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6）：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下-1）

右而左：1966-1976（6）：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下-1）

十

上文梳理“两线”得到“两个司令部”。到底存不存在代表党内两条道路的“两个司令部”？时隔几十年，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它是当年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在文革后不久重返政治舞台后照搬当年被毛泽东强行终止的路线的最终结果。这确凿无疑证明了当初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即使如此，大部分人在回头看历史的时候，依然是不承认两个司令部的存在。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与他们从主流灌输中得到的先入为主的历史知识、他们个人的心理感受和他们自己的理想追求，实在是过于格格不入。这些人宁可接受主流的观点，简单认为毛泽东借口制造捕杀革命功臣的浩劫，也不打算承认“两个司令部”的存在，不承认有一条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暗中活跃在党内高层。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是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当年延安司令部和重庆司令部（后来是西柏坡司令部和南京司令部）阵线分明，有一条明确的物质的和空间的战壕分隔开，不同司令部的人穿的是不同的制服，拿的是不同的枪炮，说的是不同的政治语言，彼此作战，除了偶尔误伤十分隐蔽的己方情报人员，大致不会造成严重误伤。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直观而容易理解。可是，文革中的“两个司令部”顶的是同一个名称，用的是同一套组织体系，穿的是同样的制服，拿的是同样的枪炮，指挥的是同一套人马，说的是同一套政治语言！一个司令部的司令还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司令之法定接班人，一个司令部说自己代表党中央，是搞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司令部的人也说自己代表党中央，是搞社会主义的，彼此作战相互打击的，粗粗放眼一看，都是革命功臣、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这样一种没有物质和空间隔开的局面，不再是直观的和容易理解的。一些人，懒得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做区分，只用超阶级的、泛人道的人性论统统归于“人”的概念下，懒得去仔细研究哪些“人”正是利用了这个复杂的局面，利用了以上的各种“同”来故意加害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更懒得去细致分析哪些牺牲和损失是本可避免的革命对革命的误伤和革命者对革命者的误伤。他们宁愿并且明显是带着故意混淆视听目的地删繁就简，用“最高尚、最道德的”标准抹去两个司令部，只承认毛泽东借口捕杀革命功臣，并让无数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遭受无谓的巨大牺牲损失。另一些人，承认两个司令部，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正确的，承认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走了另外一种删繁就简的路子，他们简单地主张斗、主张乱、主张错杀一千一万一百万也无妨，不把资产阶级全部肉体消灭，就决不能停止战斗，因此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斗还不够狠、不够多、乱也不够厉害、不够全面，革命还不坚决、不够彻底，毛泽东太心慈手软或者动摇了，没有在关键的时刻把“灵魂革命”变成了全面的不顾一切的“肉体革命”。这些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对国民党的作战，是对着看得见的物质存在，是与拿枪的敌人作战，主要运用“武器的批判”，辅以“批判的武器”唤醒民众；对于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作战，主要地是对着人的头脑中潜伏的资产阶级意识，是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战，主要运用的是“批判的武器”，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擦亮群众的眼睛，提高群众识别资产阶级的能力，辅之以相应的组织处理手段，“武器的批判”是要少用甚至完全禁用的。这样一来，斗争的战略目标设定、战术运用、具体的指导方针、方式方法和技巧力度都远比对拿枪的国民党作战要复杂得多，而且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一战完胜，因为看不见的无形的党内资产阶级意识，是一种精神存在，它随时可以外化并物化为资本主义物质形态，就好比那个美国电影《hollow man》中的透明的金属人，他一次次被对手打得粉身碎骨，却一次次靠不死的无形的看不见的意识，自动把散落的水珠状金属颗粒再度集聚成物质的人体。所以，毛泽东主张与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是一百年到几百年的长期斗争”（这个主张里的哲学思想正体现在了美国人的电影里，却比这美国人的电影早出几十年）。

历史本该在严肃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螺旋式提升到新的高度，可过去几十年反而螺旋式下降（甚至是斜线加速下降）到比起点还低的低处去了。这是因为，一方面，革命在被贬损之后被非法化了，人被抽象化了，社会主义被妖魔化了，无耻的、反动的阶级仇恨发泄和阶级的反攻倒算代替了严肃的历史经验总结——这是朝里朝外的反毛右派们干的；另一方面，革命被简单化庸俗化而失去动员民众的力量，人在理论上被成功地分为不同的阶级而在现实生活中被乱点鸳鸯谱，社会主义与“分蛋糕”挂起钩来，似乎就是平均分配，人人有份，要不干脆共同贫穷——这是鱼目混珠的泛左翼干的事情。

今天的人们已有合适的历史距离看当年的一切尚且如此，当时的历史当事人身处正在发生的复杂历史之中，会书写出多么难以把握的真实历史，就更不难理解了。

十一

没有毛泽东，文革根本不会发生，没有江青，文革就会大大缺少革新文化的内涵。尽管主流把江青刻画为妖孽，但任何严肃历史反思者都不会受主流魔咒的引诱，跟着认为江青就是妖孽。要看清两个司令部的客观存在，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艰难性和长期性，就必须不能回避江青提出的“黑线专政论”。就是主流历史叙事，也无法忽视江青的《纪要》，并且把它看作是与《二月提纲》完全对立的文化革命指导思想。仅此一说法，就已经体现了《纪要》的重要性，江青的重要性。

前文从多个层面告诉读者，建国以来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57年有一次大的爆发，被压制之后，1962年再次爆发，并再次被压制，此后，公开的斗争转入党内高层暗中的较量。1963年12月，毛泽东说：【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歌和文学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1964年6月，毛泽东又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毛泽东的警告是越来越激烈，批评针对的对象也是越来越明确，可是，因为他身处“二线”，他的警告和批评并未能阻挡党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和公开化。1965年批判吴晗《海瑞罢官》遭遇彭真的疯狂阻拦和1966年彭真凌驾于当时含康生在内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上，用短短5天时间搞出《二月提纲》，经刘邓同意却未经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国（这被毛泽东称之为“迫不及待”），是这一泛滥和公开化的具体的表现。

江青与彭真此针锋相，在彭真迫不及待搞出《二月提纲》的时候，她接受林彪委托，同月（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将与会者呼应上述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看法提出的“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文艺方针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观点，用“座谈会纪要”的方式，精炼为“17年黑线专政论”，报告给了毛泽东，并主张“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传1949-1976》）。毫无疑问，“黑线专政论”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是对毛泽东一再斥责过的建国以来到1966年这个17年文艺战线实际状态的高度概括，与毛泽东的各种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两个司令部的本质问题用更加明确更加简洁的语言提了出来。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黑线专政论”，还对江青等草拟的《纪要》三次修改，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加了一段话：【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泽东传》）。

现在的主流，在这件事情上给后来人阅读历史设置了许多的障碍。

首先是利用这一件事情，把江青和林彪的正常工作关系，表述为互相勾结，构建诬蔑陷害革命功臣的黑理论。这样的表述，忽视了最基础的问题：彭真和陆定一联手，无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存在及其一再的警告，仅在刘邓的支持下对批判吴晗严防死堵，属于正常工作范围，江青和林彪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支持下的正常工作合作怎么就成了阴谋勾结？

第二，利用这一事情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来源于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的完全错误的历史判断。不过，事实应该是恰恰相反：它是完全正确的判断。虽然用“十几年”似乎有扩大时间范围的嫌疑，但考虑到1949年毛泽东对剥削有功论的宽容，1956年八大过早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阶级矛盾退到次要地位造成1957年右派进攻，1960年即开始对“反右”斗争中“受害人”进行甄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却没有相应跟进导致了1962年的“三风”，1962年坚持了“三面红旗”，批判有人写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却没有纵深打击以至于有1963至1966年的系列事情发生，乃至彭真等人的疯狂举动，若没有周恩来出面居间调停，北京报刊转发《海瑞罢官》居然不能进行。这些毫无疑问说明“黑线”的实际存在，说明毛泽东得出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 的结论是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社会主义事业在1956年后遇到那么多的波折与“我们抓迟了”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最正统的2011年《党史》，也对建国头六年有掩饰不住的赞颂，而这几年正是毛泽东全面主抓中央工作的几年。遵循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如果毛泽东本人一直全面主抓，后来的许多由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政治斗争，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都可能是不需要的，那么经过1956-1976年20年的没有大的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历史不能假设，但分析历史需要遵循历史本身的逻辑。【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毛泽东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文革毫无疑问收到了“亡羊补牢”之功效，它确保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初步形成，为我国赢得了时间，使我国继续在集体主义精神旗帜下，完成全民力量的动员和投入，在简陋的工农业基础上，建立起相当完备的现代化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国防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整合了民心，使之归一，即信任党（“心左”之类的朋友，看到这句话，恐怕又要“联系实际”，说我在“维稳”，哈哈，不妨看看我的“B1/ B2”切割法，见“右而左不等式求解”）。“人心齐，泰山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所获得的这些，今天实际获得的物质财富总量将没有任何社会条件获得，而两极分化之严重至少顺延前推10年甚至20年就达到当前的程度（用贫富比值做尺度，不是用绝对财富量值差做尺度），更重要的是，这个现在被人加了伪字的“破烂不堪的手动档”恐怕早就呜呼哀哉了。当然，也会有数量庞大的弱智者会说：“如果1956年老毛退了，中国至少提前20年达到今天的财富总量状态”。对于这样弱智的看法，我在系列2中已经驳斥了，不重复。

第三，《纪要》把1963年以来江青主持搞出的《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新戏剧，作为文化革命的文艺样板推荐给社会主义文艺战线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将工农兵文艺具体化了。可是，主流的历史解说，把这些内容被抹去了。

为什么要抹去？简单地、抽象地说，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把《纪要》斥为毛泽东江青的黑理论。细致地、具体地说，是要抹黑毛泽东、抹黑江青，并为其他的尊者讳，突出毛泽东心怀鬼胎，突出强加给江青的“政治妖精”的色彩，抹杀她的文艺才能和新文艺旗手的恰当身份。从而掩饰“黑线专政”的“封资修”本性，达到否定文革的革新文化的真实的一面，肯定其“捏造事实搞人身迫害”的不真实的一面。详如下。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后台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他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帅，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方向是与当年国民党文化事业藕断丝连着的，即与毛泽东直接指出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着的。1963年毛泽东批评“鬼戏”，提倡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突出人民群众的首创性，可是周扬却说：“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并用“分工论”辩护说，“特别是京戏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周扬他们的后台又是谁？当然是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说：“老戏很有教育意义，《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了个新中国？”，“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邓小平说：“表现帝王将相智慧的也可以演”，彭真说：“利用无产阶级强加于人，结果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他们这些理由哪一条是尊重人民群众，是为工农兵服务，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性？没有好的剧本，才需要文艺工作者走到群众中去，结合群众的生活，写出好剧本，表演给工农兵，而不是简单方便地搬来封建的玩意儿，把工农兵毒化为帝王将相的奴仆和卫士，并用“才子佳人”的浪漫来自我麻醉，在幻觉中意淫自己当才子成佳人，乐不可支（这些不正是当代小资们的最爱吗？）。针对他们的封杀，江青力辩并力行：“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我们那么一点点小苗苗他们就是不许，十四年的功夫还搞古时的感情，这是个立场问题”，“就是要演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这里搞戏，我是在这里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战斗”，“我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穿的是工人织的衣服，有解放军战士守卫国防，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永远满怀激情来歌颂他们。这是演员的职责”（资料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合编，文革中的出版物，后文简作《大事记》）。

当主流把《纪要》中关于文化革命文艺方向和文艺样板的内容抹去之后，以上这些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内情”，尤其是江青对于刘邓路线所作的坚决斗争，也随之被扔进“历史黑洞”里，头脑简单的历史阅读者谁会主动走进“历史黑洞”把它们捞回到光明里来？

“革命通常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这个缺口毫无疑问被江青打开了，《红灯记》，《沙家浜》是标志，打开缺口后不久就诞生了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芭蕾舞艺术是正宗的西方的阳春白雪，按照彭真的艺术标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都是“非驴非马”，那么自那时以来直到现在，还有哪个中国人的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在艺术造诣和思想主题上能够超过这两个“非驴非马”吗？毛泽东少年时代读《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翁”。当时的毛泽东只是朴素地觉得这是“不平等”的（《毛泽东传1893-1949》）。他的这种情感毫无疑问带到了文革思考中，成为他发起文化革命的一种内力。因为有了文革，才有《金光大道》，《艳阳天》这样的描写农民、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文化的伟大文学经典，它们使文革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黯然失色，也使中国全部古代文学充满了无法掩盖的腐朽味道，也让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的人文主义作品显得矫揉造作。可是这样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被主流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被反攻倒算的酸臭知识分子说得一钱不值，没有能力欣赏其美与力的当代小资痴呆儿，尤其那些来自工农阶级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痴呆儿们，居然也跟着奴役他们的主子们，骂毛泽东、骂江青、骂文革。这是何等的压迫阶级的欢宴和被压迫阶级的悲哀啊？

第四，《纪要》将“黑线”与30年代的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做了联系。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也被主流抹去了。为什么抹去？因为不抹去就不能说明毛泽东、江青、林彪对彭真是在搞诬陷，不抹去就要暴露出彭真的政治面目。

“黑线”连着“王明路线”，“王明路线”连着彭真。彭真1938年是坚决执行王明路线的，请看林彪“518讲话”（即后来被贬为“政变经”的那个讲话）怎么说：

【彭真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幻想和平，幻想和蒋介石谈判……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

彭真的来历我在系列2里就有交代，他是刘少奇在华北局领导地下工作的时候发掘到的人才，和他同期被刘发掘出来的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李雪峰、蒋南翔、刘仁、徐冰、邓拓、胡乔木。这些人在文革前期以及文革开始后50多天至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终结之前，全部是刘少奇布置在各个党政和文化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大员，让文革几乎完全无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正常进行（与这些人配合的还有30年代“61人案”中的各大员，这些人中的一些也是“61人案”中的成员，详后）。

今天的人们，茶余饭后可以大嘴一咧，说这样的联系是秋后算账，欲加之罪，说林彪是诬蔑陷害彭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对于党的历史和当时党内现实情况林彪比我们后人更有发言权，而他的讲话是在最高级别的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如果说这样级别的会议都是不严肃的，那么还有什么会议是严肃的？由此可以推导回去，直到1921年南湖船上的会议，就都是不严肃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盘否定文革，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从任何一个角度推论下去，就等于全盘否定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否定其自身现实存在的合法性。直到今天，B2政治家和理论家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自以为聪明地切割1949年前后的毛泽东，把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民族英雄化，把毛泽东思想民族主义化和孔孟之道化，以此配合构建B2合法性，搞“伟大帝国复兴”。我是乐意看到他们继续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得越彻底，他们滚蛋的速度就越快，文革再被新人新档肯定的时间就会来得越早。

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政治斗争，文化革命内容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江青用《纪要》（“黑线专政论”）对抗刘邓彭真的《二月提纲》，是一个司令部对另一个司令部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后来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其文化革命的内容，剪裁《纪要》内容，抹去关键内容，也是服务于政治需要，也是政治斗争，是那个当时被打败的司令部的反攻倒算。红色政治变成了白色政治和黑色政治。今天的人们，要理解为什么两个时代对同一事件有完全对立的历史解读，就必须清楚这一点。

林彪的“518讲话”还有这样的内容：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文化阵地上还占着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读罢林彪这些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斩钉截铁的语言，再把毛泽东、江青和林彪前面的话结合到实际发生的文革历史，再对照现实中国来看问题，“黑线专政论”还是错误估计了形势吗？“两个司令部”还是子虚乌有吗？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场毛泽东借故诛杀革命功臣并带给全民灾难的浩劫吗？

十二

上文说，“516通知”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最后警告和最后保护令，他若不清理走资当权派，他自己就会被清理。在系列2里，我也早就说了文革开始后50多天里发生的事情对于毛泽东最后下定决心废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取到了决定性作用。现在的主流历史叙说，对这50多天用了最小的篇幅来表述，如描写建国到1978年历史的长达1074页的《党史》第二卷只用了不到3页的篇幅，而且是用春秋笔法，做了必要处理，留给阅读者又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一般人读到的是，毛泽东下定决心，近于疯狂地不顾一切，谋求天下大乱，利用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校园文革烈火，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紧跟毛泽东，配合毛泽东，到处煽风点火，挑动和支持学生，犯下了滔天罪恶，而刘少奇邓小平呕心沥血，维持国家稳定，结果反被毛泽东诬陷镇压学生运动而打倒。为了证明这场运动的惨无人道，证明学生运动就该遭到镇压，叙说者往往要把1966年6月18日发生在北大的“批斗黑帮”（一般简称“618事件”）掐头去尾，单独列出来，抹去一切相关的更为重要的背景和具体过程。

那么，在文革“头50天多天”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废黜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要把邓大人说成是二号走资派？我这里也不打算太过仔细描述，仅把几个关键问题点一点。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聂元梓大字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之前一天（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后来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现在的正统说法是聂元梓受到康生老婆曹轶欧唆使，充当文革第一个打手。因此这份大字报是康生阳奉阴违的具体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掌管北大的陆平，在任何方面都是严格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打击学生老师，引起左派愤怒，左派一直在不断和他斗争。彭真一直保护陆平，并于1965年7月，组织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发言假借毛主席名义说：“毛主席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听听，很熟悉是吧，陈毅后来也如法炮制过：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指示邓拓、许立群等陆续组织斗争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时间长达数个月，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革前夕。聂元梓当时挺身而出和陆平斗争，由于彭真保护陆平，聂元梓没有成功，但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还把事情闹到高层去了，中央派出调查组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是调查组成员，去北大是正常工作。不过，可以推测，常委会上的《516通知》精神聂元梓应该是通过曹轶欧得到了，所以聂才有又了勇气写出大字报，继续和陆平斗争。就是说聂元梓大字报是1964年以来聂与陆斗争的延续。那个时候，康生都不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真实想法，对刘少奇是毕恭毕敬，事事也要听其安排的（所以彭真《二月提纲》可以越过康生，不理会康生），根本不可能，也不会通过曹轶欧来搞针对刘少奇的阴谋，充其量是鼓励聂元梓对陆平甚至对已经被批判的彭真的斗争，与煽风点火搞乱天下毫无关联。他把大字报报告给毛泽东是工作职能要求的，不能说是别有用心。毛泽东看到后做了特别处理，责令广播全国，当属毛泽东自己的考虑。主流既然是把聂元梓的大字报作为关键事件来表述的，就该把前后背景作出相应交代，尤其对社教运动中陆平等迫害左派作出交代，对调查组一事作出交代。

第二问题是关于“工作组”。

主流首先是肯定刘邓派出工作组没有错，其次是暗示派出工作组先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来毛泽东出尔反尔，说没有同意，故意对刘邓搞欲加之罪，却对于工作组的具体工作方式方法和造成的实际后果不谈，这样就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到派出工作组对还是不对这个形式问题上，转移到毛泽东出尔反尔上，让读者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对刘邓贡献出饱满的同情和善意。

5月31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带人改组《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毛泽东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责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几乎就在晚上8点大字报播报完毕，刘邓工作组先头部队就在张承先带领下进驻北大。这里哪里有刘邓就派出工作组给毛泽东汇报征求毛泽东同意的时间和可能性？（有读者说：电话汇报征求意见怎么来不及。可这正是主流给出的说法，还说刘少奇后来到杭州给毛泽东亲自汇报，毛泽东又不同意，以此“证明了”毛泽东“出尔反尔”。实际上，7月29日周恩来倒是坦诚 “中央派工作组”是“的确迫不及待”，还承担了部分责任，参见后文）。刚才说了，本来有个调查组在北大工作，这个调查组不利于保护陆平，因而不符合刘少奇的胃口，他就要撤掉。这样就有工作组取代调查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随后两天，刘邓开始从中央和北京市调集干部组成工作组从3号开始陆续进驻北京各高校。薄一波主管的公交系统有大批干部进驻15所高等院校，团中央调集1500多人到中等学校，光是北京市文教机关就有7239名干部进入工作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把无论以什么理由批评党委的人，都称作流氓分子，还把文革定义为“反右”运动的继续，又一次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用刘少奇的另一大员王任重的话说：“四清”加“反右”等于“文化大革命”。以此为指导方针，工作组在学校大抓学生和老师“反革命分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完全改变了中央《516通知》明确规定的打击走资当权派，保护普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方针政策。这样才导致了许多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工作组，出现最初的造反组织。北大的“618事件”就是反抗工作组的经典事例。

“6.18事件”一般被主流或者被知识分子看作惨无人道事件，因为被压迫的忍无可忍的学生将张承先保护下的一些人拖上“斗鬼台”，“斩妖台”，不看其前因后果，就是这两个名称，就够做一篇妖魔化学生的文章了。这一事件被张承先汇报给刘少奇，刘少奇立即冒雨偷偷来北大看大字报，随后批示说“618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北大五个校门都被关闭，由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事件的，人人检查，没有参加的，也要求检讨自己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事态，不少无端受围攻和斗争同学甚至自杀。自此以后，张承先在北大建立起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与此同时一些学生突破张承先的封锁，跑到相邻的清华大学，向清华学生报告北大工作组的恶劣行径，结果这些北大学生被蒋南翔组织的人马押送回北大。虽然如此，这一行为还是使清华早已开始的反工作组事件变得激烈起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