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2006年春，报告文学《北京，今春没有沙尘暴》横空出世。4月5日，某文学评论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近年以来，沙尘暴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强度也明显减弱了，现在已踏入了夏季的门槛，今春没有沙尘暴应是确定无疑的了。”为何前几年沙尘暴是那样的肆无忌惮，又为何现在却开始藏形匿影？这篇作品向人们暗示：总投资577亿，自2000年开始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进展顺利，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口气，仿佛我们已经告别了沙尘暴。 但话音未落，一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自西向东席卷中国北部，沙尘笼罩京华，劈头盖脸把老作家奚落了一把。治沙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不能因为2006年沙尘暴再次袭击北京，就简单否定前五年治沙的成就。不过，仅根据2005年北京沙尘暴不多(2004年雨水较好，2005年的风速小；但造成沙尘暴的人为因素并没有得到控制)，就武断地得出“风沙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这样的结论，似乎为时过早，因为地面上影响植被恢复的因素并没有消除，我们离告别沙尘暴的日子还很远。 果不其然，2007年5月9日，中央电视台预报沙尘天气将再次光顾北京，事实上三月份已经光顾过四次了。前两天，连地处东南沿海的上海都被北方来的沙尘笼罩了，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为了减少人们的恐惧心理，气象预报部门把沙尘暴更名为沙尘天气，或者扬沙天气。且不论哪种叫法，人们对于沙尘暴大频频光顾是非常熟悉的，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沙尘暴几乎成了春季北京必然要接待的不受欢迎的“客人”。 当人们咒骂沙尘暴的时候，我却独自忧虑。国家又损失了几十万吨的宝贵“国土”，长此下去，植物在哪里扎根？关于沙尘源，学者们争论了好几年了，“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进口”的是指沙尘物质来自蒙古国和相邻的前苏联的几个加盟国，“国产”的来自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草原以及沙地草地的生态退化。但无论怎么争论，最近30多年来我国西部脆弱地区的生态退化是不争的事实。“进口”之于“国产”的比例，无论是三七开也罢，四六开也罢，采取正确的措施护土，恢复草原和荒 漠地区生机，减少沙尘暴危害才应该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投资近600亿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实施了近30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人力物力的投入如此巨大，为什么没有有效地阻挡沙尘暴呢？这恐怕就是我们每年面临沙尘暴的核心问题，针对沙尘暴，我们该怎样作为？ 首先是草和林的关系。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地区、草原地区以及四大沙地上，生态学上意义上的植被类型按照覆盖度和生物量来划分，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后才是林，这是自然界铁的规律。例如，锡林郭勒草原上林的覆盖率只有0.87%。目前的做法是草出了问题，拿林来治。试图在草原和荒漠上种出森林，这就离生态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了。经过我们反复呼吁，灌木开始受到重视，甚至被改“姓”了林。有科学家考证，上述地区几千万年前有林，但这个目标太遥远，我们花再多的金钱也难以实现。事实上，用草捂盖沙 尘暴比用树木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草不需要种，保护就行。活林要动用地下水，长草仅需天然降水。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现在草原上有草，草上有雪覆盖，地是湿的，沙尘暴从何而来？林就不具备这一基本功能。 其次是点上治理还是面上治理的关系。现行的做法是，生态治理多放在了容易验收的点上，这些点多靠近公路。花了大量的钱，治理效果是不错的。然而，对于贡献沙尘物质更多、离公路最远、破坏更严重的地区，却无人问津。笔者曾经问某旗林业局长，为什么不在偏远的严重破坏的地区飞播造林呢？他的回答很干脆，“在那里治好了给谁看？”。点上治理原来是给人看的。给谁看？给主管经费来源的领导看而已。如果你夏天驱车去草原或者荒漠地区，看到恢复很好的草原，或者种植非常成功的灌木丛，千万别高兴的太早。因为点上治理的面积占远不到10%，而面上破坏的面积高达90%。这就是我们每年要面对沙尘暴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上，干旱、半干旱区的人口适宜密度是1-2人/平方公里，我门超过了10人/平方公里。增加的人口原来是“逐水草而居”的，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给草原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今天他们定居下来了，对自然的压力明显增大，生态破坏就难以避免了。必须通过正确的措施，引导分散的人口集中到小城镇上来。这样做的前提是，国家用于生态治理的费用要大部分用到居民的安置上。 第四是生态治理与生态扶贫的关系。沙尘暴是牲口“啃”出来的，是农牧民“种”(开荒)出来的，是人为“治”(没有长林的树坑变成风蚀坑)出来的。目前，生态治理的做法，与 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发展严重分离。国家的治理费用不是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好处，而是肥了当事人。笔者粗略算过一笔账，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护林”两项相加，投入到每亩土地上的费用是326元，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如果近50万元中的哪怕十分之一给牧民，让他们放下马鞭子，拿起铁楸去载柳，他们就可以保证自己家里的土地基本不起沙尘暴，自己还能致富。事实上，国家的钱一分也没有用到牧民那里，每户牧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足1万元！在内蒙古某旗，我们为牧民成功恢复了4万亩的沙地草地，却面临着交不起每年不足1万元的看护费的尴尬局面。 第五是东部和西部的关系。中国人常常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来形容生活的富足。“五谷”就是粮食，这一点人人尽知；而“六畜”我们重视还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的优势是来自农区的秸杆，其产量是草原地区的50~100倍。因此，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在内蒙、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他们的初级生产力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遗憾的是，农区的秸杆大多没有用于畜牧业的发展，而是被白白烧掉了，倒是西部地区用自己可怜的生态资源搞起了畜牧业。西部的收入中，其一是国家大量投入的造林费用、生态保护费用，其二是大大增加价格的少量畜产品。东部人要吃纯生态的牛羊肉，喝上纯生态的牛奶，必须支付高于农区5~10倍的价钱，因为西部的畜牧业生态成本远高于东部农区。西部不能定位在畜牧业基地上，而应当是生态屏障，不然草原早晚要被牛羊啃光，国家还要花更多的钱去治理。 或问，我们能否告别沙尘暴？答曰，上述五大关系不理顺，前途未卜。当然，也可能很快，这就是轻的土壤物质都吹光了，重的物质吹不动了，草原变戈壁，戈壁更荒凉，北京就没有沙尘暴了。但北京也可能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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