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老卫生战士座谈缅怀毛主席对人民卫生事业的关怀

云南老卫生战士座谈缅怀毛主席对人民卫生事业的关怀

作者：老田  发表日期：2004-3-8 12:10:00 天涯社区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缅怀毛主席对人民卫生事业的关怀

　　 (原昆明军区卫生战线部份老战士座谈会纪要)

　　 在革命导师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前夕，我们原昆明军区卫生战线的部份老战士，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与思念之情，自发地于12月24日下午在昆明市虹山南路军队干休所会议室，举行了以“缅怀毛主席对人民卫生事业的关怀”为主题的小型纪念会。到会的有来自12个军队干休所、云南省军区、云南省老龄委、省市两所卫生学校等16个单位的各个革命时期入伍从事部队卫生工作的离退休干部31人，目前仍然在位的卫生干部一人：还有特邀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联勤22分部卫生处的正副处长和成都军区机关第三门诊部主任等。云南日报社、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云南电视台、未来时报等新闻单位，闻讯都欣然派人前来采访报导。

　　 纪念会于下午两点半正式开始，由主要发起人于泮池同志主持。与会同志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共同聆听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几次重要讲话的录音剪辑之后，于泮池同志就这次纪念会的几个有关问题向大家作了说明。-是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主题?他说：众所周知，毛主席有关卫生工作的论述、指示、批示与题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医疗卫生领域里的具体体现。作为始终在毛主席这些重要指示和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工作的我们，通过回忆几十年来在“为全体军民服务”和完成平战时部队卫生保障任务的历程，并联系当前医疗卫生领域里的实际，就必然会进一步加深对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理解，进一步增强对毛主席的崇敬与思念之情，我们认为这便是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二是对毛主席有关于卫生工作的论述、指示、批示与题词，我们搜集与选择的仅是其中的一部份，进行这样的归纳也是很初步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八类或八个方面，其中“关于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卫生工作方向”是核心是根本，而其余各部份都是围绕与确保这个核心和根本的落实而必不少的经验总结。三是我们的纪念会拟采取座谈式，望大家发言时紧扣主题，理论联系实际，把握好发言时间；为了能多安排几位同志发言，每人发言以5-10分钟为好。

　　 原昆明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曹瑞洪同志首先发言。他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们于泮池、白毓秀、吴金玉、吴葆羽、汪源鸿五位同志，发起与组织了这个小型的座谈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好事，我非常赞成，非常支持，并很高兴地前来参加。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党和军队的缔造者。他领导我们打败了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解放了全中国，又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正如歌曲里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怎样说也说不完道不尽，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起的崇高威望，不管世间如何的变换都不会被人们所忘记。毛主席是当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是勤俭建国的典范；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我们是毛泽东时代卫生战线上的老兵，缅怀毛主席的卫生路线，重温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教导，感到非常亲切。毛主席的卫生路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份；毛主席卫生路线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全体军民服务”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这里我举一个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例子，当时我在64医院当院长，有一天突然接到修建北庙水库的领导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大批民工误食野菜中毒，要求我院派人前往抢救。我立即召开院党委会研究，迅速派出了抢救组，可是到现场发现中毒病人太多，且病情太重，必须送院治疗。一个编制为200床位的驻军医院，面临突然间要收容530多名病人的艰巨任务，又是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立刻在全院人员中进行总动员，全力以赴来组织与接受收容任务。轻病人出院，重病人集中，将礼堂、食堂改作了临时病房，动员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随军家属都出来护理病人，大家日夜苦干，不怕脏、不怕累，发挥了吃苦耐劳的革命传统，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使我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的卫生路线是力量的源泉，它有很强的号召力，工作有方向，说话有气魄，干起事来有无穷的劲头和力量。

　　 第二个发言的是原15军与11军卫生战线的老战士吴金玉同志，发言的题目是“依靠多数人，为多数人服务”。他说，“依靠多数人，为多数人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指导我们医疗卫生工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根本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医务人员，由于认真贯彻了这条方针，人民的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迅速消灭了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甲类传染病(霍乱、鼠疫、天花)，短期内在中国大陆根绝了“黄、赌、毒”社会丑恶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性传播疾病，经过几年努力很快控制了流行猖獗的疟疾、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等；通过全民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城乡人民良好的卫生习惯逐步养成，各类疾病的发病率均呈明显下降；抗美援朝期间，依靠全体军民的力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在城镇厂矿企业单位建立了医务室，在广大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使工人、农民实现了“小病不出厂、不出村，大病能住院”的一套完整的初级医疗保障体系，有效地保护了社会生产力，从此，中国人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真正消除了“东亚病夫”这个耻辱称号。

　　 然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几十年来全国城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销声匿迹了；农村随着集体经济的蒸发而一度建立起的合作医疗制解体了；由于卫生事业费投入太少(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国卫生分配的公平性在世界排名中居188位，列倒数第四)，而主要又用于城市(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80％的卫生事业费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新增卫生经费农村仅占14％，其中专项事业费又只占1．3％)，因而不仅使一些传染病死灰复燃，而且使九亿农民和城市低保人群又落入“有病治不起”的景况。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享受医疗保障的人只占15％，而85％的人得不到医疗保障，“相当比例的农民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去世，而是在自己家里挣扎着咽气的”。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今年突入其来的“非典”暴发流行期间，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及时果断调整了国家卫生部的领导班子，并亲临一线指挥抗“非典”阻击战。前几个月吴仪副总理又到云南安宁的合作医疗点检查指导，不久，中央又召开了全国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我认为这既是对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继承和发扬，又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福利的具体体现，也是全国农民的热切期望。

　　 第三个发言的是长期在军区卫生部工作后转业地方的离休干部吴葆羽同志。他说，我讲两点：第一，关于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核心是什么?我个人体会“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全心全意地“为全体军民服务”。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早在1945年4月就强调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仟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毛主席又指示“北京医院要开放”，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并要求“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主席这一系列光辉指示的指引下，城市广大医务人员纷纷下乡，为农民兄弟送医送药，培养赤脚医生，协助建立合作医疗网，在短短十几年内，便使广大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使农民兄弟感激不尽，而且还得到了世界众多有识之士，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一致的公认与好评。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可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赤脚医生没有了，合作医疗不见了，城市工矿企业实行几十年的公费医疗制度也取消了，特别是目前全国只有15％的人有初步的医疗保险，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又陷入了“有病无钱医治”的困难境地。我们这些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和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为全体军民服务”奋战了一生的老战士多么希望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的号召下断然采取措施，使我国的卫生工作摆脱或改变“经营第一，服务第二”的局面，使毛主席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卫生路线再放光彩。

　　 第二、关于“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毛主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群众路线，在我国卫生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由于这条“独特”路线与方针的正确指引，使我国广大卫生工作人员敢于并且善于向那些危害群众健康最大的流行病与传染病宣战，开展了一个接一个预防与控制传染病的群众运动。在短短二十几年里，先后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天花、人间鼠疫和性病，各地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霍乱、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伤寒、小儿麻痹、结核病、钩虫病、钩端螺旋体等疾病的流行，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云南边疆广大农村卫生状况，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威力，是因为在毛主席“预防为主”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专业人员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在宣传科学知识与推广科研成果的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从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和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并将其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令人痛惜的是最近十多年来，毛主席的这条方针逐渐地被人们淡忘与遗弃了，致使许多曾被控制的疾病又重新回潮，而且呈逐渐漫延的趋势，例如，据国家卫生部统计，1988年全国感染血吸虫病的人数为40万，而到2002年上升到81万，十四年几乎增加一倍。我深切地希望，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真正从今春“非典’的发生与流行中吸取教训。

　　 第四个发言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从事部队卫生工作后改做政治工作的郭正涛同志。他说，今天我们举行这个以“缅怀毛主席对人民卫生事业的关怀”为主题的纪念会，目的就是为了继承与弘扬我国社会主义医疗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先进思想及优良的医疗作风，更好地为大多数人的身体健康服务，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作出贡献。为此，我觉得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加强对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工作，增强人们辨别路线是非的能力。近些年来，我们很少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不懂得这些伟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理论，致使一些从事卫生工作的年轻人，包括年轻的卫生行政领导干部，不知道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这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遇到各种所谓新思想、新理论和新观念时，由于缺乏辨别能力，极易上当受骗跟着跑，自觉与不自觉地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因此，各级卫生部门和医疗单位，在进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的同时，要联系卫生战线的实际，重温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进行毛主席卫生路线的再教育，而且应将此视为医疗卫生部门的头等大事。

　　 二、要广泛地开展和认真地学习白求恩精神。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医务人员只有真正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才能成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人，而也只有这样的医务人员，才能忠实地去贯彻执行毛主席以“为大多人服务”为核心的革命卫生路线。毛主席早在60多年前号召我们学习的白求恩同志，就是具有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光辉典范。我们要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学习他“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即“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学习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而成为像他那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好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根本问题：否则，学习白求恩就必然流于形式，成为一句空话。

　　 三、要下功夫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好社会主义的卫生工作这个新课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这种社会存在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是以奉献社会为荣的价值观和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而且非公有制成了重要组成部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和按劳按资等多种要素的分配形式，在这种社会存在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利润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目前我国甭说城市林立的私营医疗机构，即使是挂着公有制牌子的人民医院，统统都走上了市场，都在为最大利润、多创受益和多发奖金而努力。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卫生工作怎样坚持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预防为主的方针、依靠广大群众的路线以及卫生人员如何学习白求恩精神等，确实是个值得深入研究解决的新课题。

　　 第五个发言的是当年“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原57医院中医科主任杜光明同志。他说，我是在毛主席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下达的第三个月，被选送到云南中医学院离职学习中医的。通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和40多年的临床实践，深感毛主席对我国医学必须坚持走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的指示，既是从我国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历史条件出发，更是建立在对中国医药学历史贡献与科学性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毛主席从《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的“用中西两法治疗”，到1950年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各部份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斗争”；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直接领导对贺诚、王斌等歧视中医错误思想的批判，到1958年英明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无不显示出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正是在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使我国医学步入了康庄发展的道路，造就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大军，他们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优势，共同肩负起了保障我国人民健康的历史使命。试想，如果缺少了中医和不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发展道路，新中国的卫生事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吗?毛主席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卫生路线能够全面落实和真正实现吗?

　　 马克思说：“社会的需要，比任何一所大学都更能创造财富”。仅从最近报导的广东省中医院创造出“每天使用中药两吨半，平均日门诊量8000人次”的奇迹，以及中医药在抗“非典”中发挥的有效作用，岂不是也能发人深省和值得深思。

　　 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歧视中医的思想、中医“不科学”的论调以及否定中西医结合道路的思潮，均有所抬头甚至呈泛滥之势，这是应当引起有关领导重视的。

　　 第六个发言的是70年代后期转业到市卫校担任领导工作的老战士秦学昌同志。他由朗颂毛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开始，首先向大家回忆性地介绍说：解放前血吸虫病广泛流行于中国南部十二个省市，上千万的农民和渔民受到感染，上亿人口受到威胁。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的危害依然存在，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人，其中约有六分之一的人居住于血吸虫病流行区。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从1956年起中央便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领导向血吸虫病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到1958年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余江县在当年6月首先宣告全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在全国树立了第一面红旗。毛主席读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通讯后，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正如诗序所言“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从而写下了这首讴歌在向疾病作斗争方面“人定胜天”的传世佳作。

　　 他接着说，云南也是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之一，而大理州又是全省的重灾区。1958年4月云南省委按中央的要求，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并从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医院、学校以及昆明军区卫生系统抽调了1400余人组成的几个血吸虫病防治大队，先后到大理地区开展血防工作。我们昆明部队由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一百余人的大队，由朱宝玉同志担任大队长，被分配在弥渡和鹤庆两县。我们于1958年4月到达了弥渡县，突击完成任务后，七月份转移到了鹤庆县。在前后历时七个月里，我们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个个干劲实足，任劳任怨，为了准确掌握疫情，我们跑遍了这两个县的山山水水，挨家挨户地动员和收集大便，我们这个四人战斗小组在16名保健员协作下，创造了24小时粪检5107人次的全省最高记录。对确诊的病人，注射酒石酸锑钾等药物，进行彻底治疗，在“苦战四个月彻底和干净消灭血吸虫病”的口号鼓舞下，我们拼命了五个昼夜，安全地完成了治疗任务。

　　 我有幸成为一名血防队员，亲自参加了云南省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并获得省、县先进工作者称号，出席了1959年4月召开的全省血防工作会议。我深深地体会到，血防斗争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血防战线上的胜利，也是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结果；当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没有广大血防 队员忘我地工作精神，要在短期内取得这样大的成果是不可能的。这几年许多地区血吸虫病回潮，以及湖南省岳阳市“灭螺”和“治病”造假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岂不令人深思。

　　 第七个发言的是80年代转业到省中等医学教育研究室工作的李天明同志。他说，参加今天举行的这个以“缅怀毛主席对人民卫生事业的关怀”为主题的座谈会，使我同时忆起了两件事，一件是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表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著名谈话；另一件是今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重要社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投入……”。两者相距将近40年，这到底意味和说明了什么?

　　 我个人认为，第一、说明了毛主席对广大农村人民的深切关怀。作为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卫生工作的重点不放在农村，实际上就是为少数人服务，是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背道而驰的。第二，说明了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当前我国的卫生工作走了弯路，它偏离了毛主席“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正确方向，这是我们感到欣慰的，也是我们寄予希望的。由此，还可以更进一步看出毛主席当年的谈话，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重新建立与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难度是不小的，因为农村已失去了集体经济的基础，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也大大的淡薄了。

　　 前些时候，我到楚雄地区卫校(其前身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由上海市下放到这里的一所卫校)搞调研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年许多城市医务工作者响应毛主席“6．26”指示的号召，来到边疆农村为这里的人民忠诚服务，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群众服务的事迹令当地人感激不尽，至今谈论起来仍然个个热泪盈眶；可是当年来这里后又返回城里的医务工作者，由于社会体制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再加上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许多人谈起这段经历不但不感到光荣，反而怀有埋怨情绪，甚至认为是受迫害，似乎只记得当年环境艰苦。这种“反差”极大的怪现象，确实令人深思。

　　 第八个发言的是原昆明空军部队的老八路张锡浩同志。他说，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医疗卫生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在大半个世纪里，我们这批卫生战线上的老战士，始终遵照毛主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和“为全体军民服务”的教导，在战争年代挽救了许许多多阶级兄弟的生命，减少了残疾，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平建设时期，仍然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在国防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之时，而关系到十几亿人口生老病死的医疗卫生工作，却出现了滞后甚至极不协调的怪现象。例如，大城市大医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引进了国际先进的设备，住院床位一扩再扩，使住院、医疗、药品的费用越来越高了：农村的合作医疗不见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更加突出了：预防为主，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没有了，早在建国初期就基本消灭或被控制的性病、血吸虫病、结核病、疟疾等传染病与流行病又死灰复燃，甚至呈现恶性上升的趋势。全国城乡里的大多数人，大病重病看不起，没有钱医院可以不收，就连我们这些进入暮年的离休干部，患了大病或重病，由于床位费的限制，医院不欢迎和不愿接收，即是住进医院也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依我看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的卫生工作背离了毛主席的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卫生路线。问题已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引起充分重视与认真解决的时候了，万不可等闲视之。

　　 第九个发言的是原昆明军区总医院的新四军老战士周影同志。他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实质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问题。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都是围绕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军与我国卫生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辉的成果，其中同依靠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也是其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记得：

　　 1941年，我新四军某侦察员孤身深入敌据点侦察敌情，以备里应外合。不料被日寇发觉而追捕，这位侦察员在黎明时分逃入一老乡家，为了掩护我新四军战士，大伯、大娘及其年轻的女儿，毅然决然让侦察员充当“儿子”，又叫女儿充当“儿媳妇”，就这样挡住了敌人的眼睛，掩护了人民的子弟兵。忆此，赋诗一首《军民鱼水情》：

　　 孤胆英雄潜日方，寻机策应打豺狼。

　　 阴云骤变风火急，大伯毅然认东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