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6）：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下-2）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反干扰”。

刘少奇对北大的“618事件”批示后不久，所谓的“反干扰运动”即开始（反对干扰工作组工作）。6月21日，蒯大富写了大字报说要夺过工作组的权，当天王光美就再次到清华，怒斥“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22日，王光美电话通知工作组说要来清华参加蒯大富所在的化九班的会，结果没来，蒯大富和其他学生觉得被愚弄了，蒯大富随后写出大字报质问工作组《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酿成所谓“电话事件”。

6月23日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他讲话说：“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同一天，薄爷、陶鲁茄在北京布置“反干扰”，陶鲁茄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切，要追根，要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当时都知道是毛泽东要搞文革，用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文革烈火，那么这个“背后黑线”是谁，当然是毛泽东。可见，他们“挖黑线”实际上就是抵制文革）。此后，“反干扰”，“抓游鱼”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清华工作组为了保护蒋南翔，就把基层和上中层干部500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赶“上楼”，“靠边站”，“撤职罢官”，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是好的”。

6月24日王光美和工作组长叶林出马组织大规模声讨蒯大富大会，蒯大富紧抓“电话事件”不放，予以回击，于是26日开始王光美组织了拥护工作组的游行示威，打出口号标语：“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6月28日王光美再次组织蒯大富批斗会。

7月3号，刘少奇又作出指示：“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要把蒯大富当作活靶子大，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于是，7月7日，王光美第三次组织蒯大富批斗会，到处都是拳头对准蒯大富，蒯大富失去人身自由，后来以绝食相抗争。王光美批斗蒯大富前后20多天，清华受牵连遭受批斗的还有700多人，其中多人被非法监禁，多人神经失常，7月2号、5号、7号三天还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死），大批学生被整了黑材料，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许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王光美还要“楼上”干部“用实际行动支持工作组”，“将功赎罪”，“反蒯有功的可以下楼”，一些人确实“洗澡下楼”成功。王光美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在干部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制造敌对情绪，挑动他们互相斗争。

“反干扰”还发生了更加荒唐更加残忍的事件，就是林业学院“22个问题事件”。6月22日林院5个同学根据他们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得到的记录整理写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XX同志谈话纪要》（即“22个问题”），回应了当时同学们关心的主要重大问题，深受广大同学欢迎，一时间广为传抄，还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大城市、十五个省、自治区。很快，这份大字报被薄爷根据刘邓指示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要“清除流毒，肃清影响”。五位学生成了“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残酷斗争。林院也成为“反干扰”重点学校之一。7月9号工作组召集12个院校4000多人参加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清华三个传抄的学生被打成小“三家村”，还有史姓老师因为传抄被打成反革命而忿忿服毒自杀。全国有组织地进行类似的批斗会，造成全国4000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被逼吐血，两人被逼疯。

据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校，工作组就把10211学生打成“右派”，2591教师打成“反革命”。

北京高校还有很多类似事件，如地质学院的“6.20事件”，就不一一列举了。刘邓是要把北京搞成全国文革示范城市，因此全国各地工作组都是严格执行刘邓路线，也必然出现类似的群众斗群众或者群众和工作组的严重对立事件，如六月初上海的“围攻少数派”，西安交大的“6.6事件”，武汉大学事件（与王任重有关），广州“《北京来信》事件”（与赵紫阳有关），“长沙惨案”，“兰州事件”，“铜川血事件”。

高校如此，中学安宁吗？非也。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为例，刘平平当时是高一学生，向刘汇报工作并把刘的指示带到学校工作组，刘指示说，5%是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就不行了。结果，该校的90%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激起一些学生的不满，该校陈家康，何方方写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大字报，直指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表达对工作组的强烈不满。当天，刘少奇接见该校工作组勾德元等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好嘛，蛇出动了，消灭他们就容易了”。工作组于是对陈、何两学生组织三次大规模斗争，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默许下的武斗。1000多名学生中，200多人遭到迫害，这些学生后来跑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宣誓斗争到底。

副司令的千金当时在师大女附中，他对女儿的指令是“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个女附中就是“红八月”里女校长被打致死的那所学校，此处不多说，留待谈“红八月”红卫兵运动和高干子弟组织“联动”暴行的时候再说。

以上三个问题一旦清楚了，并沿着其脉络发掘出更多内容，自然就明白了刘邓是把文革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了。“516通知”要求清理的走资当权派一个没有清理，而普通学生和普通老师则是全国性哀鸿遍野。刘少奇既然完全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最后警告和最后保护令，主动清理走资当权派，那么他自己被清理就是在所难免了，剩下的只是何种方式方法和什么时间的问题了。

（以上资料来源《大事记》）

十三

毛泽东身处外地，当然没有忽视北京和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已经严重偏离了文革预定目标，他于7月18日回到北京，7月19日就批评刘少奇等人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革命变成反革命。

7月21日，关锋受康生委托到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关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等两次到北大调查。

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同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率文革小组在北京广播学院发表讲话，肯定学生对工作组的斗争。

7月25日，毛泽东召见中央书记处和文革小组，说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不行。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同日，北大操场爆发大辩论，有上万人参加，辩论主题是文革方向。康生、江青到会，康生会上宣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至此，此前工作组嘴里的“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真相被揭穿。学生群情激愤，并纷纷控告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同时许多此前遭到压制的学生老师连夜分赴各校传达消息，兴起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反工作组的又一轮高潮。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下令撤销工作组，同日陈伯达、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员第四次下北大，组织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讲话：“建议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它是阻碍文革的障碍物，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不是由谁指定，要有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会上，20多名高干子弟给工作组唱赞歌，还为工作组辩护：“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多么熟悉的声音：三天以后，它在人民大会堂响起）。

7月27日，刘少奇单独找康生谈话说，指斥康生对蒯大富问题“不了解情况”，康生反驳：“蒯大富是革命的”。刘：“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辩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晚上，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到北师大，陈伯达号召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几千名学生欢呼雀跃，之前被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学生对工作组进行了控诉。

7月28日北京市正式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通知。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撤销工作组的《决议》。

至此不同寻常的50多天总算结束了。

7月29 日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历史书籍都无法回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书特书将其传奇和演义化了）。

2011《党史》有9行字的简短记载这一天，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文字长短大致与《党史》相同，但对应内容出入较大：

【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指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右而左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我将以上记载对照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发现以上记载严重不符合事实，我又将高文谦和严家其的记载和《大事记》进行了对比，高、严的记载在《大事记》里全有，而《大事记》更全面，里面关涉副司令的，高、严出于给副司令避讳，舍而不用。我把五个记载加一点评说，作为一个附件附在文后供大家参考。这里只先把结论说出：

周恩来的确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说那是中央“迫不及待”，自己有责任，为刘邓分担压力，而刘少奇没有承认错误，所以谈不上推卸责任，邓小平不承认错误，只说有些工作组有工作错误，责任由工作组承担，从而把一切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毛泽东会前派周恩来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出来会见了与会代表，大会最后是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以上表明，中央文革确实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但对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也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其主要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是很浅的介入各级学校文革，主要只是向毛泽东汇报一些情况，毛泽东回北京之后，他们才接受毛泽东指示较多介入学校文革。文革小组所作还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他们是普通学生老师、人民群众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代替毛泽东解救了那些遭受打击迫害的人。太多学生老师，在这50多天时间里，经历了从地狱再返回人间的过程，从而终于领会到了毛泽东才是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真正代表了反压迫，代表了反资产阶级和反一切其他特权阶级的正义力量，真正代表了翻身解放，真正代表了造反有理。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体验，它不同于与拿枪的敌人做斗争的革命体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在那个时代，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不由得收紧心，泪流满面。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愚昧或者造神。现在的一代，已经不能获得这样体验，也不能对那段历史建立任何真实感，只会在主流的引导下幻想文革、捏造文革、诬蔑文革并诅咒文革。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亲历或半亲历的人，有责任将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十四

在最初50多天的时间里，走资当权派一个也没有清理，全国却出现对普通学生、老师和群众的白色恐怖。这意味着，毛泽东用《516通知》对刘少奇发出的最后警告无效，因此其暗含的另一功能“最后保护令”即告自动失效。毛泽东决定把文化大革命航向拨正，并酌情开始对刘少奇进行党内公开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在7月29号人民大会堂集会之后，仅仅三天，即8月1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召开了。2011年《党史》记载：

【这次会期原定为五天，主要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采取的重大措施；（三）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指“彭罗陆杨”事件——右而左注）；（四）通过会议公报。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

各位读者，你们读出了什么？原本的会议议程和本次会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的职位变动没有关系，那么改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降职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在于【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

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议程？1959年庐山会议改变议程，是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这次呢？难道还有个彭德怀吗？没有。继续看记载：

【全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阻碍、镇压群众运动。这天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两张宣扬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主要内容）……在以上两天的会上，与会部省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流露出对运动的困惑和对动乱局面的不安。8月4日，毛泽东召集常委扩大化，对派工作组严厉指责。他说：中央自己违抗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6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招到北京。林彪到会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月12日，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大革命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罢一些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8月8日全会通过由中央文革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十六条”（主要内容）……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于8月12日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排名依次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跃居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有原来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原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党中央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使许多与会者感到震惊，思想上存在种种怀疑和困惑。但会议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程序……“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我将近4页颠三倒四的叙说浓缩于此，可是，以上并没有对为什么“改变会议议程，延长会期至12天”的任何交待！所记载的只是，一次关涉国家前途命运的超级重要的中央全会，只一个独裁者毛泽东在大施淫威，一个打手林彪在施拳脚，一个半活人刘少奇在念报告，上百多号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全部是没有个性没有独立语言跟不上毛泽东节拍的“不安者”，“怀疑者”，“困惑者”。独裁者毛泽东一手遮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滔滔不绝了12天，小小的一个提议就把常委改组了，刘少奇委曲求全，却被降职，林彪充当打手，却一步登天，毛泽东又是好一个只听溜须拍马的封建帝王，原来正确无比的中央（一线），就这样被毛泽东和林彪不费吹灰之力，窃取了权力，中国“左难”由此开始。

可是记载又说：“会议是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这个“十分紧张”又是怎么来的？读者诸君能从记载里读出来吗？当然不能。要读出来了，毛泽东就不是独裁者了，林彪就不是打手了，刘少奇就不是逆来顺受、木偶似的半活人了。这还了得，这岂不要颠覆了主流的全部历史说教！于是，我们就只能看到以上这样一个似乎是把“基本事实”都交代清楚了的“信史”。

还记得当年的“23条”之争吗？刘少奇粗暴打断毛泽东的话，不让毛泽东发言，逼得毛泽东第二天拿来《宪法》和《党章》，被独裁的人一下子就独裁起来了，这个转换也太没有悬念了吧！高文谦披露，“23条”之争后，刘少奇根本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看不过去了，就去做刘少奇的工作，刘少奇最终是不情不愿给毛泽东道歉，说“我不够尊重主席”。毛泽东当即回敬，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毛泽东后来说去刘之心是在这次争论之后，这让许多人以为去刘就是要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少奇。于是，因为毛泽东动了资产阶级的奶酪，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历史解说，就按照“毛泽东搞家长作风是独裁者是封建帝王”的思路搞起来了。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去刘仅仅是考虑从路线上打击他。最多是考虑（只是考虑）废黜他接班人地位，至于到底废不废，怎么废，都没有定案，所以才有让刘少奇自己亲自主持通过《516通知》，给他机会表明自己是搞社会主义的，不是搞修正主义的，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的。但50多天里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毛泽东继续努力，希望这位接班人能够接受意见，可是谁知自感政治羽翼丰满，可以甩开甚至废除毛泽东，自己单飞的刘接班人，还是固执己见，在7月29日的人民大会堂的那次集会上，不但说了前面《党史》记载的那段话，即：

【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还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真理有时是在少数人手里】，【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

这是承认派工作组的错误还是公开拒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批评？当然是后者。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马上想要废除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才有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的四项议程，根本不涉及到改组常委。

可以看出，毛泽东会前主要是想把文革拨正到既定方向，并以“十六条”再次加以明确和具体化，顺便在党内有限范围开展对刘少奇的批判，肃清党内核心领导层的资产阶级意识。解决了这个龙头问题，纲的问题，其他小问题就都好解决了。可是，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刘少奇及其党内高层铁杆支持力量的反弹。

我具体一些，把会议前后和会议里外结合一下。上面说了，7月29号的集会上，刘少奇根本没有承认错误，而是继续公开保护他的党内势力。但是，他恐怕也感到一场更大的斗争就要到来。于是，当天，高干子弟就在北航贴出“鬼见愁”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给干部子弟打气，号召干部子弟团结起来对抗平民子弟，呼应并支持党内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斗争。

7月31号，建院100多名支持工作组的保派学生，对于释放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学生一事表示不满，组织起来大闹北京新市委。

8月1号，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当天，建院保派组成《革命团》，革派组成《八一战斗团》。两派尖锐对立。同一天，“鬼见愁”对联贴到人大、清华、北大等众多高校，引发学生骚乱。“鬼见愁”对联是赤裸裸的“血统论”，它后来引发更大规模群众斗群众，造成更紧张的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对立，也是高干子弟组织“联动”为非作歹的理论工具。

8月2号，刘少奇到建院蹲点（直到12号）（刘澜涛陪同），同一天，副司令到人大蹲点，继续其“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论调，包庇郭影秋，说：“对于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的评价，历史的评价”。同一天，陈伯达接见高干子弟，建议把“鬼见愁”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遭到高干子弟拒绝，具有特定“血统论”含义“混蛋”、“狗崽子”等谩骂语言随即开始在各级学校出现，相应地清华、北大出现“贫协”（工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被中央文革制止。

8月3号刘少奇续带刘澜涛到建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