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9-1）：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下）

右而左：1966-1976（9-1）：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下）

十一

前文（下-上、下-中及其续）表明，在红卫兵运动得到毛泽东公开支持掀起高潮之后，最高决策层里有人行刘邓路线，操纵以“血统论”为指导思想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真正的黑帮红卫兵），故意制造各种极端事件，又利用毛泽东自己不会镇压学生运动，也不允许别人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则立场，和法律难以对未成年人的非法行为实行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两个便利条件，促使保皇派红卫兵极端行为普遍化和法西斯化，文革方向因此而严重偏离《5·16通知》和《十六条》方向，文革进程也完全不能按最早计划的在半年时间里完成。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刘少奇的路线既在公开地、合法地，又在背地里、非法地猖獗活动着，阻挡了文革顺利向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采取进一步措施，彻底终结刘少奇的权力。

《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次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则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取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会议的由来】。

官史当然是讲究“字字有来源”，这些表述字面传达的意思和我上面表述的看上去一样，都可以简略为：刘少奇路线还在发挥着关键作用，文革无法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顺利进行，毛泽东认为必须摧毁这条路线。所以才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但是，比较两种表述不难发现，我的表述也字字有来源，而且给出了详细来源，可官史“字字有来源”，但坚决干净地抹去了这个“来源”（即我大篇幅表述过的前后两个50多天里发生的大量具体事情），让读者落入它的“空虚”之中，随之得出“毛泽东是一个不顾党情、国情、民情，靠想象治国的封建家长”的结论，说得美观一点是“一个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者”。我的表述和官方的表述对比于此，做何取舍，全凭读者自己。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 “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走资当权派”的刘邓路线的最准确概括。【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路线错误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陈伯达会上讲话，引自《毛泽东传》），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必须先要明确，然后才能知道，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最后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压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进行正确的斗批改呢？】（1966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来源同））。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两个月以来的运动情况进行了总结，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和危害摆上了与会者的桌面。毛泽东读了陈伯达的报告后批示“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这一批示体现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生产的高度重视，不过，也被一向善于利用毛泽东指示行自己所行的周恩来，在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做了超出其本来含义的发挥，即用生产压革命，把二者变成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东西。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期间被迫做了检查。网上可以搜索到他们检查的全文。现在，这些检查都成为讽刺他们自己的最好历史文献了。毛泽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批评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对我是敬而远之”，“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十二

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红旗》十三期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2011《党史》（页774）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使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造反派，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分也越来越复杂。首先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获得‘解放’感的，是几个月前受到工作组‘压制’的造反学生。他们由此得到解脱，成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站到批判当权派的前列。此外，因各种原因对社会现状不满，或对一些干部官僚作风与特殊化现象不满的群众，将‘文化大革命’当成反对官僚主义、铲除等级特权的斗争，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一些对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以为这场运动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在反右派、‘反右倾’、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一些人，也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或许有助于改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处理，因而借造反要求平反。造反的群众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各自的要求。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地以畸形的状态和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

这一段话也是“字字有来源”，具有丰富的含义。第一，它暗含着承认了从文革开始到这次会议召开，整个都是我前文强调过的刘邓路线（头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刘邓路线”，后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刘邓路线”）。第二，它暗含着承认了，造反派纯粹是工作组制造出来的，而且到此次会议召开之前，造反派红卫兵一直是被刘邓路线压制着，得不到发展，此次会议之后造反派红卫兵才真正得到发展和壮大——这也正是我此文前面强调过的。第三，它暗含着承认了，此次会议之前的各种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都不是陈伯达、江青等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而是刘邓路线支持下保刘邓的保皇派红卫兵干的——这是为我前文的相关观点做了完全的背书。第四，它暗含着承认了，刘少奇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在1959年的“反右倾”、1963年后的“社教运动”、文革头50多天、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到此次会议召开之前，都是实际执行了一条真正的极左路线，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很多当事人都借着这次会议获得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开始向刘邓路线算总账。换句话说，此次会议之后，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是此前刘少奇极左路线制造出来的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报仇雪恨”者的共同一致的政治诉求，而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愿望。我在生活中与一些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知情达理的老人交流时发现，对刘少奇没有好感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坚信在对待一般干部和群众问题上，刘是真正的极左。这是颇能说明一点问题的。即使官版历史里，歌颂刘少奇也显得很尴尬，往往是底气不足，拿不出多少经得住分析推敲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出版刘少奇的文献，则干脆去掉了很多可以反映其极左路线的重要讲话和文稿。第五，它暗含着承认了，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是刘少奇在“一线”治理国家时出现的普遍现象（参见前文“两线”梳理），广大一般干部和群众早就对此不满，但铲除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殊化的正当要求，从来得不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的重视。1978年后邓大人当政，社会情形也基本是这样的。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说明当时确定他们为一号和二号走资派，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为两个阶段的社会实践所证明。这条路线并未因为邓小平的去世而终止，而是越加辉煌发达。反腐败、反特权，不见效果，原因到底在哪里？不言自明。第六，它等于承认了，以上各种情形连带着激发了社会其他矛盾，一些其他性质矛盾中的人带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加入到造反行列，使运动复杂化了，这些不是毛泽东蓄谋的或者希翼的，而是广大人群之自然属性和阶级属性大展示的结果，它是文革的一种异态现象，显然地，官版历史和许多后来人都把它看作文革的常态，并要求毛泽东对它负全责。

既有这六点，事事俱在，却将文革中的一切并不符合文革思想的东西，甚至是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故意制造出来的破坏文革思想的种种过激行为乃至犯罪，简单归结于毛泽东错误发动了文革，那就是完全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一个黑屋充满了物质垃圾和精神腐朽，毛泽东提出要清扫这些垃圾和腐朽，指责毛泽东的人不但把毛泽东提出的清扫垃圾和腐朽的合理化建议，指斥为法西斯行为，还要毛泽东对这些垃圾和腐朽本身承担一切责任。这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十三

在会议上和会议外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路线不难做，但在社会上清除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在当时则是难办的，因为毛泽东既然坚持不能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则，那么，即使保皇派红卫兵制造极端事件，也不能动不动就指示国家机器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否则不但是也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简单粗暴，而且正好也落入刘邓路线的陷阱：你说我们镇压学生运动，你这不是也镇压学生运动吗？你还是回“二线”，让我们来干吧。这正是陶铸、王任重等人敢于大胆妄为，敢于喊出“秋后算账”，敢于警告党内不要急于把林彪叫做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要治理这些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就不得不依靠学生和群众自身的力量，如前文已指出的，毛泽东借用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会见三司红卫兵，向继续坚持刘邓路线的陶铸、王任重的等发出信号：将用造反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彻底终止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粉碎刘邓路线代理人的阴谋，使文革回归本来的方向。

陶铸在会议期间的又一次忘乎所以，强行人为“弥合”毛刘分歧的胆大妄为，即“口号事件”，为毛泽东同意具体实施造反派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的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契机：10月18日毛泽东要第五次接见红卫兵，17日大会指挥部突然宣布16日确定的标语口号作废，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四个关键口号删除，还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口号中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8个字砍掉。

18日凌晨三司红卫兵发现了这些情形，就立即把情况反映到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也知道了。政治局在毛泽东在场的情形下召开紧急会议，恢复被砍掉的口号，并增加了三司决定采用的一个新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些决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三司红卫兵于是师出有名，要求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陶铸把删改口号责任全部推卸给新华社的熊复，熊复承认是工作中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敷衍塞责。18日晚，周恩来又接见了三司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高度革命责任感，指出：这是斗争得来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大事记》）。“18日晚，清华大学校内和北京街头首次公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2011《党史》页775）。

由此开始，一贯支持刘邓路线的一司、二司保皇派红卫兵和支持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的三司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开始白热化，一司、二司都有红卫兵从内部“反”出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三司也有红卫兵从内部“造”出去，变成保皇派红卫兵，情况比较复杂，但总的说来，则是三司稳步壮大、发展和完胜。所有官史对这些都只字不提。我想不提的主要原因恐怕和之前不提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是一样的，都是为刘邓本人和刘邓路线代理人讳言，因为挺刘邓保刘邓的高干子弟黑帮红卫兵，此后的违法乱纪和法西斯行为，发展到新的垂死的疯狂阶段，导致了他们很不光彩的最后灭亡。一旦提了，就又要颠覆当前的官版文革史关于红卫兵的笼统说法，颠覆许多人对毛泽东的诬蔑之词，甚至颠覆对整个文革的定性。这正如李捷说的，有些资料不便披露，不是因为披露了不利于毛泽东，而是不利于其他人（当然李捷的这个“其他人”，范围很广，其中必定是包含那时以来更加举足轻重，也更加左右逢源的周恩来）。这里，我来做一些必要的黑洞补光，为那些真正愿意了解文革历史真相的读者提供些许必要的帮助。

10月1号后形势突变，林彪十一讲话透出不同以往的信息，10月3号《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比以往更加旗帜鲜明，直接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10月4号，三司组织第二次大型批判会，批判谭力夫“血统论”，10月6号，三司在工体举行10多万人的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参加。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紧急指示。周恩来在会上又一次宣布，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件，一律平反，早先工作组或其他什么人整的相关黑材料，遵照毛主席指示，一律当众焚毁，不许任何性质的秋后算账。造反红卫兵“秋后算账”的担心没有了，加入造反行列的学生短时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上愿意革命的群众，也都可以在新形势下参加到造反派红卫兵中去，而三司为代表的造反红卫兵，由于在17/18号的“口号事件”中得到尚方宝剑，行动起来师出有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原本主要由高干子弟为主的一、二司保皇派红卫兵，由多数派，迅速成为少数派，无论他们多么嚣张、残暴，也根本无法实际抵抗三司爆发性壮大的力量。于是，在10月下旬开始，社会上就刮起一股风：“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全部解散”、“解散红卫兵全部组织”。这股风真正的目的是解除三司的武装，保证一司、二司不会遭到三司的打击。如同前文所说，两架阶级斗争的机器开动起来之后，不到一架被彻底摧毁，双方是不会停止下来的。

试图通过解散全部红卫兵瓦解三司进攻的目的没有达到之后，保皇派红卫兵就开始重新集结。在前一个阶段，“血统论”理论家和旗手是谭力夫，这个阶段谭力夫因为已经被三司红卫兵批得体无完肤，变成了过街老鼠，没有号召力了。于是，接力而来的是林院的学生李洪山和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高三学生伊林·涤西等人。李洪山伙同清华、林院等若干院校学生组成“林院敢死队”，组织地下组织“一司联络站”，公开打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清华一些地方出现“刘少奇万岁”标语。伊林·涤西则于稍后在清华贴出《致林彪的公开信》，反林彪。由于他们的带动，北京刮起一股“十一月黑风”，要求为谭力夫“血统论”平反，上反林彪、江青，下反三司造反派红卫兵。不久，部分高干子弟组织起新红卫兵组织“四野”，扬言踏平三司。11月8号，北外、101中、人大附中等学校“老红卫兵”纠集原西纠、海纠、东纠部分成员和一些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共100多名，手持匕首等凶器，高喊“老子反动儿混蛋”，首次夜袭三司，随后在20多天的时间里又4次抢砸三司司令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三司联络站都遭到类似的攻击、抢砸。此期间陈伯达两度到六中，取缔了西纠设在六中的“劳改所”——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曾因坚持反对“血统论”，被西纠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另有其他多人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是不久，又出现五花八门的新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如“八一纵队”、“八一野战团”、“捍卫团”、“一二·九”、“永向党”等等。11月底，更大的疯狂又在秘密酝酿之中，其结果就是稍晚成立的“联动”组织。12月5日，李洪山纠集清华、人大、林院等23个单位的部分同伙145人召开所谓“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议”，再次扬言踢开中央文革小组，并号召12月9号借纪念刘少奇主要领导策动的“一二·九运动”，上街游行。同一天，以原西纠、东纠和海纠的 “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针对高干子弟的新行动，造反派红卫兵在12月16日举行了“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再次批判了“血统论”，声讨了西纠等“纠察队”的过火行为，然后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如果不投降，就教他灭亡”，采取行动强行解散西纠等组织，捣毁他们的据点。作为“联动”的核心的“纠察队”遭受致命打击。但是，当晚“联动”就纠集起来，发动冲击公安部的行动，并向给他们造成打击的三司发动进攻。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誓师大会”，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猖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口号。这一天是毛泽东生日，“联动”的“誓师大会”，虽是直接对着陈伯达、江青，也等于公开对准毛泽东本人。

1967年1月1日，“联动”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中共中央密字003号，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分期分阶段发展一条上至“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干部子弟”，下至“地县公社干部子弟，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生他种家庭但政治表现好”的人参加的组织路线，以“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兵积极分子”在内的广大人士为“同盟军”，实现六大任务，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行动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出通告所用的名义，被通告的对象，通告中提到“联动”组织成立的的地点（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组织成立的日期（十月一日，而不是上面说到的12月5日或其他资料提到的11月27日）。这些关键信息结合在一起，再结合陶铸对十月一日的国庆报道做手脚，拼接伪造毛刘在一起的照片，删减林彪国庆讲话，还说不要急于说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等内容，就不难推理得出结论：这个超级强大的秘密组织，其实在国庆庆典的同一天就在中南海成立了，并且是在陶铸甚至是刘少奇、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只有这样看待，才能解释陶铸的这些行为以及在稍晚的10月18号，敢于擅自下令改变大会既定口号标语，以及十一月份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时依然发生类似的“新闻管制”事例。

毛泽东在11月26日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就不再继续接见红卫兵了，也不再提倡红卫兵继续串联。这很可能是因为他预感到某种不祥。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说，毛泽东被其他事情占据了注意力，红卫兵串联不了了之。这个“其他事情”，不见得就是这个月出现的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事件，和同期出现的国际事务，很可能与这个“联动”组织有关。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自10月1日以来，毛泽东同意陈伯达、江青等人使用造反派红卫兵，强力反制保皇派红卫兵，并连续不断加大反制力度，直到在12月至一月底这个时间段，用各种手段，基本压制住“联动”的残暴行为，并在一直持续到3月的连续不断的打击中，让“联动”丧失抵抗力，还举办了相应的“联动”罪行展览。这里，我甚至大胆设想，这个解决了的，以西纠、东纠和海纠的“老红卫兵”为骨干的，四处张扬的“联动”，很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面的“联动”依附物，是个“风向标”组织，真正的“联动”组织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则实际上没有遭到打击，而是测过“风向”之后适时潜伏起来了。如果这个推理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刚才说到的官史只字不提“联动”组织和李捷说的有些材料披露出来不是不利于毛泽东而是不利于其他人，就都要重新作出解释（李捷的不便披露的材料是多方面的，不利于的人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推测，“联动”材料也属于他不便披露的多种材料中的一种）

此外，“联动”通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要坚持的是“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绝对不是一般中学保皇派红卫兵能提出的政治见识，即使现在，别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又有多少能说出1960年前后的毛泽东思想到底又什么差别，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学红卫兵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差别及其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下的含义了。这一切都说明，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起家，以秘密地下工作成就奠定党内地位，有几十年实践毛泽东思想具体政治生涯的刘少奇，必定对于“联动”组织有着秘密的影响。“坚持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在1978年之后一度成为时代主题，这不能说是个偶然吧（现在是只坚持1945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了）。

我在本系列已经反复提到“联动”多次了。他们的能量之大、胆量之大、手段之恶劣，不是一般普通家庭孩子能望其项背的。这里我抄录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记载的片段，以醒读者（这些还是他们在遭遇打击之后在消亡阶段的部分行为，他们作为当初的西纠、东纠、海纠分子所干下的法西斯勾当不在此列，如8月27日到9月1日325人“黑五类”遭肉体消灭的 “大兴惨案”，现在有多种材料显示，其实就是那时刚成立的西纠干的）：

【在一月六日、一月七日、一月十一日对公安部发起三次攻势，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由于与对立面发生冲突，图书被撕毁，学校仪器标本被砸毁，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类物资筑营建垒，作为互相动武的工事。他们或是吃喝玩乐，或是结伙去捣毁与之对立的组织。虽然联动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但其胆量之大，能量之大，已成为中央文革继续推行彻底打倒刘、邓的一支抗衡力量，也是引起学生思想严重动乱的一种因素……由于其成员长期以来所处的特殊地位，真有点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形成一个干部子弟阶层，他们高干子弟和军干子弟是不好惹的】

有关“联动”组织成员偷盗自行车被三司红卫兵逮住，扭送公安局，导致“联动”组织聚众冲击公安部的细节，读者可以自找资料参考。他们冲击公安部之后，公安部决定对他们采取有限法律制裁。三司红卫兵参与捉拿“联动”分子行动，以三、四个对一个的绝对优势，将这些害群之马，捉入随行的公安囚车。整个围剿行动持续到三月。三月上旬，三司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活动，但是：

【……三月八日后，联动成员多次冲击了展览馆。三月十八日，部分联动分子贴出三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跌倒了就站起来，继续再干”，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到处张贴“联动永存”，“联动万岁”等大标语。……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火烧江青”，“炮轰公安局”，“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他们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骑车飞奔，高呼口号……参与“四·三”，“四·四”两大派斗争】

被抓的“联动”骨干成员100多人，在1967年4月22号，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亲自签署释放令全部释放（毛泽东为何如此，大概不需要我多解释）。周恩来、江青等人参加了这些公子哥儿们的“自由庆典”，在接见会场，他们对周恩来毕恭毕敬，而对江青则以毛泽东曾经写出的怀念杨开慧的绝唱“我失骄杨君失柳”加以戏弄，可见这些人基本都是人类的垃圾。这些人渣出来后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搞暴力活动：

【五月初，全市联动成员串联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二十八中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联动在这时候无法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都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

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联动”召集“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最后一次大型活动，随后开始淡出公众视野，同期出现“五一六兵团”秘密组织，它与渐渐消失的“联动”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不得而知。“联动”分子，尤其是骨干成员，现在都是党政军商学界的一言九鼎的人物，随便都可以说出几个来。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之流等新时代的“血统论分子”，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叭儿狗，总在向他们摇尾乞怜，却还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大民主的卫士！我很想看到他们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成就的有见地的作品，可是我没有见到，但愿这不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