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1966-1976（8-2）：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中）
六 以上把“血统论”的要点、出台背景和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做了扼要交代，并扼要对比性讨论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出“血统论”一出台，就遭到了严格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也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支持和执行“血统论”的恰恰是毛泽东、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对立派或者表面上的中间派实际上的“血统论”支持者。这里还需要非常简单地提一下遇罗克的《出身论》以作对比。《出身论》是遇罗克1966年12月写的，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其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 遇罗克《出身论》一诞生，就遭到“自来红”“血统论”者的打击。这一点，高皋、严家其在《文革十年史》里也旗帜鲜明承认的。但是，他们和后来其他解读历史的人，都一口咬定迫害遇罗克的人就是当时中央文革里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说：“尽管江青、陈伯达在对‘联大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他们更不容忍用自己的头脑就‘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严家其《文革十年史》）。什么是唯心论？这样没有什么具体证据支持的貌似高明的“自圆其说”，就是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在唯心论者笔下，我们看到的陈伯达、江青都有病，还病的不轻：一方面反对“血统论”，把“血统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谭力夫送到监狱，一方面赞成与“血统论”对立的“出身论”，又把《出身论》的作者投进监狱，理由只有一个，这作者居然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是比搞反动“血统论”更不能容忍的！ 《文革十年史》还说：“在1967年四月十四日由中央文革戚本禹出面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公开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可是，戚本禹几个月之后，即1968年1月14日就被投进了“秦城”，而遇罗克是1968年1月只比戚本禹略早几天的1月5日被抓起来，并是在又两年多后的1970年3月才被“处决”的，那时候戚本禹正在监狱里呢！如果真是“戚本禹1967年4月底讲话”已经判决了《出身论》的死刑，那么戚本禹遭囚禁之后，有关方面就该为《出身论》平反，至少是不会再加重迫害，怎么还会在戚本禹坐牢期间，把戚本禹“判了死刑”的《出身论》的作者，继续关在监狱并最后杀头呢？显然，置遇罗克于死地的是另有其人！ 遇罗克“遇难”到底和戚本禹有何必然关系？与中央文革有何必然关系？不但《文革十年史》的作者没有交代清楚，也无法交代清楚，其他记载也都是类似的含含糊糊，这些人都知道，不能说是毛泽东自己把遇罗克杀掉的，因为毛泽东不会自己动手这么干，也不会让别人动手这么干，他支持红卫兵，就是因为红卫兵“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并且鼓动了亿万人造反，不会害怕一个很合自己思想的学生起来造反的。于是，这些解读者，就只好咬定是中央文革中的个别人干的，也不管这样说不说得通，他们反正知道，也没有几个人会去寻找真相，就是找也找不到的，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根本不用担心有个别的右而左，在“自媒体”上，对于反毛反文革者在文革问题上的种种撒谎，刨根问底，纠缠起来无休无止。 我在深入思考“血统论”的时候发现，如稍前所说，“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变化的不光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几乎全部革命老干部，军队老干部队伍，包括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叶剑英等等、也包括林彪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他们头脑中都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的认识，彼此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他们都决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会是、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或者社会主义的潜在敌人，不觉得自己有蜕变为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可能性，他们是国家的功臣，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屁股底下的江山，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还会甘洒热血为这个江山，高尚说是为这个民族，甚至为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个人，至于这个屁股底下的江山是什么主义，他们是不太在意的，管它是什么主义，只要说它是红色的就够了，封建主义的江山可以是红色的，资本主义的江山也可以是红色，那是他们打着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用鲜血打出来的，当然是“自来红”，只要是红，就是“社会主义”，管它实质上是什么主义。这就是老革命们的“社会主义逻辑”，哪里非要像毛泽东那样，较起真没完没了，以至于要让一个个老革命、老干部、老功臣，靠边站，让位给年轻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这真是岂有此理。 这些思想，本质上就是“血统论”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他们对于谭力夫的讲话，都一个个装聋作哑，还要把它当圣旨一样对待，还要“每天四个半小时的学习讨论”，他们都心理透亮，谭力夫的讲话本质的东西，就是支持刘少奇，而刘少奇是不罢免他们的官的，毛泽东的确是不搞“血统论”，但毛泽东要罢他们的官，那么当然是支持刘少奇，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支持刘少奇不能公开说，就团结在谭力夫的“血统论”周围，抱团取暖，是最好不过了。 老干部，军队高级干部，他们其实都确实是一个个死心塌地抱定“血统论”。这还可以从彭德怀在林彪“913事件”后对林彪的态度这个侧面反映出来。彭德怀是庐山会议上受害者，林彪是从他的受害中得益的人，但是，“913事件”之后彭德怀，拒绝和专案组配合，拒绝揭露所谓林彪的罪行。一般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讲义气，当众澄清说，长征路上那封要求毛泽东交出军权给彭德怀的“林彪来信”，是他林彪自己的意思，不是受了彭德怀的背后鼓动，因此，彭德怀此时回报以义气，拒不揭露林彪罪行。这样的“正直意识”，“正人君子意识”，或者用这样的意识看待林彪的行为在先，彭德怀的行为在后，实际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阶级潜意识、“血统论”潜意识，在人们头脑和思维中的浮现。 老子打天下，就必须是老子坐天下，这种意识，不但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在现在的现实中和在现在所作的关于文革的历史评价中，充斥在每个角度。彭德怀不揭露林彪，显然不是因为什么庐山会议上林彪帮他澄清了一个历史冤情，而是他们有共同的“血统论”意识，根据这种“血统论”意识，彭德怀打心眼里就认为，林彪的问题，主要的错不是在林彪，而是在毛泽东和毛泽东重用的那些文人。这样的看法，在当时高层干部，军队干部中是普遍的（甚至对后来林彪之死负有重大责任的周恩来，也有类似的看法，表现在他对谭力夫的态度上以及其他很多事情上），以后来的“二月逆流”反江青、张春桥，而不是反林彪为典型代表，也反映在刘少奇一倒，林彪团队就和江青、张春桥斗起法来了（陈伯达则就像毛泽东说的“我的船还没有沉，你小老鼠先跳水”，跳到林彪团队里去了），另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用林家后人回忆，林彪曾在家里私下说过：“刘少奇是好人，拿下来没有道理啊！”，此说若真，那就更说明林彪与其他军队老干部一样，评价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用的是非社会主义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这说明所有这些军队元老，将帅，在如何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上，在如何对待“血统论”态度上，是高度趋同的，只是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毛泽东，就一个个把自己打扮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不敢对毛泽东下手，那就“清君侧”吧，这就是江青、张春桥等后来注定要遭到清算的原因，这个清算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实际开始了，那时那些老帅们内心里是多么希望毛泽东赶快死翘翘啊。 今天，和他们当时具有同样“血统论”意识的人，何其多也！在所有一切逝去的和还生存着的“血统论”者眼里，社会主义就是当年的革命功臣屁股底下已经坐稳了的那个实际存在的江山，毛泽东不搞文革瞎折腾了，那个江山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搞了文革一折腾，就把最好的社会主义折腾成了灭功臣的法西斯主义，朱元璋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这样的认识论，也正是后来复出“登基”者，只用“改革开放”和“特色主义”的巧言令色，就那么轻易统一了全党意志，统一了全民意志的思想基础。 文革之后社会主义大业初定，几乎一切人看不到是毛泽东的强力，缔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基本形态，也看不到并绝不认为，毛泽东强力消失，那个社会主义就一定会慢慢死亡。因为那时候，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用强力构建的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完全是一个幽灵似的东西，主要地只是游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意识中，没有人会相信它会变成物质实体，真正降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地。毛泽东早就深刻认识到，能够打倒革命的共产党，能够毁灭社会主义大业的不是那些已经早就被置于专政之下，正在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而是曾经革命坐了江山就不想再革命的共产党自己，自己内部新生的资产阶级，正在走的走资派。直到今天，依然有无数人，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的确复辟了（谁完成这个复辟的？当然是共产党自己，是毛泽东曾经要打倒的那些人及其他们的衣钵继承人，前赴后继完成的！），一方面却依然觉得毛泽东当时认为革命功臣中的一些人已经变修了或者正在变修，必须斗垮他们，是捕风捉影，是不对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他们看来，只有像当年谭力夫鼓吹的那样，只斗“黑五类”，还要“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家庭了，然后团结过来”就是不扩大化，你要斗有过功臣而明显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和与他们结伴而行、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反动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还要改革教育培养他们的接班人的队伍的教育体制，那就当然是扩大化了。在当时，老干部们面对毛泽东的强力，有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感到“革命革到革命功臣自己头上来了”不可思议，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了，那是情有可原，现在，整个社会实际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无数在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社会才发生过的惨烈事件，都变本加厉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纷纷上演了，还不能认识毛泽东当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还坚持封建“血统论”，就是愚不可及了。
七 以上把“血统论”的要点、出台背景和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做了扼要交代，指出“血统论”主张的阶级斗争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宗旨，一出台，就遭到了严格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后来也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力挺“血统论”的是刘少奇路线代表人物，因此，“血统论”对文革深入开展构成实际的巨大阻碍和破坏（这一点将在下面要讨论的此一阶段的文革进程中具体看到）。顺便质疑了《出身论》及其作者的遭遇，认为打击与“血统论”对立的《出身论》，迫害其作者遇罗克的，不会是主流一直宣传的中央文革中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而必定是另有其人。 刘少奇是要共产党员修养“孔孟之道”，林彪要“克己复礼”，周恩来历来奉行“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人生哲学。因此，我上文还隐含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们三人的信条，结合“血统论”，放到儒家文化里去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团中，是他们三人为核心代表的政治派别，在十年的时间里，分三个阶段，接力赛一般，一棒接一棒，前赴后继反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少数派，即毛泽东思想派（文革后邓大人确定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包括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从本质上讲，恰恰又包含了他们三人文革时期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林彪“克己”而没有“复”成的“礼”，也由邓大人最终“复”成了）。他们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其实都离不开封建“血统论”。尽管周恩来百年之后立即被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在1980年底初平反后也被追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至今还戴着“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首恶的帽子，从最深刻的思想层面看他们的思想本质，其实是看不出根本差别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反映到他们各自的政治行为上，彼此不同，各有千秋而已。他们都是旧文化、旧传统的卫道士，用儒家文化价值尺度去量，他们都是好人，但是，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他们哪一个有资格称得上是马列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我将刘少奇和林彪放在一起，大部分读者可能不会有重大异议，将周恩来也相提并论，这些读者或许就不那么能接受了。此时，我不做进一步说明，对周恩来我将来会有较为综合的讨论） 在文字贴出几天以来，我似乎感到，或许是残留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基因的作用，多数读者对我批判的“血统论”本身，似乎保持着讳莫如深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在梦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也会“高贵”起来，不得不给将来出人头地的自己留一点余地。这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动天下之心，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个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的读者不过13亿人中的区区几百人，但他们在“血统论”上的基本态度，代表了全体国民在“血统论”上所取的主流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流行的所谓“左翼和右翼”之间，在最深刻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思想分歧。我说过，我这个系列不会讨好任何人，但在这里我也不打算批评任何人，写完这个“续”之后，我打算单写一篇补充讨论“血统论”的文字，嵌在这个系列中间，作为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读到我这个系列的人，对照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的灵魂，并自我改造灵魂。 下面，再回到本题，关注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文革进程，看看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十月初建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并一改之前的做法，大张旗鼓向全社会公开他和刘少奇的路线分歧，由此终结刘少奇的一切实际权力。 八 我前文已经提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受到批判，但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在反复研判这一阶段实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我归纳得到的印象是： 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 这是此一阶段一切问题的关键。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第一个方面是从最高权力机构的具体权力分配来看。 前文特别指出，到12月毛泽东生日宴为终点，中央文革是中央的秘书班子，还远不能和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庭抗礼。 在政治局常委会里，刘邓自己还是常委，依然有相当影响力；主要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第四常委陶铸，则自“大跃进”以来，就紧跟刘邓（相见后文），此期间是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工作；周恩来本人总体上看，在政治路线上是明显更趋向于刘少奇的，仅在组织路线上不敢离毛泽东太远（不是不离，而是不离太远，若即若离），在这个阶段，他组织上和路线上的表现更是极为微妙。与此同时，同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长的的陈伯达，此一阶段要看周恩来的眼色行事，也不敢得罪陶铸，中央文革中的江青和王、关、戚这些秀才们，就更不要说要看周恩来、陶铸的眼色了。 在中央文革内部（前文列出了8月2号重新确定的中央文革18人名单），邓小平推荐上来的实权人物刘邓悍将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四常委的特殊身份，担任中央文革第一顾问，架空第二顾问康生，而刘少奇的另一员心腹干将，接任陶铸执掌中南局第一书记印、此期间实际是专司中央文革之职的王任重，排在江青之后为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其他成员除了“王关戚”等几个秀才之外，大多或是刘少奇在前50天里的“死党”（如郭影秋，穆欣），或是寄生在刘少奇组织体系中同时与周恩来也关系密切的党政军实权人物。因此，那个时候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是在第一顾问陶铸和副组长王任重手里，第二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等文人，不过是只能有限运用《人民日报》、《红旗》，同时求助林彪有影响力的《解放军报》这些舆论阵地，发挥一定舆论影响作用，对于文革的具体展开没有实质上的主导能力。说他们只能“有限运用”，是因为这些舆论阵地要受到兼中宣部长的陶铸的“特别关照”（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实际发生的事实反观到，责难我的读者也可以说我此处的“权力分配”是“倒果为因”） 第二个方面是从中层到基层具体主抓文革工作的人来看。 上文说到【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 】。 这就是说，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刘邓路线的新老代理人就从后门进来。它是由新形势下的刘邓路线执行人或者总代理陶铸和王任重安排的（该二人可以说是“小刘邓”）。换句话说，毛泽东回归一线，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之后，刘少奇的人马，凭着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在工作中解散后，用合法手段摇身一变，提前抢占了各个关键战斗位置，操控了各级学校（那个时候学校是文革的主战场）和已经开展文革的各具体中层单位和基层单位的文革控制权。 以清华大学做具体例子，清华大学在工作中撤销后，8月9号王光美说“你们真傻，人家串联起来，你们干嘛不串联起来”，此后，“八.九串联会”组成，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主要领导人，8月10号陶铸、王任重指示成立清华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贺鹏飞和刘涛进入临筹委，而前期被王光美及其同伙打成反革命、8月4号周恩来曾亲自带领100多中央委员为之平反的蒯大富，还是被排除在“清华文革筹委会”之外，其他当初造工作组反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则被贺鹏飞、刘涛他们赶到劳动队里去了。所以，接下来就看到，《十六条》8月13号广播到全国，8月15号，贺鹏飞他们就组织清华大学自己操控的多数派，继续沿用前50多天里工作组用过的老办法，把清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拉出来当作黑帮批判（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艾是什么人，不妨自己做点功课）。8月21号，刘涛在王任重的授意下，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佯装革命，8月22号清华出现《刘少奇同志7月29号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的大字报，结果，两天前还誓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刘涛，就伙同贺鹏飞于8月24日召集人马，把清华园二校门推倒，把清华大学所有不利于刘少奇的大字报清理得一干二净，还扬言，批判刘少奇就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8.24事件”，改开时代，否定文革，常拿推倒清华二校门的图片，作为控诉文革罪孽的证据，但是，是谁干的，谁主使干的等来龙去脉，则从来不提及，欺骗了不知道多少人。“8.24事件” 让“清华文革筹委会”名声发臭，在九月他们摇身一变改名为“临时主席团”，贺鹏飞们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 第三个方面可以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 以上两个方面是高层、中层和基层的一条线作业，是以北京的情况为观察视野。那么，从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来看，不妨看看王任重和湖北张体学配合的情形，推及一般。 王任重自1960年起担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是陶铸的搭档，陶铸高升中央后，他就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头50天里，在湖北竭力执行刘邓的工作组路线，搞“反右化”的“刘少奇式文革”。刘少奇认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知识分子”，王任重则把《五一六通知》当作镇压反革命和反右的号令。6月28日，他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这个文件立即被当时在中央主持文革工作的刘、邓，批转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 同期，王任重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等三人抛出，交给工作组当做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批判，导致李达受到工作组的人身折磨。李达7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求救，8月10号信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见信后当即批示给总理要保护李达，总理批给陶铸，陶铸批给王任重，王任重曾当面向毛泽东保证“武汉大学革命师生不会太过分对待李达”，结果李达还是死了（参见徐海亮《1966年春夏的武汉》，王绍光《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毫无疑问，王任重对李达的死，负有重大责任。文革后，他曾说“我自己把李达抛出，我有那么大的胆子吗”，有人故意混淆视听，将这话解读为是毛泽东抛出李达，理由是毛泽东7月18日返回北京之前，曾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陪同，后来王任重调到中央文革，据此认为王任重是毛泽东的人，此前迫害李达是受毛泽东的指使。殊不知，王任重，实际上一直是刘少奇的人，也是大跃进期间湖北“浮夸风”的代表人物。头50多天里是刘少奇主抓文革，指示全国各地抓“小三家村”、斗“黑帮”，只批一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却不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初工作组开始撤销，王任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因为前期工作出色，进到中央，担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为刘邓卡位，在更高更好的位置执行刘邓路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王任重是完全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红卫兵运动势不可挡之后，他甚至替刘涛修改“炮轰”王光美的大字报，亲自操笔，代替刘涛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让刘涛潜伏到造反派红卫兵之中，迷失中央文革里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视线。江青等还真派人到清华大学，试图抄来刘涛的大字报看看，结果王任重操纵贺鹏飞等，让他们把持的清华大学广播站发出广播，不许清华外的人来抄大字报，并实行对外人的围攻，江青派出的人一无所获，也不知道这一切就是和自己在一个办公楼办公的王任重的政治杰作（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非常意味深长的是，我恶作剧想看看“百度”词条如何表述王任重在文革中的表现，结果只见到“王任重在文革中被关押、迫害”短短话语，连他在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其他任职情况都一概没有，直接跳到1978年后）。 张体学是湖北本地人，早年战功不小，曾带领队伍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这个刘是刘伯承）。他1956年就担任湖北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任常务书记，代理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党委副书记，省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是地地道道的地方诸侯级别的实力派人物。他的顶头上司一直都是王任重，此一期间完全在王任重的操纵下，在湖北开展文革。 九月初一些北京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张体学公开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导致2000名学生在湖北省会门前静坐、绝食，发生了“9.2-9.4事件”。不久湖北省委更掀起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张体学带头代表3200 “湖北人民”，控诉南下串联到武汉的红卫兵（《大事记》）。 王任重和张体学可以说是中南局里的“刘邓”。王任重因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两个50多天里，坚决执行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刘少奇的实际权力被完全终结之后，受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揭批。即使如此，张体学还在一丝不苟执行王任重代表的刘邓路线，于11月17日纵容省委组织工人和保派学生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事情闹大了，他在造反派学生面前息事宁人说：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还说，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比我强，我对大串联，不理解，对红卫兵冲进省委，革我的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好，打掉了我的官架子，我是中间偏右。这位政客，此时主动的以退为进，似乎是自我批评的讲话，把对流血事件义愤填膺的纯洁幼稚心地善良的造反学生们全搞的不知所措。 造反派红卫兵在大字报揭批王任重的时候，相应地要求张体学承认王任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那时，刘少奇还是可能东山再起的，王任重也还没有被中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张体学拒不批判王任重，说： 【中央没有给王任重定性，我不能做结论，我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 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刘少奇路线如何通过组织路线得到贯彻的秘密全部曝光了。 王任重和张体学的合作情况，可以推而广之到全国，得见全国一般情况（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7年1月，刘少奇路线主要代表人物进一步遭整肃，文革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工人造反派起来，接力学生造反派继续造反，抓走了张体学，周恩来知道后，就命令湖北省委送张体学到北京休息，1968年二月初，张体学再被送回湖北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有以上三方面的材料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到，此一期间，刘少奇虽然不像以前处在一线一号位置，依然可以通过其保存完好甚至说是强化了的组织路线，利用全国对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分裂不知情的态势和新起的红卫兵运动，操控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中央到地方之整个文革进程和方向。 总之，从《五一六通知》开始执行，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关键的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是刘少奇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从开始执行《十六条》，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另一个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还是刘少奇路线。了解了这一点，就能确切了解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0月中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具体历史进程，确切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0月初提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终结刘少奇的权力。可以说，10月的中央工作会是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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