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8-1）：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中）

右而左：1966-1976（8）：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中）

四

做完了以上交代，再来回答开篇就提出的问题就容易了：何以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三个多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已经完全回归中央一线重新执握最高权力的情况下，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激烈和复杂，并且是从组织路线层面的大展开，把社会中各种人群都卷入，出现一种实际超出所有人想像的混乱政治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各种学生团体、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纷纷公开结成，彼此抱团起来，互相“斗、斗、斗”，进而发展起各种派性组织，把“斗、斗、斗”推向新的阶段，仿佛文革原来的目标失去了，或者说它原来的目标就是“斗、斗、斗”！改开以来写出的文革历史，似乎也是故意给人造成“文革的唯一目的就是斗、斗、斗，为斗而斗”这样一种印象，还把毛泽东早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改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来做理论上的论证。

开篇也指出：“这一局面中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关键角色是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决战中，的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确是打开很多“问题大门”的钥匙。

根据现在的普遍看法，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后仅仅四天，即1966年5月29日，于清华附中诞生。当时的红卫兵说：“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大约一个月后，即6月24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号召中学生“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红卫兵思潮与当时反工作组的造反思潮结合在一起，给工作组带来麻烦，于是红卫兵一诞生就成为了工作组的眼中钉，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工作组在“反干扰”运动中，把打击一些中学仿效清华附中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当作文革的重点工作之一，还把它们定性为“非法组织”，“反革命集团”。清华附中红卫兵带头反抗工作组， 7月4日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重申他们的“造反理论”。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学生开始仿效中学红卫兵，组织起了类似红卫兵的“战斗队”，参加到反工作组的运动中。

这就是说，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刘少奇就是反对的，要将其扼杀，而此时的红卫兵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压制他们的，只是错误执行了毛主席和刘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工作组，那个时候，文革刚开始，全国上下都是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看作一个司令部的，红卫兵也莫不如此，在他们心中，保卫毛泽东，保卫党中央，当然也就包含着保卫刘少奇，不分彼此。

7月18日毛泽东回京，此后一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受毛泽东委托，到学校表达对学生反工作组的支持（参见上篇）。学校文革形势由此发生逆转，红卫兵受到鼓舞，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 27日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大字报加以响应，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1966年5月29日到8月1日之前，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因为遭到刘少奇的打压，诞生那么早却仿佛藏在闺中无人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不久，红卫兵三个字就传遍五湖四海，终于“露峥嵘”起来了。《五一六通知》明确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体现了这一点，并且自此开始，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都是一直在倡导保护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社会实践中实际诞生的新生事物。

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人对待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反映出的是两个人治国方略本质上的对立。文革在后来官版历史写作中，被解读为毛泽东借故打倒刘少奇，刘少奇一开始就反对红卫兵，而毛泽东则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后来红卫兵还确实成为了斗争刘少奇的主力军，刘少奇打倒之后，红卫兵高潮退去。于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达到目的之后，就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抛弃红卫兵”的“严密逻辑链”就顺理成章建立起来了，更进一步，“刘少奇是共和国第一冤案，红卫兵公然践踏宪法，残酷迫害、折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红卫兵就是法西斯”的笼统结论，就更是“合乎情，在乎理” 了。

毛泽东的确是光明正大地支持了红卫兵运动，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支持，红卫兵运动才壮大并成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中的一个次级运动，贯穿整个文革历史，而不只是嵌在和刘少奇做路线斗争的那一小段文革历史。因此，红卫兵运动反过来的确是了解整个文革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侧面，要从这个侧面了解文革真相，就非要首先恢复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的真相。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和“利用红卫兵达到不可告人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他支持红卫兵运动代表了他对于新生事物的肯定和赞扬，符合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而且，杜勒斯把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毛泽东相应地要青年一代在新的特殊形式的革命中得到锻炼，把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告诉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毛泽东传1949-1976》），让杜勒斯们的希望破产，所以就支持青少年的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这没有可指责的地方。

而且，毛泽东根本从来就没有抛弃过红卫兵。刘少奇在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最后终结权力，红卫兵运动却还是一直继续向前发展，即使有后来红卫兵中的逆流“联动”组织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5月期间为非作歹，被绳之以法，红卫兵运动还是没有遭到毛泽东的取缔，更为关键的是，1969年的“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刘少奇时代的完全终结，文革从偏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方向上，最终完全回归到《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方向上，即最终从上层建筑方面确立下来社会主义制度，保护早先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目标基本实现，红卫兵还是没有遭受取缔，反而是在法律程序上完全合法化了，成为正式的学生组织，任何中学生通过正式申请，经过一定的正规手续和登记，就可以加入红卫兵。合法化的红卫兵，担负起新时期的新任务，为继续巩固文革成果，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标，继续“斗、批、改”，但方式方法已经完全不同于文革高潮中的情形。那时候，红卫兵组织遍布当时一切中学，红卫兵参与全面落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五七道路”教改思想。凡是70年代初期进入中学的，很多人都当过那个时候的红卫兵。

这就是说，毛主席到死的时候也没有抛弃红卫兵，更不是什么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而是对红卫兵寄托着刚说到的反修防修的期望——这是他发动文革并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初衷之一。抛弃红卫兵的恰恰是其他曾经真正利用了红卫兵，又怕后人知道真相的人。他们在毛泽东逝世不久，就立即否定文革，并在1978年取缔红卫兵组织（顺便取缔的还有小学里的红小兵组织），把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真相急急忙忙封存起来。因此，我们就看到，现在的官方历史，关于红卫兵运动没有具体细节，只留下“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八次接见红卫兵达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疯狂破四旧”，“毁灭文化”，“抄家”，“打人”，“红卫兵肉体折磨刘少奇”，这些简单片段勾勒的表面事实，给后来人以强烈的感情冲击和完全扭曲的历史画面。

到底谁或者什么组织在利用红卫兵运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挥怎样真实的作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少数异端红卫兵的极端行为是否能代表红卫兵运动的主流？红卫兵运动到底有没有历史进步意义？它与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是相吻合还是相违背，是该无条件取缔还是该像文革晚期那样，引导为一种合法的学生群众组织，让它发挥比学生会更重要的作用？这些基本问题一旦得到回答，红卫兵运动的大致真相也就出来了，刘少奇的政治命运的最终完结也就有了相应的答案，甚至，文革后一些人为什么要简单武断彻底否定红卫兵运动，急不可耐掩盖红卫兵运动真相，进而坚决取缔红卫兵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这里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全面论述红卫兵运动，只需要突出关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也就是谈到的这个毛刘两条路线的决战期，封建“血统论”对红卫兵运动的邪恶影响，这一影响使红卫兵运动复杂化，并生出一股最后发展为“联动”组织的恶性逆流，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他们的父辈权力。显然的事实是，谁支持封建“血统论”，谁就是在利用红卫兵达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利益团体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相关事实和真相也就不言自明了。

五

要把这个期间红卫兵运动的健康发展如何遭受“血统论”的毒害写清楚，不是我这篇文字的一个或几个小节能胜任的，除非我用抽象的语言来完成，我可以这样做，但这样做对于绝大部分的读者来说，毫无益处，而且，一些根本不知道历史唯心主义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何物的人，惯于把基于实际材料，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叫做唯心主义。所以，我这里还是避点嫌，尽可能用最短的文字，运用较多的材料，写出较丰富的内容来。

“血统论”的主要代表性言论，首先是号称“鬼见愁”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后来气急败坏的“联动”组织，更把“基本如此”发展为“绝对如此”。对联是封建时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其次是谭力夫的两篇文字，一是他的《从对联说起》——这是他8月12好贴出的针对江青8月6号天桥剧场讲话反对江青意见而写出的大字报；二是他的“8.20讲话”——这是刘少奇的权力被削弱的基本事实在高干圈子一定范围不再是秘密，毛泽东8月18号首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之后仅仅两天，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辩论会上，就如何对待工作组态度的一个长篇发言，公开地断章取义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某些言论，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削弱权力打抱不平，暗中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毛泽东及其关于文化大革命思想（详下）。

“血统论”对联初次现身高校时间是在7月29日，即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遭到毛泽东的冷遇，刘少奇不承认派工作组有错误，邓小平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为自己错误做辩护的那一天。它一出现，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来者不善，感到那是在专为保护将要被斗垮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制造舆论。于是，8月2日，陈伯达建议学生辩论双方将对联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的建议，遭到“鬼见愁”对联支持者的高干子弟方的疯狂反对。这一天，北航附中学生还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示威，高喊“鬼见愁”对联。此时的陈伯达等人，显然只能做修改建议，不能强加意志给支持对联的学生，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深深的陷阱，按照刘少奇等人坚守的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那些支持者他们本身都是革命后代，他们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保卫红色江山”的旗号，表面上与毛泽东倡导的文革精神也一致，当然就不能压迫他们改变观点，否则就将成为新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那个时期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早已有重大的新变化，已经从传统的针对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反修防修”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详见系列前文关于《九评》的内容简介），就是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把按早先革命需要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当作主要的阶级敌人来对待。这是完全不同于刘少奇等人的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

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变化的不光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几乎全部革命老干部，军队老干部队伍，包括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叶剑英等等、也包括林彪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他们头脑中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而现实中是要执行他们并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的毛泽东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还不能公开地反对毛泽东本人，因为他们观念世界里到处都是儒家传统的“珠宝首饰”，按照传统儒家君臣思想（毛泽东早已超越了这种思想，并不把自己当作君，而是把自己看作真正的贫苦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谁也不愿，也不敢，背上“不忠”的名声，于是不少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动机和现实权益的冲突中，多数人都无法摆平政治天平。这是后来复杂局面必然出现的重大的、关键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毛泽东从自己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一直都在考虑国家权力交给什么样的人，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长期继续下去，但是，怎么交接权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性工程，需要慢火细工，毛泽东本来想走传统道路，完成这个权力交接，文革前和文革开始之初，几番尝试之后，完全做不到，才考虑其他方案。因此文革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对此作出探索（后文谈工人造反派夺权时详谈）。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刘少奇和他的团队，显然对毛泽东的这个探索交接权力的战略非常清楚，决不是他们的托词表达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因此，从“血统论”出台的时间吻合在他们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有丢掉权力的忧患的时候这一基本事实来看，对联绝不是他们那些单纯的孩子们的思想，谭力夫的两篇文字也绝不是谭力夫自己的观点，而是刘少奇团队动员力量抵抗毛泽东权力交接战略的理论动员工具。

“血统论”对联，表面上是保卫红色江山，保卫党中央，实际上是利用传统的“红色血统”，来反对毛泽东的权力交接战略思想，坚决不让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不让废除“走资派”的权力。对联的炮制和推销者，在进一步结成毛泽东公开支持的红卫兵学生组织，具体贯彻“血统论”的时候，非常策略地把工农子弟拉进去做掩护。当时在校的普通工农市民家庭的孩子只有不到20%，其他都是干部子弟、有钱人家和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按照他们高干家庭青少年纨绔子弟的本性，是必然排斥地位卑贱的工农子弟的，而不是和他们打成一片，这从他们的结亲婚姻情况就大体可以看出眉目。他们拉普通工农子弟进来，对于他们自身没有实际物质的好处，但有丰富的政治象征意义。这一高超的政治手腕，决不会是他们那些毛头孩子自己能想得到的。所以，江青在得知有一些学校成立具有欺骗性的“工农革干子弟”协会（“贫协”）之后，就于8月4日在北大向学生善意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8月5日，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到第五天，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当天，周恩来也亲自到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的政策”。这就是说，刘少奇一方知道了毛泽东的战略，毛泽东一方也知道了刘少奇的反制策略，而组织上跟毛、思想意识近刘、总体政治中立的“儒相”周恩来，也是十分清楚刘少奇这一方反制毛泽东那一方的策略的，主动出来给毛泽东一方站岗，如果不这样，他也就不是“儒相”了。

8月6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达到最为激烈阶段，在会场外，高干子弟，其中就有刘少奇的女儿，则在天桥剧场设陷阱，恶意让文革小组另一位副组长、刘少奇的心腹大将王任重，拉江青、康生到会，试图让江青、康生落入他们的圈套：按照他们的“血统论”来说，江青是红色领袖毛泽东的夫人，“血统”是最高贵，她一旦支持“鬼见愁”对联，他们高干子弟就可以更加有恃无恐，打着红旗反红旗，还可把一切恶行的责任推给她；她一旦反对“鬼见愁”对联，他们就可以说她是红色江山的背叛者，是革命队伍的叛徒，进而可以说她压制革命造反派。

江青坦然赴会了，她首先声明：“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就改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捉我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告诉我，我改”。随后，她复述了文革《十六条》的任务“斗、批、改”，肯定学生是革命者，“革命者就都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问学生知不知道“鬼见愁”的出处，学生答“不知道”后，向学生指出了“鬼见愁”对联的来源是旧京剧《连环套》窦尔敦对黄天霸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注意：前文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都是传统京剧，才子佳人戏剧的支持者，反对江青的京剧戏剧改革，当然也就都知道这个《连环套》和窦尔敦的唱词，所以我敢说，“血统论”对联不是出自他们的孩子，而是他们集团中的某个人），然后建议学生还是接受早先陈伯达的意见，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并指出，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不要看表面。

江青的以上意见，完全符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原理。江青还谈了其他几点意见，包括要有马列主义修养，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先锋队脱离了大队就糟糕了”，革命者要有批判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民主，“要大家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不仅要听和自己意见相同的意见，还要听相反的意见。这样，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得出结论。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呢？民主集中制要在民主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酝酿，集中起来然后统一行动”。

江青讲话条理清晰，立场坚定，原则鲜明，不妥协，却又亲切和善，无懈可击。这让造政治陷阱却还政治上青涩的高干子弟无地自容，以至于江青发表完讲话，已经表明立场和态度之后，还蛮横无理要江青用“反对”还是“支持”的非此即彼的答案，给予最后的回答。

江青的讲话第二天就被江青的支持者贴到北京工业大学等学校去了，这激怒了江青讲话的反对者，他们每见到一次，就撕掉一次，决不让江青的讲话在学生中流传，曾任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谭政文的儿子、北工大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出马了。

8月12日，也就是江青“8.6讲话”一周之后，也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也就是刘少奇在党内排名位置发生变动而不为外界所知，只为高干圈子内部所知的那一天，谭力夫针对江青“8.6讲话”的大字报《从对联说起》贴出了。这个整整一周的时间差，和大字报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吻合在刘少奇党内核心权力丧失的当天，实在是令人回味。它说明，谭力夫的这篇大字报是经过高人指点，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是否贴出，何时贴出，都是精心考虑过的，是一份暗中指导支持刘少奇的高干子弟，联合起来对江青等进行斗争的纲领性文件，那个时候，他们不敢公开反毛泽东，否则失去合法性，自己玩完，也不敢公开反对江青，就来暗的，到后来11月份，刘少奇权力没有了，他们还是为了合法性，不敢公开反毛泽东，才公开反江青，到12月和次年一月份，他们就要“油煎江青”了，还说“毛主席对不对，十年后见”，从他们这个反江青的过程和力度不断增强，就可以看到刘少奇团队和他后来的代理人团队是如何不断地深入地干扰和破坏文革的。

谭力夫《从对联说起》开门见山就说，“血统论”对联“大长好汉的志气，大灭混蛋的威风，有人说它‘糟得很’，我们要大声疾呼‘好得很’”。谭力夫别有用心政治运用毛泽东说过的“好得很”和“糟得很”，并通篇滥用毛泽东的其他教导，如“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还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语调，写出诸如“岂不发人深思吗？”，“何其不公啊？”的句子，策略地否定江青的讲话，拒绝江青提出的按陈伯达的意见修改对联，还打着辩证唯物论者的旗号，呼吁把“鬼见愁”对联精神和他的歪理邪说“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和条条”。他说：“我们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的办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他这里的“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首创精神”等都是《五一六通知》中批判彭真压制革命左派时用过的语言或基本意思，而“在实践中修正”，也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江青还在8月6日的讲话中说到过的。

总之，谭力夫这篇大字报，在理论上开创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先河，是最经典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理论代表作，是对当时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公然篡改，并用反动的“血统论”加以取代。在我看来，后来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作品，也不具有他这篇大字报的煽动性。

谭力夫针对江青“8.6讲话”的大字报出笼后，很快在北京各级学校学生中风传，引起巨大的轰动，成为北京干部子弟红卫兵组织的绝对指导思想。它在学校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里是已经上升为“条条本本”了，它在中央文件里虽然没有上升为文字的“条条本本”，但在实际组织斗争操作中上却是被刘少奇路线上的人上升为无字的“条条本本”了，尤其是他借用的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毫无疑问后来成为刘少奇组织路线的“共同行动纲领”，他们团结一致，对毛泽东毫不退让，向毛泽东大搞“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毛泽东只要“不退让”，那就让“团结亡”，即分裂全党，以此政治手段来集体保他们自己的官位。红卫兵派斗，后来的工人造反派派斗，都是刘邓路线的人及其代理人挑动起来的（后文详谈）。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中央最高层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悉数出席。在这此接见活动中，天安门城楼毛、林、周、刘、陶（铸）、邓等人的互动，微妙透出刘少奇“靠边站”的信息，它可能被极少数政治敏感的社会人士捕捉到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谭力夫再次出马，用绝对直白煽动性语言，公开挺刘保刘。这就是上面提到的谭力夫“8.20讲话”的背景。8月20日，离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仅两天之隔。

谭力夫“8.20讲话”，同样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如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同样引用《五一六通知》的观点，表达自己相反的真实意思，《五一六通知》里有“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只有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思想，他则说：“在阶级社会里，哪里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生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去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拿块糖，哄你来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

谭力夫在发表了以上高论之后，话锋一转，说：“我看少奇同志说得对，只要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我们下台，你们上台。你们不作出个样子来，看来我们也不下台。有的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不是扯皮的’。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们那么多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来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有人喊：骂的好）”。

此处要特别提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不是如《党史》写的那样，只听毛泽东训斥，而是和毛泽东发生了严重争吵，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就要摸，摸得人家舒舒服服”（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叶剑英帮腔：“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传1949-1976》。刘的妻子王光美说这是刘少奇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毛泽东正面冲突，姑且认可王光美之说，那么暗中冲突，侧面冲突有多少次，都是怎么冲突的呢？对照这些和刘少奇组织路线上的许多人先前的做法和现实的处境这个大的明亮的政治背景，理解谭力夫的以上讲话的明的和暗的真实含义就更容易了。

谭力夫这个讲话很长，以上只是一部分内容。全文口头发表，因此无论文采，理论功力，都比他自己一周多时间前深思熟虑的《从对联说起》大字报，差了档次，却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反毛反文革依然披着伪装，挺刘保刘则完全是用直接的白话表达出来，旗帜鲜明，不再是含含蓄蓄，因此煽动性也就更强，有人不久就根据他的讲话结合“血统论”对联，谱出了歌曲，唱道：“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的，就过来，不革命的，就去你妈的蛋”，诸如此类。

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说，【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文革十年史》是80年代写文革的开山之作，那时他们还不敢十分大胆诬蔑毛泽东，只好大肆批判林彪、江青，猛烈赞扬刘少奇、周恩来，很多内容不能说是在写历史，只能说是写类似那个时候流行的纪实小说：基于一点原始材料，然后就大肆运用“伤痕笔法”，渲染“文革受害者”的悲壮受难（其实多数时候他们是主动的加害者，不过遭到毛泽东的反击而被打倒而已）。显然的是，高皋、严家其当时还不知道哪些内容该写，怎么写，哪些内容不该写，必须抹掉，因此整个著作互相矛盾的观点，不能自圆其说的张冠李戴的结论，到处都是。好在这部著作，还是为我们后来人留下一些珍贵的原始材料，可供我们现在做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谭力夫讲话的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写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内，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并有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不少人被谭力夫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名“力夫”，仅福州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五个人易名】

我必须再次提醒我的读者，当时刘少奇虽然已经失去高层绝对权力，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却没有在全会公报中向社会披露，社会公众（除了上面不久刚说的极少数特别政治敏感者外）完全不知道毛刘已经政治上开始决裂（另参见前文有关交代），那些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路线上分裂的一般学生，就完全被谭力夫的讲话牵着鼻子走，还以为跟着谭力夫干，保卫刘少奇就是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正是谭力夫要达到的效果，为了这样的效果，他才挺刘保刘不再含含蓄蓄，反毛却还要用毛泽东的教导来伪装，不这样，在当时条件下就完全达不到把水搅浑，借以挺刘保刘的效果。

这样一来，就看到一幅十分滑稽的场面，就是陈凯歌，姜文等人的电影图解文革拍出的一种景象：中学军干子弟红卫兵，为了表示血统高贵，把父辈的旧军装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穿戴打扮起来，嘴里则是“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之类的流氓语言，十足一个个小军阀，小流氓，小恶霸的样子，大有其父辈未经过毛泽东治军改造之前的旧军阀、旧兵痞的风范。

他们一“高贵”起来，就有人要倒霉了。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谭力夫在讲话中曾为杜万荣辩护并力保杜万荣，说：“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还是喜欢杜万荣”。在谭力夫讲话号令下，在这些抢占了学校领导权的刘邓路线的人员协助下，各级学校高干子弟几天之内就开始大规模结成各种跨校红卫兵组织，如“西纠”、“海纠”、“东纠”（中学），“一司”、“二司”（大学），按照谭力夫引述刘少奇的话教导的那样，开始斗“黑五类”、“黑七类”的“刘少奇式革命”了。“非红五类”【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看守请假，回来稍迟一步，不是遭白眼，就是遭训斥……，不久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成了谭力夫讲话中“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的实验场。非红五类的出身的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最力所不及的活……红卫兵自己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同上《文革十年史》）。果然，一些“黑五类”和“黑七类”最终斗到挺不住，就举白旗过来了，这些人当时遭到宁死不屈的另一些“黑五类”和逍遥派、观潮派的嘲笑。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谭力夫的这个讲话，如上引述高皋、严家其文字表述的那样，基本上被当时还占据着各级领导位置的人当作了“中央文件”下发给全国。因此在全国同时兴起类似北京发生的翻天巨浪。

这些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高干子弟谭力夫、深知刘少奇地位不保的谭力夫、其父曾随时可以见到并聆听刘少奇训示的谭力夫、口才滔滔的北工大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于是在高干们的操纵下，以和同学辩论为借口，为不再方便出面直接发指示的刘少奇，精心炮制了这样一个“讲话”，借刘的组织路线，代替刘少奇本人，向刘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全国战友们，发出了总动员令，让他们通过这个“讲话”，全面领会其精神，全国协力，制造社会动荡，用各种方式把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推向极端。

当时全国人民群众、革命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比稍前说的高级干部、高级军队领导人，更远不能明白毛泽东当时在《五一六通知》所表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破不立”等思想到底何所指（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因此谭力夫讲话对于普通公众中发挥的混淆视听的作用，以及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蔽性，是当时一般公众几乎没有人能够马上识别的。

如果谁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么不妨百度出谭力夫的以上两篇文字看看，由于有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正反两方面做注解，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再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现在读来，不论其他，单是其宣扬的“血统论”的反动性，也更加昭然若揭了。根据“血统论”观点，曾经革命过的人，无论变质堕落与否，就是“自来红”无产阶级，就继续有革命的专利，就可以不许其他人革命，就可以随便把其他人打成反革命，要他们屈膝下跪，就可以对他们“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就可以团结了”。这些歪理邪说，与《五一六通知》精神和《十六条》精神背道而驰。《五一六通知》讲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而谭力夫煽动的阶级斗争就是那种拿枪革命谋求政权的年代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50年代就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且不管他们改造好了，还是没有改造好。谭力夫这个思路和刘少奇自1962年以来的想法和做法完全一致，简直就是刘的翻版。刘自1962年以来，一直到“社教运动”，文革头50多天，都是惯用传统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手法，一说阶级斗争，就把目标对准50年代初划阶级成分时划定的地富反坏和1957年反右中确定的某些右派，而且不管他们改造好了，还是没有改造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还把刘少奇看作毛泽东同一个司令部里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时候，谭力夫“讲话” ，在被刘少奇路线的忠实信徒们，和其他“血统论”奉行者，转发全国之后，不知道蒙蔽了多少善良的人，更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这也是我前文为什么要做一个长篇交代，特别地从各个方面强调，刘少奇的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全国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实际发生根本性分裂，刘少奇在利用时间差，并说：“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确就是，刘少奇依靠新的表面不利实际更有利的位置条件，盘踞党内最高决策层，在台上，又在台下，在党内，又在党外，全方位充分发挥其早年做学生运动领袖和地下党领导人时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灵活利用其在党内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和刚刚兴起就得到毛泽东无条件大力支持的红卫兵运动，还毛泽东以颜色”。

高干子弟红卫兵的“七斗、八斗”的乱斗、滥斗，都是从谭力夫讲话后开始的，仅仅几天之后，毛泽东就在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有刘邓在场的时候，明确告诫全国“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无济于事，因为那时刘邓路线的人，奉行的就是“斗争中求团结”，希望毛泽东让步，他们保住权力，只有刘邓自己能说服停止这样的“斗”，毛泽东是不能说服停止这样的“斗”的，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一点不让步，而是明确指出他们的搞法无非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他们的表演不但不停止，还一直延续到9月底，毛泽东综合当时全社会的多重因素之后，不得不出重手，最终在10月底彻底削掉刘邓的权力，在10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 “血统论”亲自提出过批判，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晚于“一司”、“二司”成立，以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为主，兼容当时各个阶级造反子弟的“红三司”，曾三次组织大规模批判谭力夫讲话批判会。陈伯达也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谭力夫（此前陈伯达也说过：“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真正的大毒草……”）（《大事记》）。谭力夫本人最后因为鼓吹和实践“血统论”，残害学生，被逮捕入狱（周恩来对谭力夫的讲话，开始的态度是说那是“形左而实右”，当“三司”大规模批判谭力夫的时候，就出来保护谭力夫，不让批判，当毛泽东下定决心解决这些他称为“一大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败类的时候，周恩来又一度支持毛泽东的某些措施）。

虽然以上事实都清楚表明，毛泽东这一方自始至终都明确反对“血统论”，更在不遗余力，制止“血统论”造成的各种社会危害，可是，那些“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后代，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不敢或者不愿面对最基本的事实：当时，他们“黑五类”有不少人挺不住谭力夫等“血统论”者的“七斗、八斗”的乱斗、滥斗，就打白旗归顺了“血统论”队伍，文革后，那些曾经“七斗、八斗”他们的刘邓路线的人，成为了最先起来否定文革的人，谭力夫当年“拿块糖，哄你革命？”不成，这时拿出块“特色糖”，就轻易把他们“哄”到“特色”里，“哄”到否定文革，诅咒毛泽东的队伍里了，于是他们一口咬定“七斗、八斗”他们的，不是刘邓路线的人，而是毛泽东的人，都是因为毛泽东搞了文革，他们才被斗。这些人，当然不真是被“哄”进“特色”，“哄”进反毛反文革阵营的，从泛泛的人性来说，那是他们无耻之极的阴险毒辣人性决定的，从阶级角度讲，那是他们和刘邓特色路线上的许多人一样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正因为同样的本性，所以，“斗了”也就“斗了”，“被斗了”，也就“被斗了”，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原来彼此本是同一个阶级中的，一方不过是另一方的代理人而已。

还有不少当时的“黑五类”，则是的确没有搞清楚当年斗争他们的，到底是谁，也根本没有搞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到底哪里不同，更不用说了解很多时候两人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不了解毛泽东实际上也是解救了他们。

毛泽东任何时候，包括夺取政权的革命年代，都不搞“唯成分论”，即不搞反动的“血统论”，而是搞如江青“8.6讲话”所说的，讲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而不是表面”，这在他早年在苏区，被留学派把持的中央指责是搞“富农路线”，解放后如以上谭力夫讲话中谈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照样可以上学、入团、入党等众多事实中，是体现得一清二楚的，在文革高潮过后的1970年代更是这样的，充分表现在当时的“个人简历表”中，其中有“家庭出身”（可以填“地主，富农，贫农，雇农，资本家，革命干部”等等）和“本人成分”（可以填“学生，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无业”等等）栏目。那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只斗争那些没有改造好的，改造好了的就是革命者，至少是革命的同盟军，同路人，允许革命。那时，哪个“黑五类”的孩子被禁止上中小学了吗？被禁止入红卫兵，入团了吗（那时中学生不许入党）？即使是推荐上大学，就单个个体而言，“黑五类”子弟，与成分好的相比，获得被推荐的概率，的确相对较低，但不是完全堵死他们的路，就他们对于他们的总人口的比率，绝对还是远远高过工农兵大学生对于工农兵的总人口比率，我虽然拿不出（也没有任何人拿得出）具体比率，但我有当时直接的观察得到的直觉感受，当时身边总有“政治表现好”（真好假好另当别论）的“黑五类”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而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不少就是新毕业的“黑五类”工农兵中专生，师范生，现在他们都活着，可以证明。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种操作，降低了入学的经济门槛和知识门槛，才很快打破了地富反坏右和干部子弟对于接受教育资格的垄断，使全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各阶级之间接受教育机会相对平等，大大缩短了各阶级之间的知识差别，使全社会综合教育水准和受教育人群骤然提高，这是万古伟业啊！这些“黑五类”的子弟们，你们真要是你们标榜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那么就该在看待历史的时候，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天地，往前挪那么一小步，至于工农阶级子弟，你们骂毛泽东，骂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们对文革的真相完全无知。

总之，毛泽东在搞文革以来，一直反对“血统论”，并反复重申，阶级斗争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党内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斗早年那些划定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但要防止他们跑出来和走资派搞在一起，打进来，拉出去，内外合击，搞垮社会主义），更不是斗人民群众，同时，毛泽东更不会让少数人垄断革命。就是在后来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之后，也一直要求保留他们的革命权，要准许他们革命。这一点，即使几十年后，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在接受访谈，谈到文革的时候，也是明确承认的（见孙兴盛采访王光美相关记载）。王光美还斩钉截铁说，毛泽东当年政治上打倒刘少奇，不是个人恩怨或者争权夺利，从后来出现的党的问题，社会问题来看，毛泽东是对的。有人可能说王光美是“言不由衷”。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泽东死了几十年，没有毛泽东的“压迫”了，她谈毛泽东还言不由衷，那么，当年毛泽东实际“压迫”着她的丈夫，她和她丈夫当着毛泽东的面搞的许多东西，例如“检查”，“承认错误”，又岂能是“由衷”，只有私底下的才可能是“由衷”，那么私底下都是些什么呢？所以，无论台面上讲，还是台面下讲，错的绝不是毛泽东。谁要对此还要狡辩，最好的办法，只有往其嘴里塞进他自己拉的屎，对他搞一次“人身攻击”，除此之外就是别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