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务工是底层人的性命赌局

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从清代初期的闽粤破产农民下南洋开始，三百多年来，为了生存，为了一圆发财梦，无数华人背井离乡，远走异国。

时代在变，唯一没变的，是即便在现代文明之光普照的当下，中国劳工仍不时遭遇不公，饱受各种屈辱：被诱骗，被“卖猪仔”，被盘剥克扣。

对于出国务工者来说，这个行业就像一场赌博，有时甚至要押上身家性命。要想成为赢家，不仅要能吃苦卖力，还需要好运气—找对了中介、去对了地方、跟对了老板。

中国外派劳务输出大县江苏东海，无疑是这个行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海外务工的真实境况。

替劳务公司打工

东海县牛山镇望烟村，王平惬意地在村道上晃悠，接受乡亲们的艳羡。

这个40多岁的男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靠出国打工发家致富的村民。2012年6月，在韩国打拼8年之后，衣锦还乡。

“不出去了，干不动了。”他向时代周报记者感叹，“外面是年轻人的世界!”

王平是个幸运儿，去了海外淘金圣地韩国。不过，财富的积攒过程远非他人想象的那般顺利。回首成功，曾经遭遇的不公和苦难让他始终无法释怀。

由于韩国对中国的劳务输出并未放开，签证很难办理，赴韩务工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加以中介费高昂，“一般人去不起”。

2002年，王平举债向劳务公司交纳了7万多元赴韩务工中介费。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笔巨款，“足够盖一栋二层楼”。

最初在韩国的2年，王平省吃俭用，卖力干活，最后却发现白忙活一场—收入所得与交纳的中介费大致相抵。眼看苦尽甘来，签证又到期了。

不同于新加坡，2年签证到期后可以续签，韩国最多只能延长至3年,过期即沦为“黑工”。不过由于这个国家劳动力匮乏，政府其实默许打“黑工”现象的存在。

王平也成了一名“黑工”。“韩国的就业机会很多，不愁没活干赚不到钱。”他说，尤其是建筑业，收入远高于工厂。保守估算，中国劳工在韩国的平均年收入有十几万元人民币。

一次，王平的韩国老板问及其当初赴韩打工交纳的中介费，大吃一惊，称他被劳务公司宰了，其实只要交一点手续费。“等于是在替劳务公司打工。”王平愤怒难当，却又无可奈何。

同样是在望烟村，当地村民指着一户人家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对方经营劳务公司，短短几年间就盖起两栋楼房，买了几部汽车。

由于劳务公司之间互相买卖务工名额，这个农民老板也被人骗过。“前两年被坑了一大笔钱，”村民回忆说，“当时很多人上门来要账，一蹲(守)就蹲(守)到天黑。”

地处苏北的东海缺乏像样的企业，外出打工是当地农民的主要出路。东海也是国内出名的对外劳务输出大县，相应催生了一大批良莠不齐的劳务公司。

仅在该县外派劳务市场内，就有十几家本土和外地的劳务公司，常年招收各类海外务工者;代办费用根据前往国家的不同贵贱有别，非洲国家最便宜，其次是新加坡，最贵的是日本和韩国。

这些市场内的正规劳务公司极度鄙视那些散布在县城各处的小公司和“黑中介”，称他们搞坏了行业风气。

“在国外随便认识个人，稍微有点关系，在东海就能开公司。”当地人说，地方政府监管不力，以致坑蒙拐骗时有发生，即使正规公司也不乏此类情况。

待解的行业通病

在东海，劳务公司最常见的骗人方式是：招工时许以诱人的薪酬，将人送到国外后却翻脸不认账。务工者受骗后要求回国，劳务公司便以“违约”为由，拒绝退还中介费。

2012年8月，白塔镇村民朱成龙向劳务公司交纳28000元代办费后前往新加坡做装卸工。出国前他被许诺，月薪不低于1500新加坡元。

但到了新加坡，朱成龙却被老板告知，由于活太少，每月只有800新加坡元底薪。算下来，除去生活费、房租和交通费，每月仅剩340新加坡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过1700来元。

朱成龙不干了，托老家的哥哥帮忙向劳务公司讨要代办费，却被对方以“违反合同”为由拒绝。后来朱和一众工友联合起来“闹了一下”，老板被迫同意涨工资。

“在东海，出国打工几个月就回来的大有人在。”知情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家丑不可外扬。受害者往往使用自己的方式向劳务公司逼债，或者到地方政府“闹事”，成为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即便是正规劳务公司，也不一定能让打工者就此踏上坦途。

为了去新加坡做木工，2012年夏天，石榴镇人马兆青向国航劳务公司(下称“国航”)交了3000元培训、考试费。但培训学校却拒绝其进入，原因是名单上“没有这家公司，也没有这个人”。

马兆青打听后才知道，国航的招工名额是向扬州的一家劳务公司购买的。

虽然培训之事经过协调得以解决，但马兆青在参加第二次考试前，又因工种不符再次被挡在门外—国航呈报给新加坡方面的是“抹灰工”，而非“木工”。

东海县外派劳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连军将屡屡出现的劳务公司“忽悠”打工者的现象归为“行业通病”，称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只负责监督管理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的企业。”他说。而这样的企业，东海本地仅有3家。对于非法劳务公司，只能是发现或经人举报后，提请工商部门查处。

东海劳工被困安哥拉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公安、工商、商务、城管等部门开始联合对全县的非法劳务中介机构进行打击、取缔，引导务工人员通过正规中介公司外出务工。

不过王连军仍然担忧此次事件会对东海的外派劳务产生较大打击，导致一些企业不再与东海的劳务公司合作，甚至干脆不用东海的工人。

事实上，直到2012年8月1日，中国针对对外劳务的唯一一部法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才开始施行。

务工人员整体素质偏低，竞争力不强;政府服务不到位，信息不畅通;劳务输出方式单一，成本高昂;劳务公司经营不规范，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足，这些行业长久积攒下来的问题，解决尚需时日。

（责任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