烈士，如前所述，如果他的这种观点继续保持，解放后成为叛徒的可能性甚大。到时候肯定又有一堆左派义愤填膺的扯起“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之类的废话，就跟他们现在骂老邓一样。

这类空谈的要害在于，他们以为有超脱于物质运动的“真”和“伪”，真假对他们很重要，什么“真共”，“伪共”等等，其实无非为了满足那种士大夫的精神荣誉而已，也就是所谓清白。而辩证唯物主义只会从物质运动中判断运动性质。当我们谈到事物的本质，其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这个事物在运动之中。

俺们不希望这些朋友跟左派们一块去当士大夫。革命青年的进步，就跟爬杆一样，首先是上肢向上伸展（意识），然后下肢跟上（屁股），也只有屁股跟上了，才能谈得上继续爬杆。那么光是上肢伸展，屁股却不动，这是什么姿势？伸懒腰罢了。这样能琢磨出什么理论创新，那才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