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坦荡胸怀让官老爷们汗颜

河南兰考县发生火灾，7名孤儿被大火烧死。

火灾发生后，兰考迅速启动问责机制，包括兰考民政局局长在内的6人被停职。

兰考火灾事故的处理就随着6人被停职而草草收场。兰考让民政局的6名官员承担责任是没有道理的。民政局的官员不过是替罪的“临时工”。

谁该为兰考7名孤儿的死负责？那就要搞清楚这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兰考的7名孤儿被烧死，根本原因是兰考没有社会福利院，但建设社会福利院不是民政局官员能够决定的事情。所以把板子打在民政局官员身上是没有道理的。

全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但当前全国的县级福利院只有64所，全国有孤儿60多万，但能够住进福利院的孤儿只有大约10万左右。全国绝大多数县没有福利院，绝大多数孤儿无法住进福利院。

全国绝大多数县没有孤儿院，全国绝大多数的孤儿也不能住进孤儿院。这样，全国绝大多数的孤儿要么无人照料而自然死亡，要么就是被像袁厉害那样的民间的爱心人士收养。民间人士，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必要的场所，没有照料的时间，没有专业的安全知识，在这样的条件下，安全事故发生是必然的。

虽然安全事故发生是必然的，但这个事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地方完全是偶然的。烧死孤儿事件发生在兰考而不是别的什么考，纯粹是偶然的。

如果安全事故发生的隐患只有某个地方存在，是这个地方的官员渎职而没有提前把安全隐患排除，那这个责任自然应当由地方官员承担；如果某个安全事故发生的隐患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那这个隐患就是上一级官员渎职的结果，那责任就应当由上级官员承担，板子就不应当打在地方官的身上。兰考发生孤儿被烧死的悲剧，是因为兰考没有孤儿院，而没有孤儿院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责地方官是没有道理的。

这让我想到抗日时期山东军阀韩复渠在被处决前质问蒋介石的一段话：“丢了济南要我负责，那丢了南京该由谁负责？”

国民党消极抗日，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下一触即溃。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是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政策的产物，韩复渠充当的是蒋介石的替罪羊。

如果让兰考地方官员承担7名孤儿被大火烧死的责任，那贵州毕节5名儿童死亡的责任由谁承担？立交桥下被冻死的农民工责任由谁承担？温州高铁事故死亡旅客的责任由谁承担？山西矿难死亡的工人责任由谁承担？……

中国的事故问责一直没有问到根子上，这是中国安全事故呈不断上升趋势的根。

勇于承担责任，我们不得不钦佩毛泽东胸怀。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退居二线，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大跃进时期，主持一线工作的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于求成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让三年大饥荒雪上加霜。

毛泽东虽然不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虽然也曾经给一线工作的同志提醒过，但是，毛泽东还是对大跃进的失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在1962年初召开的7000人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某些官员一方面高举责任问责的大棒追究下级的责任，另一方面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从来没有反省过。毛泽东坦荡的胸怀，还不能让这些官老爷们汗颜吗？

（责任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