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6）：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下-3）

8月4号，刘少奇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近乎公开煽动反毛，并再次强调：“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

8月4号这同一天，周恩来带100多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到清华给蒯大富平反，并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还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大事记》）

8月4日同一天晚，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出示刘少奇关于“618事件”的批示的底稿，用确凿证据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并说镇压指令来自中央，批评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毛泽东说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这一句，刘少奇用毛泽东自己以前说过的话顶了回去：“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以上已经构成赤裸裸的威胁或者叫做摊牌或者叫做挑衅。这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还有其他非刘少奇山头嫡系势力的暧昧，他们用抽象的“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自我批评来推诿，拒不表态批评刘少奇。这些人当然不会忘记1953年的高岗及其支持者的教训，也不会忘记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及其支持者的教训。在这两大事件中，毛泽东把所有反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的势力全部压制了。这一次谁知道毛泽东是不是和刘少奇政治决裂，要不是呢？那出来批评或者反对刘少奇岂不是政治上的自杀？这就是许多人会上“不安”和“困惑”的原因所在。

正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公开和刘少奇最后划清界限，不然自己就要处在危险之中。于是，他在8月5号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清晰将1962年和1964年事情联系起来，把问题挑明，动员中央委员会里还有社会主义意识，还愿意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站出来批判刘少奇，并紧急招林彪进京，加强会场上自己一方的力量，逼迫其他暧昧者表态，最终把劣势变为优势，这其中周恩来的率先表态取到了决定性的示范作用。这样才有所谓的该结束会议而没有结束，延期到12号，才有所谓改变会议议程，才有所谓“紧张的政治气氛”，即使是高文谦、严家其这些非主流的，但也是站在反对毛泽东的立场上的历史作品写作者，也都高度承认毛泽东在会上改变不利局面，最后制服刘少奇，作出了十分艰难的努力，险些要功败垂成。哪里是上面2011《党史》记载的毛泽东一个人滔滔不绝并大施淫威12天，一个小小提议就把常委改组了。

十五

刘少奇显然是过于自信自己多年经营起来的山头势力，过于自信自己可能对毛泽东保持着“要投票有人”的优越态势。他如果接受《516通知》给出的警告，改变以前的做法，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回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上来，走真正的群众路线，主动向自己的山头开刀乃至炸毁，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会丢的，文革也不是后来的样子，社会主义事业也不会遭受更重大的挫折。这当然也只是假设。他是一个成功的老男人了，不说阶级呀，立场啊，单是这一点自信，他也不能就输给也是成功老男人的毛泽东。何况这还的确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

他有自信的依据吗？当然有。他不但有接班人的“名器”在手，还有一个具体的嫡系组织班底。前面已经谈到过的，他在北方局搞领导地下工作，物色了一批人，这些人都是一流政治斗争高手。此外，有个“61人案”，该案现在被确定为冤案。冤案不冤案，现在是回看历史，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涉案人员的政治变迁和他们在文革前夕所掌握的实际权力对文革本身构成的阻碍。该案发生在1937年（刘少奇的检讨中提到是1936年），涉案出狱61人，其中52人是地下党，另外9人情况各不相同。地下党殷鉴、邱少山出狱后不久去世，其他人则被派往江苏、山东、陕西抗日战场，至1949年10月1日，52人中只有36人还幸存。这36人都是刘少奇自延安整风以来就倚重的党内支持力量，其中大约一半人建国后陆续进到政权核心位置，其中柯庆施曾亲听过列宁讲话，也很得毛泽东器重，1965年去世。以下是部分成员在文革前夕的任职：

薄一波：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胡锡奎：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

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

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刘有光：七机部副部长兼第二书记。

王德：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

候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李葆田：安徽省委书记。

徐冰：统战部长。

这些人加上前面提到的彭真、李雪峰、蒋南翔、邓拓和胡乔木，构成怎样的政治力量，如果再考虑刘少奇自1942年以来成为党内二号、毛泽东接班人以后，在党内新发掘的人呢？这样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文攻还要武卫，不难理解林彪说：【文武相配合……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还是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能搞起来】（林彪“518讲话”）。

然而，刘少奇也毁灭于他的自信。当然，毁灭他的更重要因素还在其他。

认真检阅历史，不难看到，刘少奇对党、对群众、对党群关系、对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是眼光向下，向着旷野的，刘少奇是向上，向着庙堂的。有人说他打算改造故宫，图纸都有了，打算将来住进去。从他的全部政治生涯来看，这即使不能证明确有其事，却至少符合他价值观取向。他一直蔑视底层官员（基层干部）和劳动者（工农阶级），一直惯性地借身处权力中枢，法定未来最高领袖的地位，构建上层个人权力大厦。他这样做的深层的原因体现在他《修养》表达出来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和文化革命以来固守的帝王将相体系之中。这用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不但是封建意识，也是资产阶级意识、修正主义意识。这就是说，他的政治生存方式天然地合乎封建官僚土壤和资本主义土壤，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完全格格不入。他甚至说过：【真正出修正主义，就只好让修正主义搞几年看看】（《大事记》）。他的这个惯性思维和行为方式，向下的表现如“大跃进”以来，他一直高高在上，严重脱离基层干部和群众，以至于“浮夸风”泛滥，把个好好的战略给毁了；“社教运动”一开始，按“前10条”本来只是小问题，可以慢慢改进，他却突出自己搞出“后10条”，结果搞得社会上鸡飞狗跳，基层干部和群众、干群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社教运动”严重走偏，毛泽东不得不出面搞“23条”，拨正路线，安抚全国基层干部和群众，并直接将“社教”纳入文革运动之中）。

他的惯性思维和行为，向上的表现，就是对待权力中枢周围的干部完全无原则呵护，彭真，杨尚昆的事情不必说了，就说他1966年10月的检讨，他在丢掉了接班人位置之后，不得已作检查，唯心承认派工作组错误，还把文革开始以来50多天的全部责任一个人担下来，把邓小平也完全摘出去了，把其他在工作组中制造群众斗群众事端的中央大员一个个全开脱出来。这种“仗义”是什么性质的？适合于什么阶层的“政治活动”？作为一个要成为国家一号的人岂能干这样的事情。

王年一《大动乱年代》对50多天的实情有一点表述：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的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但王年一也仅此而已，为了与官版文革历史叙事保持一致，他未能将工作组的暴行和文革后来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今天很多人说毛泽东时代就是“整人”，这是对那个时代的完全诬蔑，也是不假思索轻易放过刘少奇之流整人元凶。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以来开展的所有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个人印记，桃园经验是经典，文革头50多天更是变本加厉。毛泽东批判和打击了走资当权派，但从来没有整基层干部和群众。很多那个时代还是基层干部的人说自己当年被整，其实是被刘少奇路线的人所整，却把账记在了毛泽东头上。今天还有许多年轻人在反独裁专制的时候，把炮火对准毛泽东，这是完全无的放矢，放过了真正的打击目标。是谁提出“做驯服工具” 论？是谁提出“造反有理”论？这不是一清二楚吗？

那个年代，毛泽东一直是提倡“跟线不跟人”，但事实上，许多人无法分清跟线和跟人的差别和两者的关系，简单搞“跟人就是跟线”或者“跟线先要跟人”。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跟刘少奇就是跟毛泽东，就是跟了正确的线。这对于中央非刘少奇核心层干部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军界的一些元老也是这样看待跟线和跟人的关系的，最后还犯了所谓“错误”，他们也觉得很冤（这是我后面谈老干部要谈的问题，先压下）。当然，刘少奇的核心层人员，如彭真当然是知道“跟线”和“跟人”的关系的。不然，他彭真也不敢违抗毛泽东，自己搞出一个《二月提纲》，到刘少奇那里请功（《二月提纲》是在刘少奇家里举行的常委会议让刘邓审核通过的，当时彭真在提纲上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大事记》）。

可以推测，刘少奇敢于和毛泽东摊牌，“无非是下台，五不怕”，一是想，“投票有人”未必下台，二是想，即使丢掉接班人位置，只要他还保住自己党内一定位置，他的人马还在，他的“仗义”就还会帮助他物色更多的政治人物，东山再起。这是他的聪明，却也正是他的不智，他不知道他这些年来除了他的核心层，其他政治力量主要是依靠“毛泽东接班人”六个字换来的，没有了这六个字，他收编不了多少人，就恐怕只有核心层（假设没有一个背叛者），而且他还忽略了更关键的一点，早在1942年整风以来他就得罪了很多关键人物，在1953年高岗事件上，在1959年彭德怀问题上，虽然是毛泽东下的手，保他这个接班人，但他也还是开罪了太多的人，尤其是元老级人物。这些人一直隐忍不发，都是吸收1953年高岗，1959年彭德怀的教训，慑于毛泽东对他的“溺爱”或者“过保护”，才对他尊重有加，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达出最后的决心之前，实际上这些人都在冷静观察毛泽东这次到底是要干什么，甚至可以说都是在等着一个特别时刻的到来，就是这个《炮打司令部》时刻的到来。所以，周恩来在看透了毛泽东的最后底牌的时候，就率先表态，周恩来的智慧和在党内的威望，除了毛泽东本人，还有谁可比？刘少奇实际上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周恩来一动，不利于刘少奇的政治多米诺骨牌，就一块块的倒下了，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就这么没了。

毛泽东一张大字报，寥寥几百个字，刘少奇几十年苦心政治经营的成果，说没就没了，神奇啊……。

然而，这副多米诺骨牌也推倒了潘多拉盒子。

2012-12-05

附件：

1966年7月29 日人民大会堂刘邓发言内容小考

1966年7月29号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历史书籍都无法回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书特书将其传奇和演义化了）。这一天，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在会上发了言。

2011《党史》有9行字，简短记载这一事件，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文字长短大致与《党史》相同，但对应内容出入较大：

【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指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右而左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以上记载可不可信，当然不可信。都是官史，出入如此之大，此不可信理由一也；二之，这样的记载，光是文字本身，就导致阅读的重大困难，例如：三个人的出场顺序该遵循那个？党史用了“先后” 似乎记载更准确，但未必；三个人同时一样程度地承担了责任吗？也未必；“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话是谁说的？或者是三个人都说了？不清楚，既然如此，记载内容怎么让人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发言里同意派工作组的“中央”和撤销工作组的“中央”显然是两个“中央”。参见我上一篇文字谈“中央”二字的活用，在谈杨尚昆那一段。读者阅读了这些文字，茶余饭后谈起这段历史，怎么复述给你的听众？复述者再复述呢？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是这样记载的：

【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周恩来虽然提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的是强调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知道”，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是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做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注）】

高文谦给最后这句话加了“注”，查“注”，他是引自严家其《文革十年史》，那么严家其是怎样记载的呢？如下：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这次或许是说了真话“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知道。”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莫明其妙：原文是“明”，高文谦引用时用的是“名”）周恩来在会场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接见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大会气氛骤然生辉。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的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壤之别】

以上《党史》中刘少奇的一段话（《毛泽东传》没有记载）和高文谦、严家其记载的刘少奇的第一段话略有文字出入，但不影响内容准确。高、严记载的刘少奇第二段话，官版出版物都没有记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党史》没有记载）这话是邓小平说的（7月26号高干子弟就已经说过了，参见前文），刘少奇没有说过（高后来对照垃圾人物李志绥的记载，进一步做了辨析，说刘少奇没有说这句话，李志绥说刘说过，是记载不准确），而周恩来根本就没有说过这话，高说周恩来“提到这一点”，从他的文字里看，是根据周恩来的那段话总结出的“这一点”，而不是周恩来直接说出的“这一点”。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得到了几点非常重要的信息：

【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此其一。其二，严家其记载的和高文谦引用刘少奇的第二段讲话，《大事记》里全有，而高文谦说的刘少奇“要保护少数”，《大事记》里也有：【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其三，《大事记》对邓小平讲话的记载是在最后，而且更详细：【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嗓门大喊：“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根据以上各种5种材料对比分析，最不可靠的是哪些，大概也不需要我来多说了。至少一个结论是清楚的：周恩来的确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为刘邓分压，而刘少奇没有承认错误，所以谈不上推卸责任，邓小平不承认错误而且推卸了责任。

各位，看了这个小考，读到如今的文革历史，你是该哭，还是该笑？或者我借用马健的小说名字：“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

201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