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7）：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上）续

三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具体内容，上篇曾将2011年《党史》的记载进行了浓缩，按照《党史》记载，此次会议内容，就是毛泽东招来病假中的林彪，一道蛮横无理整治刘少奇，然后威逼中央委员强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参见上篇）。这是对真实历史最无耻的篡改。此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转折点，此后10年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以及今天我们谈论的文革话题，无不打上此次会议内容的烙印，因此有十分的必要在这里把这次会议的内容做几点补充交代。

第一，8月2号重新确定了中央文革名单。恐怕一些人，听多了中央文革的恶名，就只知道中央文革就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康生等人操控的毛泽东的工具，其实大谬不然。5月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后，成立了新的文革小组，预留四大局人选待定，8月2号，补足了四大局待定名单，并增加陶铸为中央文革顾问，排名康生之前。这样得到18人名单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忠镗、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局：郭影秋。
东北局：郑季翘。
西北局：杨植霖。
西南局：刘文珍。

这个名单中很多人是刘少奇体系的核心人员。以上说他的组织体系保存完好，从这个名单就能看出具体眉目，到这个时候，他的人马在即使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卡位”都是相当成功的，更不用说在老国家机构里。这就决定了在8月到11月文革何以风云变幻。

第二，全会在8月8号一致通过《十六条》之后，还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1963年5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1965年1月14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如果把1949年到1966年的历史绘制成一条曲线，并以倾斜向上作为社会主义方向，倾斜向下作为资本主义方向的话，那么将发现，1949年到1956年是倾斜向上的，1957年到1961年是颤抖着在1956年的高度平行前进，1962年是从这个高度倾斜向下，1966年是从最低点反转倾斜向上，1962年到1966年之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历史塌陷。这后两个文件如果在当时就得到具体落实，那么将不会有这个历史塌陷，所以这两个文件在此次会议上的一致通过，也是社会主义回归的具体标志，说明“社教运动”纳入文革，和文革方向一致，或者说文革是“社教运动”更高形态的继续，都是符合实际历史的。

第三，全会还完全同意毛泽东近4年来一系列政策（注意这个近4年，就是自1962年以来的4年，那时以来，处在“二线”的毛泽东的提出的很多政策性建议都无法在“一线”得到认可，参见系列前文）：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关于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体系和布局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这些“关于”所涉内容，概括起来相当于《十六条》中的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化，它在后来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体现为“革命、生产两不误”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活动。文革期间之所以并不是什么经济崩溃，而是生产大发展，科技大进步，军事国防建设高歌凯奏，就是因为全国人民在这样具体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强力把握先后排除了来自刘少奇集团和老干部集团的无数干扰，一条一条落实这些具体方针政策的结果。

第四，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做了简短的讲话。首先，他提到要准备一下尽早召开“九大”。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在考虑从组织上履行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终结，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次，他告诫全党，“路线已确定，能不能实行《十六条》，还要靠我们的各级领导去工作，决不能以为写上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这说明毛泽东已经估价到了《十六条》执行起来阻力巨大。再次，他重申了以往的政策：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给出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此外，后来民间流传最广的一段话，就是毛泽东这个时候说出的：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就是这样。这是正常现象，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他就有。比如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毛泽东这些谈话，体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的认识和慎之有慎的处理方法，理论上他是大胆假设，实践中他是小心求证。它显然是很柔性的，甚至在今天的许多痛恨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眼里，甚至是太过仁慈的，是毛泽东一度把敌我矛盾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从上面一节里也看到，刘少奇及其支持者如陶铸，“血统论”分子，黑帮红卫兵，“联动”分子，也的确是利用了毛泽东当时这种处理与刘少奇的矛盾的“治病救人”方法，钻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空子，制造了很多社会动荡，严重干扰了文革战略目标的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恰恰是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当然，怎样对待矛盾的性质是一回事，矛盾本来的性质是什么则是不以人的态度、意志为转移的，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它们体现在穿同样服装，说同样政治语言的同一个革命党内不同代理人身上，到底该怎样处理甚至消灭，是个至今还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嘴里喊阶级和阶级斗争，笔下写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和轻松，面对一个有革命功劳的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一批革命功臣，识别他/他们到底是敌人，还是人民，则不是嘴里喊出的、笔下写出的那般简单和轻松。今天，指控文革是浩劫，大骂毛泽东是法西斯的人，也恰恰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利用了这种复杂性、难以识别性，利用了无数人天性的情感善良、理性不足，对相关历史进行了诬蔑、诋毁、扭曲和歪曲等种种打扮，欺骗了无数人。


从以上四点内容可以看出，四点交代决非无关紧要，没有这四点交代，不但这次会议的内容不全，而且此后10年历史就毫无根基可言，就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少女”了。

《十六条》的具体内容，我这里不做详细交代了，读者如果没有时间翻书本，就随意百度一下找出来看看。《516通知》理论性、思想性非常强，《十六条》则完全关注现实性、实践性、操作性。它的本质内容，就是后来实施过程中归纳出来的三个字：斗、批、改：

斗：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改：改革（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

“斗、批、改”是一个整体，如果把三项内容比作一个人，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有组织的物质躯体的躯干和脚手（所谓路线一旦确立，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无产阶级搞革命，搞专政是如此，资产阶级搞复辟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资产阶级路线物质身躯的头脑或智库，资产阶级复辟和统治的思想主要都是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提供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就如同资产阶级物质身躯的生殖系统，它源源不断孕育和输送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斗、批、改”就是阉割资产阶级的生殖系统，摧毁其头脑，消灭其物质躯体的躯干和手脚，从而建立起：

无产阶级当权的干部队伍。
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
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体制。

斗，是文斗，不是武斗，这是《十六条》清楚写着的，此一点必须特别指出。此外，还要指出一点，《十六条》中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包括技术科学权威，《十六条》明确区分了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两类知识分子，这体现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形成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系统思想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常委日常工作，于是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成为两个新的权力中心，一般可以看作，中央文革“抓革命”，周恩来的班子“促生产”。但是，实际情况则远为复杂。周恩来在红卫兵大规模“破四旧”期间，借助毛泽东的准许，保护了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几个月时间内积累了新的巨大社会资源，社会声望因此大大提高；又在刘少奇的权力于1966年10月至11月被最后终结期间，利用自己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政治斗争技能，成功收编刘少奇体系的残部，因此大大巩固和壮大了自己在党内的老干部体系。自那时以来，这个体系就是毛泽东继续推行文革战略的最强大的正反双面力量，毛泽东的“反周，人民必反”的判断，绝不是自灭威风。对毛泽东来说，重用周恩来，总体来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个“负面成就”，并且不是能以其他备用方案替代的（专谈周恩来的时候详谈）。在1967年1月风暴开始后，老干部依托周恩来，以“二月逆流”为标志，以抵制中央文革中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极左行为为名，公开地集体干扰毛泽东文革战略，他们的干扰完全不同于刘少奇的方式，因为他们中很多是握有实际兵权的老帅，他们背后支持别人“亮出的家伙”，就不是“联动”分子的匕首、砍刀、弹弓、砖头、小黑牢房之类，而是枪炮、坦克、军火库、甚至封锁铁路，抢夺军用物资等等（详后）。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一个人“肩住黑暗的闸门”，让劳动人民到光明中快乐地自由地成长和生活。看了以上我的交代，再认真反思此后实际发生的全部历史，但愿我的读者能对毛泽东实际肩住的那扇“黑暗的闸门”到底是什么能有些具体的感悟。

（待续）

201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