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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在本文开篇（下-上），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至11月26号，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人次总计达到1100万。因为这些基本事实的存在，现在主流历史叙事，就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否是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否是公道的？
现在该是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总结性回答的时候了。这篇文字是将红卫兵运动作为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在使用，并非专论红卫兵运动，但从文内综合多种材料分析得到的结果来看，也已足够回答这些问题了。
红卫兵运动有几个明显的阶段，而且分主流和非主流。
从1966年5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到8月1日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这个阶段，红卫兵无所谓主流和非主流，虽然主要是高干子弟为主，但都是洁白无瑕的，代表的是反潮流精神的崛起。
从8月1日到12月4日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阶段。一般而言它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阶段。它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8月1日至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日）为第一小阶段，10月29日至12月4日，为第二小阶段。最大最多的问题都出在第一个小阶段，可以说，这个小阶段是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西纠、海纠、东纠、一司、二司，垄断红卫兵运动的阶段，谭力夫的“血统论”在这个小阶段，支配了这些红卫兵组织的灵魂，从人数上来说，他们是这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但从他们迅速演变成主要目标是保卫他们家长的权力的保皇派，用迫害对立的造反少数派，迫害“黑五类”及其子弟等法西斯行为，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来看，他们不但不能代表这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而且是代表了整个红卫兵运动中危害极大的绝对的恶性逆流。纵观文革后所有伤痕文学表达的文革红卫兵创下的历史伤痕，什么北京老舍之死，上海傅雷夫妇之死，甚至武汉李达之死，基本都是这些保皇派红卫兵的杰作。由于他们得到在这个阶段还实际掌控着文革走向的强大的刘邓路线后台的支持（陶铸、王任重为代表。此二人此期间也是中央文革的实权派），以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非实权派，乃至毛泽东本人，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做说服工作，都未能制止他们的过激的、甚至是法西斯性质的行为。因此，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和公开支持了红卫兵运动并在此期间已多次次接见了红卫兵的毛泽东本人，也不能对这股逆流此小阶段犯下的各种罪行负责。此一小阶段，在刘邓路线压制、打击和迫害下的造反派红卫兵，处于边缘状态（后于9月6日组成三司），虽然在人数上处在绝对的少数派位置，但其行为则真正代表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方向，其中一些人因为遭到刘邓路线和刘邓路线支持的保皇派红卫兵的迫害、打击，也不同程度有过反打击、反迫害的过激行为，但严重程度、涉及面、造成的后果，都非常轻微，以至于伤痕文学里反映出来的诸多所谓指控造反派红卫兵的暴行，追究下去，大部分都会最终落在保皇派红卫兵头上。十月是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一个月，由于毛泽东已经实际上同意用造反派红卫兵反制嚣张无比的保皇派红卫兵，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行动渐渐地全面展开，造反派红卫兵开始由少变多，保皇派红卫兵开始由多变少。在第二个小阶段，保皇派红卫兵刮起“十一月黑风”，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强力反制。造反派红卫兵在12月4日汇集于天安门广场四周每一个角落，标志全面大反击达到高潮。这个小阶段是红卫兵运动最终走向健康发展的决定性阶段。
从12月5日“联动”成立到1967年5月下旬“联动”集体淡出公众视野（他们的零散活动直到1968年初）这个阶段，是造反派红卫兵三司的继续壮大阶段，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大踏步阶段。无论是从人数来看，还是具体行为来看，这个阶段的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才是红卫兵运动整个历史时期的主流。这个主流，在这个阶段配合司法机关，对保皇派红卫兵这股恶性逆流构成巨大的打击，以至最后摧毁这股一度庞大无比、猖獗疯狂的逆流的最后大本营“联动”。由于受到三司的反制，又由于最高层领导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刘少奇路线及其代理人分期分批被清理出各级领导机构，这个阶段保皇派红卫兵逆流，无论怎样猖狂、暴戾，所制造出来的种种事端，也无法和前一个阶段他们的法西斯杰作相比。
三司的发展、壮大，“联动”的衰弱和灭亡，代表红卫兵运动，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最终走向正轨。当工人造反派11月亮相，1967年1月崛起，渐渐成为运动主角，三司红卫兵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随着“五大领袖” 淡出公众视野，红卫兵运动走向全新的阶段，并进而作为学生自发组织，正规化，常态化，直到1978年被取缔。
红卫兵运动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可以戏说，也不可以笼统说，必须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具体分析。综合以上就说明，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不公道的。为什么主流写出的历史对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不加区分，更不论及二者的发展过程，此消彼长的过程，以及红卫兵后期的理性发展、常态化、常规化过程，还要完全抹去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就是要把人们视线从保皇派红卫兵那里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让人们以为保皇派红卫兵保卫刘少奇和他们自己的老爹干出的种种法西斯行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然而，让数千万正义的热血青年，给少数作为刘邓路线之工具和打手的保皇派红卫兵害群之马陪绑、陪葬、陪跳江，是对这数千万青年的极大的污蔑和侮辱。
保皇派红卫兵也不是一开始就顶着这个头衔出生的，他们是看到自己的父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正被边缘化或者完全远离权力中心的时候，才自己顶上的或者受到被人鼓动顶上的这个头衔的。关于红卫兵的行为，很有争议的还有“破四旧”，这是“红八月”里第一个大动作，一直延续在整个文革过程里。出问题的也是早期高干子弟红卫兵“破四旧”阶段，因为他们的不少极端行为是伴随“破四旧”出现的，现在主流对这个“破四旧”也基本全否定的，认为是“革了文化的命”。主流隐瞒了极端行为是谁干的，故意引导人们认为是毛泽东、林彪等人对文化的蔑视和残暴的结果。实际上，这不是毛泽东、林彪要的结果。毛泽东对于“破四旧”是怀着很复杂心情的。根据王力的回忆，要是“破四旧”是服从于“斗、批、改”这个本质任务进行，有理有节，就不会让毛泽东感到不安了。至于林彪，我读到的材料告诉我，虽然他文革初期关键场合讲话多一些，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按照《十六条》要求，提倡了“破四旧”，但是，他对于“破四旧”的看法，和其他军队里的将帅大致没有重大差别。此外，长期以来，只要说到文革中的极端行为，许多人就“理所当然”按照主流思维模式，认为都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鼓动干的，这个“革文化命”的“破四旧”也是遭遇这样一种情形。但是，让这些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央文革中无论康生，还是江青，或者王、关、戚，都主要关注的是“斗、批、改”，而不是鼓励无理性的“破四旧”。康生和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更是具体保护了很多文物，戚本禹还有1967年1月27的《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座谈会时的讲话纪要》存世，详细规定并引导当时有关人员如何在文革中保护文物、古旧书画。他当时作出的贡献无人可以取代。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和戚本禹等人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叶剑英发表讲话（叶的女儿叶XX是当时艺术院校红卫兵头头之一），以下叶讲话内容足可以让严肃的历史反思者，重新审视“破四旧”中的极端行为责任归属问题和“破四旧”本身的功过是非问题：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学院，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来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叶这里提到的圣修学院是当时坐落在东单三条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8月24日遭到十几个红卫兵的冲击，红卫兵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8月31日，8名修女被北京市公安局以间谍指控驱逐出境）。
“破四旧”不是文革的主流，只是一个辅助目标，重在消灭腐朽文化的某些物质载体。我本人对于“破四旧”并无反感，我也绝对不认为“破了四旧”，就是“革了文化的命”，我国以儒家体系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命就该革，不革，这个民族不足以新生！我前文曾经对此有过讨论了，不重复。
纵观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的行为，不难发现他们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当文革试图达到的目标和他们的利益不相冲突的时候，如这个“破四旧”本身，他们就是文革的正面力量；另一方面，当文革试图达到的目标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例如，“斗”，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损害”到他们父辈时候，他们就会成为文革的巨大破坏力量，就会在他们父辈的力量保护下和政治手腕的指导下，把文革完全搞变形，如按照谭力夫的“血统论”理论，残酷斗争所谓“黑五类”，还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成“暴力武批”，搞成“肉体批判”。
“到底谁或者什么组织在利用红卫兵运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挥怎样真实的作用？”——这也是本文前文提出的一个问题。这篇文字到此为止也实际上给出了完全的回答。这里只需要补充几点。
第一点，官版历史书籍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各50多天的事情，凡关涉刘少奇的，都是蜻蜓点水，都是空泛地抽象地只说刘少奇的好，说他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国家稳定，顾全大局，不顾个人荣辱进退，其他更为重要得多的具体历史细节，包括他在前50天和工作组道到底干了些什么，后50多天他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第八常委，到底做了些什么，一概不做具体记录，奥妙就在于一条干预和破坏文革原定战略目标的刘少奇路线不能公开表述。
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打算很快召开“九大”，结果由于刘少奇明暗相间主动出击，动员组织路线全部力量和他们的衍生力量，全方位阻挡文革正常进行，使“九大”迟迟不能召开；只要“九大”不能召开，刘少奇就可以继续不断发挥中枢控制力量。这样一来，在“九大”无法召开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这就是10月工作会议和后来的相关配套措施。本来毛泽东对刘少奇是念党内同志的情谊，在政治上是“治病救人”的，没有打算彻底打倒他，可是刘少奇却是破釜沉舟而来，毛泽东这个阶级斗争老师让刘少奇这个阶级斗争的学生给自己上了最好的一课，被其搞得处处狼烟，这阶级斗争的老师，就不得不发力了。用三司，而不是直接正面动用国家机器，解决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就是毛泽东发力的一种方式。在这里还是见到阶级斗争老师比阶级斗争的学生技高几筹，而不是一筹：你不是利用红卫兵来搞得我狼烟四起吗？看我怎么用我的红卫兵消灭你的红卫兵！如果说这算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的证据，那我是不否定的。
刘少奇在遭到全面批判信誉破产后，向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职位，条件是尽快结束文革，保护老干部。这种挑战后落败求饶，还想要留着青山卷土重来的假高尚道德情操，对于写出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毛泽东来讲，当然毫无意义。鉴于前期刘少奇的做法不再有政治上宽容他的余地，毛泽东决定不但要彻底解决他的政治路线，还要彻底解决他的组织路线，便让周恩来组成专案组，担任组长，翻出刘少奇的老底，包括“61人案”，最终彻底摧毁刘少奇的组织体系。
第二点，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微妙角色。我在这篇长文里已经多次不同程度点到了周恩来在文革开始后到这个时期整个时间段里的微妙作用，在红卫兵问题上，我也做过一些相关讨论，如，谈到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时候，我在一个括号里说到：周恩来对谭力夫的讲话，开始的态度是说那是“形左而实右”，当“三司”大规模批判谭力夫的时候，就出来保护谭力夫，不让批判，当毛泽东下定决心解决这些他称为“一大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败类的时候，周恩来又一度支持毛泽东的某些措施。又如，在谈到陶铸将西纠几乎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党卫军的时候，我交代了陶铸主要是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而国务院的秘书长其实一直是和西纠紧密互动的。再如，在谈到毛泽东打算用三司反制保皇派红卫兵的时候，我又几次提到了周恩来的关键出场和关键讲话，甚至提到在1967年4月22日释放100多“联动”分子前后，周恩来起到关键作用。
的确，在每个关键的当口，总有周恩来的身影，让人看到周恩来对于毛泽东重大措施的支持，没有周恩来，整个文革历史就无法书写，但这却又并不意味着周恩来总是紧跟毛泽东的。但是，如果反向立论，说周恩来是反对毛主席的，那也不对，因为四处都是周恩来紧跟毛泽东的证据，包括这里所列的这些。周恩来的政治技艺炉火纯青，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点点滴滴上了。
“血统论”红卫兵在“破四旧”的时期，斗的目标对准的都是“黑五类”，章士钊、蒋光鼐等人也一定程度遭受冲击，章士钊写信向毛泽东求援，毛泽东开列了一个名单，叫周恩来执行保护，周恩来得此尚方宝剑之后，扩大保护名单，使许多他私人关系里的人也受到保护，而最经典的“感人”事情，莫过于保护上海万国公墓里的宋庆龄父母墓碑。宋庆龄得知自己父母的墓碑被推到后，哭哭啼啼，向中央提出自己死后要和父母葬在一起，以此向中央施压。周恩来知情后，就借助毛泽东的权威，下令上海方面修复墓地，竣工后拍好照片寄给宋庆龄。此举不光让宋庆龄倍感欣慰，更是让许多民主人士都把周恩来奉为儒家君子，道德楷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成立一司的时候，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江青、中办主任汪东兴等参加一司成立大会。江青不知道是否合适参加这样的活动，完全听凭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周和叶对江青说一定参加，后来在会前一定时间离开办公室，给人感觉是参加一司成立大会了，江青得到一司筹委会方面的电话催促，询问得知周和叶已经出发了之后，就匆匆赶到会上，但发现只有中央文革几个秀才和中办主任汪东兴等人在，就知道上当了。周去做其他事，躲开这个艰难时刻，而叶只是坐车到大街上转了几个街区，知道江青出发后，就回到办公室去了。一司主要领导人在成立大会上没有见到承诺参加的周恩来，很是失意，就在晚上到天安门集会，表达一司成立的喜悦兼未见恩来的忧郁。周恩来其实派了秘书秘密到成立大会会场，秘书还一直尾随一司领导人到晚上，跟踪到广场，密带他们到人民大会堂谒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如此兑现了参加一司成立大会的承诺，让一司领导人荣耀万分。
江青在一司成立大会上公开露面，造成的恶果一直无法消除，一司的恶性行为，外界都以为是中央文革里江青派支持的，而实际上周恩来、陶铸等人才是一司、二司的真正支持者。一司还承担过诸多由周恩来派遣的秘密任务，例如以串联名义紧急奔赴上海，保卫上海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等人，还远征内蒙古保护当地党委领导人。这些则至今也不为一般公众所知道。
纵观整个红卫兵运动，毛泽东是红卫兵的名义总司令，用现在的话说，是法人代表，是董事长，周恩来则是总经理，是CEO，是实际的总司令，怎样运用红卫兵，不是毛泽东说了算，而是周恩来说了算。周恩来在运用红卫兵一、二、三司的时候，是有章有法的。这样一来，现在的历史解读，要毛泽东这个董事长必须为高干子弟红卫兵的一切恶行承担历史责任，就在所难免了。
十五
由于红卫兵运动被作为耻辱史载于官版历史，不少当时的作恶者摇身变成了“洁白无瑕”的人，以亲历者的身份成为有关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或者在权力位置掌管国家舆论机器，几十年来如一日，对红卫兵运动进行笼统的挞伐，把保皇派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种种暴行，加在造反派红卫兵的头上，以至于许多当年没有干过一点点恶事，坏事，只干过为人民的好事，只做了该做的正当事情的红卫兵们，也羞于承认自己当年是红卫兵，数千万红卫兵就这样遁于无形，人间蒸发了。这其中的“奥妙”本身就昭示了，有关红卫兵的指控是值得人们仔细再度调阅旧档案的。
红卫兵运动带出来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如何体现和保障民众的结社自由？弱势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
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态度是迥异的，这在今天被主流不负责任解释为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如果说毛泽东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尊重当时的《宪法》赋予的民众的结社自由的权利，而是出自当时特定条件下的特殊政治需要，作出的选择（打倒刘少奇），别人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同样作出他那样的选择，那么，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就摆了出来：1/9/8/9年高校中也曾出现过自发的学生组织，其遭到的命运是什么？那时候处在毛泽东当年位置上的人是谁？这个人是不是刘少奇衣钵的忠实继承人？是不是可以代表刘少奇？——我看是可以的。
这就是说，毛泽东让红卫兵组织合法化，单单用“特殊目标下的特殊政治需要”，来做偶然性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此其一。其二，红卫兵是自发诞生的学生组织，不是毛泽东或者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阴谋设立的，只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成为了合法组织。造反派红卫兵则明显是带有强烈的维权性质的，最早是反对工作组对他们自身的压迫，为自己维权，后来是担负着消灭保皇派法西斯团伙，为民除害、为社会除害的历史使命，为全体被压迫者维权。即使红卫兵中出现了“联动”这样的反动透顶、残暴无比的极端组织，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红卫兵的真正主流的进步意义。因此，在文革高潮过去之后，在1970年代初期到中期，红卫兵作为一种一般性学生组织，在中学里完全合法保存下来了。这一事实不容抹杀，其现实意义更需要一切关心人民生存状态，关心民众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鼓励用这些自由工具维护政治经济权益的人们，抛开阶级的偏见，撕下一切伪善面具，拿出诚意来重视。凡是用各种理由拒绝或者反对当今被压迫的人民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不管他们头上有怎样鲜红的顶戴花翎，嘴里说着怎样革命的语言，都无一例外是反人民的反动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表。
“五洲震荡风雷激”全文完
说明：由于最近有其他事情需要特意关照，“五洲震荡风雷激”就此匆匆打住。本来要写到“二月逆流”，去衔接缩编的《暗桥》，有朋友提出《暗桥》不宜缩编，该保持原貌。我觉得有道理。此外，1966年11月，新的革命种子播下了，它标志工人造反派的登台，不久是“1月风暴”，严格讲，导致“二月逆流”的是11月的种子，1月长出的树苗。换句话说，1966年10月结束，刘少奇时代完结，周恩来时代开始。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原是以刘少奇为叙述对象，因此，到此结束也合情合理。我打算在下月以《新革命遇到旧制度》为题，继续文革史的梳理，《暗桥》不做改编作为本系列的参考，关于“720事件”，将另开一篇叙说。
2013-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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