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系列之五洲震荡风雷激（下篇下部分）

反思文革系列之五洲震荡风雷激（下篇下半部分）

十一

前文（下-上、下-中及其续）表明，在红卫兵运动得到毛泽东公开支持掀起高潮之后，最高决策层里有人行刘邓路线，操纵以“血统论”为指导思想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真正的黑帮红卫兵），故意制造各种极端事件，又利用毛泽东自己不会镇压学生运动，也不允许别人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则立场，和法律难以对未成年人的非法行为实行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两个便利条件，促使保皇派红卫兵极端行为普遍化和法西斯化，文革方向因此而严重偏离《5·16通知》和《十六条》方向，文革进程也完全不能按最早计划的在半年时间里完成。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刘少奇的路线既在公开地、合法地，又在背地里、非法地猖獗活动着，阻挡了文革顺利向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采取进一步措施，彻底终结刘少奇的权力。

《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次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则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取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会议的由来】。

官史当然是讲究“字字有来源”，这些表述字面传达的意思和我上面表述的看上去一样，都可以简略为：刘少奇路线还在发挥着关键作用，文革无法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顺利进行，毛泽东认为必须摧毁这条路线。所以才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但是，比较两种表述不难发现，我的表述也字字有来源，而且给出了详细来源，可官史“字字有来源”，但坚决干净地抹去了这个“来源”（即我大篇幅表述过的前后两个50多天里发生的大量具体事情），让读者落入它的“空虚”之中，随之得出“毛泽东是一个不顾党情、国情、民情，靠想象治国的封建家长”的结论，说得美观一点是“一个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者”。我的表述和官方的表述对比于此，做何取舍，全凭读者自己。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 “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走资当权派”的刘邓路线的最准确概括。【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路线错误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陈伯达会上讲话，引自《毛泽东传》），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必须先要明确，然后才能知道，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最后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压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进行正确的斗批改呢？】（1966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来源同））。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两个月以来的运动情况进行了总结，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和危害摆上了与会者的桌面。毛泽东读了陈伯达的报告后批示“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这一批示体现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生产的高度重视，不过，也被一向善于利用毛泽东指示行自己所行的周恩来，在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做了超出其本来含义的发挥，即用生产压革命，把二者变成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东西。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期间被迫做了检查。网上可以搜索到他们检查的全文。现在，这些检查都成为讽刺他们自己的最好历史文献了。毛泽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批评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对我是敬而远之”，“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红旗》十三期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2011《党史》（页774）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使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造反派，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分也越来越复杂。首先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获得‘解放’感的，是几个月前受到工作组‘压制’的造反学生。他们由此得到解脱，成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站到批判当权派的前列。此外，因各种原因对社会现状不满，或对一些干部官僚作风与特殊化现象不满的群众，将‘文化大革命’当成反对官僚主义、铲除等级特权的斗争，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一些对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以为这场运动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在反右派、‘反右倾’、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一些人，也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或许有助于改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处理，因而借造反要求平反。造反的群众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各自的要求。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地以畸形的状态和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

这一段话也是“字字有来源”，具有丰富的含义。第一，它暗含着承认了从文革开始到这次会议召开，整个都是我前文强调过的刘邓路线（头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刘邓路线”，后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刘邓路线”）。第二，它暗含着承认了，造反派纯粹是工作组制造出来的，而且到此次会议召开之前，造反派红卫兵一直是被刘邓路线压制着，得不到发展，此次会议之后造反派红卫兵才真正得到发展和壮大——这也正是我此文前面强调过的。第三，它暗含着承认了，此次会议之前的各种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都不是陈伯达、江青等支持的，而被刘邓路线压着的造反派红卫兵干的，都是刘邓路线支持下保刘邓的保皇派红卫兵干的——这是为我前文的相关观点做了完全的背书。第四，它暗含着承认了，刘少奇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在1959年的“反右倾”、1963年后的“社教运动”、文革头50多天、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到此次会议召开之前，都是实际执行了一条真正的极左路线，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很多当事人都借着这次会议获得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开始向刘邓路线算总账。换句话说，此次会议之后，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是此前刘少奇极左路线制造出来的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报仇雪恨”者的共同一致的政治诉求，而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愿望。我在生活中与一些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知情达理的老人交流时发现，对刘少奇没有好感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坚信在对待一般干部和群众问题上，刘是真正的极左。这是颇能说明一点问题的。即使官版历史里，歌颂刘少奇也显得很尴尬，往往是底气不足，拿不出多少经得住分析推敲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出版刘少奇的文献，则干脆去掉了很多可以反映其极左路线的重要讲话和文稿。第五，它暗含着承认了，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是刘少奇在“一线”治理国家时出现的普遍现象（参见前文“两线”梳理），广大一般干部和群众早就对此不满，但铲除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殊化的正当要求，从来得不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的重视。1978年后邓大人当政，社会情形也基本是这样的。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说明当时确定他们为一号和二号走资派，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为两个阶段的社会实践所证明。这条路线并未因为邓小平的去世而终止，而是越加辉煌发达。反腐败、反特权，不见效果，原因到底在哪里？不言自明。第六，它等于承认了，以上各种情形连带着激发了社会其他矛盾，一些其他性质矛盾中的人带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加入到造反行列，使运动复杂化了，这些不是毛泽东蓄谋的或者希翼的，而是广大人群之自然属性和阶级属性大展示的结果，它是文革的一种异态现象，显然地，官版历史和许多后来人都把它看作文革的常态，并要求毛泽东对它负全责。

既有这六点，事事俱在，却将文革中的一切并不符合文革思想的东西，甚至是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故意制造出来的破坏文革思想的种种过激行为乃至犯罪，简单归结于毛泽东错误发动了文革，那就是完全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一个黑屋充满了物质垃圾和精神腐朽，毛泽东提出要清扫这些垃圾和腐朽，指责毛泽东的人不但把毛泽东提出的清扫垃圾和腐朽的合理化建议，指斥为法西斯行为，还要毛泽东对这些垃圾和腐朽本身承担一切责任。这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