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

“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三）莫言记忆中最痛苦的故事

这是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中说到的第二个也是最突出的一个故事——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这个故事的时间也不明确。如果真的有这个事，按时代背景和故事情节，应该发生在1960年或1961年的收获季节，即莫言5、6岁的时候。要是莫言年龄再大一点，面对这种奇耻大辱，可能就会冲上去，打不赢咬也要咬那看守人一口。不过，大于认为这个故事虚构的成分比较多，编的很不好。

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农村情况的就知道，1960年或1961年的时候，虽然建立新中国有十来年了，但封建残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那时候的农村，尽管人民内部已经普及了民主思想，但内部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除了权，势的作用很大。所谓势，就是一个家族的人多不多，有没有面子。一个家族人多势大，面子就大，其它人就不敢随便欺侮。那时候的农民受苦受累拼命也想多生几个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情况下，在农村可能被欺侮的除了五类分子，再就是势单力薄的外来户、半边户或没有儿子的绝户。但是，莫言的家庭不是这种弱势家庭。他家庭的成份是上中农，父亲管贻范是乡里出名的文化人，当时任大队会计；莫言的父亲和五叔兄弟俩一直未分家，莫言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五叔有三个儿子，是一个10多口人的大家庭。此外，他的姑姑管贻兰是公社干部，四叔管贻寿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这样的家庭，在农村不说势大，至少是别人不敢随便欺侮的。

然而，在莫言的故事里，“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根本没有把他母亲当人看，没收了他们拣到的麦穗，扇得他“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还“吹着口哨扬长而去”。这个看守人肯定不是上级机关的特派员，应该就是他们生产队的社员。据大于在农村的经验，如果真的发生了他母亲这样被欺侮的事，不要等到莫言多年之后去想找他报仇，当时就会在村子里闹出一场轩然大波。如果对方不认错，还会结成长期冤家。因为当年是特别强调“打人犯法”这个法律知识的。记得也就在1960年的时候，大于为家里排队买肉，批评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想插队的男子，被这个男子在头上拍了一下，大于就是用“打人犯法”作武器，逼得他老老实实跟着矮他一大截的大于到派出所去评理。像莫言这样的家庭，家里的主妇被本队社员那样无端打了，哪有忍气吞声就过去了的道理。

所以，大于认为莫言的这个故事要么是虚构的，要么另有隐情。不管是虚构的还是另有隐情，大于都觉得莫言在那种场合讲这种故事很傻，因为它对谁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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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莫言的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会说明什么？

导读2—— 现在农村集体成一盘散沙，不少地方宗族组织在乡村乡村强势，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