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4）

“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4）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四）莫言小学的入学与辍学

莫言小学的入学与辍学的故事版本太多，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

例如，当下流传比较多的《莫言的生平及其创作年表》的说法是：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河崖镇平安村。1960年被家人送进村小学。1966年小学毕业以后，因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也因得罪一农村代表，莫言被剥夺了继续上中学的权利，只能在家务农，成为一名公社小社员。

而在《放诞者莫言》中的说法是：莫言5岁上学，这在城市孩子中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地农村孩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莫言穿开裆裤上学，念了好几次一年级。有一年——莫言没有说清楚是几年级的时候——莫言出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此后，他就成了学校著名的坏学生，就像长大后他成了文坛上著名的作家一样。因为说话惹祸，这是一个开端。------莫言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无书可念，以揭发老师的反革命思想为能事。莫言于是又惹了祸：他和一位同学因为偷看两位老师的调情并张扬了出去，得罪了老师，于是，在他升中学的时候，老师便以莫言出身中农为由，剥夺了他继续读书的权利。莫言于是辍学了，成了人民公社的一名小社员。

在《莫言因文革辍学务农 少时当作家为娶石匠女儿》中的说法是：小时候在家乡上学时，莫言的文学功底很好，作文写得非常漂亮，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诵。1967年小学五年级时，他因文革和得罪别人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当起放牛娃。莫言曾说，他小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文匯報”《管謨賢：莫言創作背後的苦難》的说法是：1967年，上海發生造反派頭目王洪文奪權的「一月革命」。 管謨賢回鄉探親時，帶回家一些上海造反派印製的宣傳品。他還把上海學生「停課鬧革命」當成新鮮事告訴弟弟。正在讀小學五年級的莫言，聽到此言也想造反，並去學校撕了課程表。在接待串聯學生的接待站尿床後，莫言被送回高密。近乎小孩胡鬧的造反結束了，學校決定把他開除，老師們還要寫信去上海反映管謨賢鼓動弟弟造反。多年來，管謨賢對這件事一直心存內疚，認為是自己的影響導致弟弟輟學。

而《莫言的家乡和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的说法是：“我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还说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后来他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回了家。”管谟贤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后来，在学校喊了几句“打倒”、“造反”的管谟业，被学校劝退回家。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还有一个说法：莫言五年级就不上学了，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造反，这个事我心里很内疚。因为当时我上大学，1967年上海一夜“革命夺权”了，传单我带了回来，他看了以后就造反了，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到学校里就把作业本撕了造反，骂老师是奴隶主。因为这个，他没得上学了，上初中都是贫下中农推荐，推荐不到你，你是中农的孩子。

还有一些说法，但叶开在《莫言评传》中对这个事写得最详细——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毕竟是在大城市念书的，见多识广，讽刺小革命家莫言他们小打小闹，跟给小狗搔痒似的。
莫言不服，联合几个死党，一夜之间也扯起了一面大旗，成立了“蒺藜战斗队”，并且亲自写了一篇战斗宣言：
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砸烂砸烂全砸烂，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这可能是莫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的本质就是暴力。
战斗小英雄们在学校里张贴了大字报，杀气腾腾，一副要干大事业的样子。可惜革命队伍出现了叛徒，有人向班主任“狼”老师告密。反革命势力大举反扑，把小英雄们的光辉事业消灭于萌芽之中。“狼”老师揪出了少年莫言这个躲藏在幕后的黑手之后，还不罢休，认为他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丰富的联想直接指向了莫言的大哥管谟贤。
这种怀疑让莫言一家惶惶不安，因为这种怀疑和调查，很有可能影响到他大哥管谟贤的前途。当时莫言大哥管谟贤是他们一家的骄傲，也是全村羡慕的对象，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如果因为少年莫言的造反举动影响了大哥的前途，那么少年莫言的革命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莫言一度怀疑，自己不能上农业联合中学，是这位班主任“狼”老师在从中作梗。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故事另有其人。
王校长和夫人尚老师被关押在寒冷的小厢房里，革命老师们则躲进温暖的办公室，让学生们值班，负责去偷听校长和他的老婆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反动言论。少年莫言和一个名叫张立新的同学悄悄地埋伏在小厢房外面，伸长了耳朵，支起来听，可是根本听不到校长和他老婆的任何声音，反而被寒冷的天气冻得直跺脚。
就在这时，他们闻到了一股香味。
这是一股熟悉而又陌生的香味。
少年莫言和张立新像机警的小老鼠一样，闻着香味，顺藤摸瓜，迷迷糊糊地摸到了老师办公室窗外。让他们流口水的、从而丧失了阶级警惕性的香味源源不断地从办公室的门缝里飘出来，从他们的鼻孔钻进去，搅得他们心乱如麻。
老师办公室里温暖如春，灯光如昼。更加让少年莫言和同学张立新感到心乱如麻的是，他们看见学校革命教师的带头大哥，正笑眯眯地捧着一把在暖气炉上烤得香喷喷的花生，往代课老师、贫农代表郑红英的胸脯里塞。
他们被自己看到的这个景象惊呆了。
十一岁大的少年，对男女情爱的事情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因而是不懂装懂，像一块巨石压在胸口上，怎么也无法轻松。
第二天，张立新同学就在黑板上把这幅图画下来了，还配上了解说文字。
莫言说图画很流氓，比他们亲眼看到的还要流氓。张立新究竟是图画的天才还是一个笨蛋，我们不得而知。从传播的效果上来讲，张立新达到了目的。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革命老师不仅买了花生吃，还在教师办公室里耍流氓。
事情追查下来，知道是张立新同学干的。
张立新同学是烈属后代，根正苗红，有豁免权，郑红英不敢得罪他，从犯莫言就遭了殃。
小学五年级毕业，其他同学都升上了村里新成立的农业联合中学，少年莫言被郑红英剥夺了上中学的权利。莫言的姐姐跟郑红英关系比较好，就去问郑红英为什么不让莫言上学。郑红英嘴巴一撇说：“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能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在瑞典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交流时，主办方请莫言在现场就文学、写作与世界观等方面回答听众与主持人的提问。在回答提问时莫言说了一段引发网友争议的话：“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会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你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从莫言身上演绎出来的这些故事，个个都没有离开“政治”，无不是在“教人打架”。

从上面这些说法中，大于能够理清的线索是，1960年莫言被家人送进村小学，可能是念了两个一年级，1966年读五年级，“文化大革命”中，莫言辍了学。至于辍学的原因，究竟是被剥夺、被開除、被劝退，还是自己不去了？大于没有调查不好下结论。不过，根据大于的文革经验，那时候虽然派斗很厉害，但是无论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是当权派，都不会把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的造反行为当一回事，什么“‘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能读到小学”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如果莫言真的是因为“得罪别人被迫辍学”，那么其中肯定还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打架”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的主角肯定不是莫言，媒体上的这些故事，不过是“打架”双方的一面之词。

只读了几年小学的莫言能够成为一个名作家，本来是一个反思我们教育的好的实例故事。媒体炒作一下也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往“教人打架”的路子上去炒呢？结果炒来炒去，炒出的可能会是莫言家人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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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莫言小学王校长的女儿是莫言大哥的同学，大家关系很好，大哥放假回家还会带莫言去校长家里玩。他大哥怎么不管莫言读书的事？

导读2——距离莫言家只有五十米“农业联合中学”是新成立的，显然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读上中学。所以，莫言没有进中学确实是很奇怪的事。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