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要立市场经济，就要破前30年的计划经济，于是就从否定照搬“苏联模式”入手，但这是过错吗？

  有的“精英”学者说：“苏联一度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新中国开创者的脑海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苏为师’，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容置疑的理论原则。”这一段话错误观点不少，需要加以揭露。首先，苏联只是“一度”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吗？这根本不符合实际。

  陈云1988年说：“苏联同美国抗衡，到现在才用了七十一年，而美国，从华盛顿时代算起，到现在将近二百年。”（《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6-367页）这就说明，苏联存在的70多年，正在赶超立国200年的美国。可见苏联不只是“一度欣欣向荣”而已。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表现。

  甚至在苏联解体前九年（1981-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平均每年达到3.6%，而美国不到2.9%。1989年，苏联有6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超过了美国，如：石油为6.07亿吨对3.85亿吨，天然气为7420亿立方米对4900亿立方米，钢16000万吨对9500万吨，棉织品81亿平方米对39亿平方米，毛织品7.21亿平方米对1.57亿平方米，等等。（摘自《苏联国民经济1989年统计年鉴》俄文版，第675页、第688-691页）苏联在宇航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等方面也领先于美国。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创的英雄业绩享誉全球，美国人感到落后了要急起直追。苏联人的文化程度平均达到准大学生水平，而美国的普通人如店员离开计算器就不会算账。苏联经济社会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飞速发展，是举世公认的。

  这些事实和数据说明，苏联不是“一度”、而是“一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苏联的速率比美国快，正在追上美国。苏联之所以垮台，外部是由于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内部是由于修正主义篡党夺权，先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后是戈尔巴夫，他公开讲，“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原载捷克《对话》杂志，1999年第146期）由此可见，苏联并不是由于经济落后，而是由于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而垮台的。

  关于“以苏为师”的问题。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成立的，难道我们此时才开始向苏联学习的吗？实际情况是，1917年，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二版，第4卷第1470-1471页）对毛主席这一段话，如果理解为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那基本上是对的。如果信口开河，说中国“以苏为师”，就不准确了。“精英”们说这话的时候，如果参阅一下《联共（布）党史》和中共党史，就不致出错了。

  所谓新中国的开创者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又一大罪过。其实，这也是信口开河，无知加污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这源出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454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的论述，在《资本论》对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指出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的必要性，还有很多，兹不赘述了。因此，那些反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搞计划经济，并不是新中国的开创者在建国后才照搬苏联模式的。事实是，早在建国前15年，即1934年，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大经济危机时，就预见到了只有改变社会制度，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摆脱经济危机。他说：“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

  建国后计划工作开步走，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谁也没有经验，搬用了苏联一点经验，有的合用，有的不合用，就在实践中逐步加以改进，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需要着重指出，此时已经有了毛泽东思想，要求经济建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苏联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当时各条战线都要求这样做，计划战线也不例外。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陈云说：“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中国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7页）

  事实上，前30年特别是建国初期，中国计划工作有许多独创性的、不同于苏联的特点，主要有：

  1、计划形式的多样化，不像苏联一样只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

  如对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对中央部属的国营企业，实行比较全面的计划，并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对地方国营企业，只下达几项主要指标。

  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对私营资本主义经济（俄国十月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中国不是这样，民主革命只消灭了官僚资本，保留了民族资本），实行间接计划。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不下达计划，只是由省市区计委估算其工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对个体经济，也实行间接计划。对个体手工业，只由地方计委估算其总产值。对个体农业，国家只作估算性计划。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农业仍然实行间接计划，计划只下达到县，县是农业计划的基层计划单位。不像苏联，农业计划的主要产品产量和增产措施，均由国家从莫斯科对各地集体农庄下达指令性计划。中国农业计划的实现，主要靠政策措施和经济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如对粮食，主要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等措施；对经济作物，实行价格政策（如粮棉比价），农贷政策，奖励政策等。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除个别时期征了过头粮比较紧张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好的，所以前30年农业是不断增产的。

  2、计划工作在利用市场问题上，中国没有像苏联一样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而是一直搞得比较好的。

  十月革命后的前四年，苏维埃政权还处在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当时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收集制，取消商品交换。对此西方有些经济学家，我国也有学者，把它定性为社会主义的模式，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模式”。此即所谓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来源。

  实际上到1921年，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时期转为和平时期，为了缓和同农民的关系，列宁取消了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展商品交换，“活跃商业”，“利用市场”，用工业品去交换粮食等农产品。但这并不是只要市场，不要计划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并不要改变统一的经济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列宁全集》第35卷第534页）以后，苏联在由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进程中，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实行发展商品生产的政策。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发表了许多很深刻的见解。

  中国的计划经济，没有重走苏联当年走过的曲折道路。在恢复时期，执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关于“四面八方”的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大力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并很快掌握了对市场的领导权，使国民经济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一五”计划时期，我们制定了国内零售商品流通计划和对外贸易计划，规定价格的升降，要考虑商品的供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1957年对粮棉比价规定1斤皮棉相当8斤粮食的价格（苏联50年代出现过1斤皮棉相当1斤粮食的价格的错误的粮棉比价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超额完成了原订3270万担的计划。此时毛主席又提出工农业要互为市场，将来“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著名观点，对后来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中国的计划经济并不像西方经济学所说是排斥市场的，并且在利用市场方面取得了有别于苏联的卓越成就。

 3、计划方法上提出的“综合平衡”，这是“俄国人的书本”（毛主席语）里所没有的。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在计划方法上，中国除掌握苏联的平衡表法外，还创造了综合平衡的方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前两句话，是从横向上，要求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关系，按比例发展；后两句话，是从纵向上，要求各部门协调前进，不要前后脱节。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按照《矛盾论》所揭示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矛盾的有机整体，必须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相互适应，保持平衡，求得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综合平衡”，是有过较大争论的。“大跃进”时，国家计委有位领导干部否定综合平衡，认为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是群众路线。加上当时乱铺摊子，大搞基本建设，到处瞎指挥，结果造成比例失调，损失严重。1959年，综合平衡问题还闹到庐山会议上去了，毛主席把它列为需要讨论的十八个重要问题之一。毛主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3、80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缓和，中国国家计委代表团访苏，同苏联国家计委交流经验，苏方承认，“综合平衡”是中国同志创造的好经验。所以，综合平衡是我们花了学费得出的宝贵经验，得到了苏联的承认，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对马列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4、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是中国计划工作不同于苏联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过去我国编制计划的次序，是学苏联按照“重轻农次序”进行的。1959年毛主席总结了大跃进期间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提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8页）

  陈云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这一思想，指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6页）这是毛主席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苏联五十年代前期粮食产量没有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提出来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又一贡献。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原则，我国在农业、轻工业较快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也获得了飞跃发展。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是撤销还是保留国家计划委员会，经历了一场从上到下惊心动魄的斗争。众所周知，国家计委是党中央的经济参谋部，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脑机关。正因为如此，国家计委成了市场化改革派的眼中钉。他们提出，美国是市场经济搞得最好的国家，没有设立国家计委；苏联改革后，马上撤销了国家计委。于是上下配合，爆发了一场对计委是否撤销的激战。据赵紫阳的大秘书鲍彤透露，一次赵紫阳把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找去，问：改革是干什么的？姚感到很突然，没有吱声。赵说，改革是改掉你们计委的。你要自己出来说话。姚依林是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老革命，对这种国家大事怎么能随便说呢，没理赵紫阳的茬。

  下面的西化派“精英”闻到了气候，更是猖狂进攻。于是喊出：改革到了关键时刻，要攻克“三里河这个顽固堡垒”。（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是国家计委所在地）风声这么紧，国家计委负责研究计划改革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心急如焚，在委内四处问计，也问到我。我说正面争论，他说要撤销计委，你说要保留，没有说服力，谁也说服不了谁，不如拐个弯说。恰好我1991年应中国国际咨询公司邀请，访问过南朝鲜，于是写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权力最大的综合部门--韩国经济企划院简介》资料。这个被西方国家称之为“超级部”的机构，制定并实施了六个五年计划，使南朝鲜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此材料登在在计委内部的刊物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1992年432）予以转载，李鹏总理作了批示。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当即布置整了八个国家和地区（四个发达国家和“四小龙”）如何搞宏观调控的材料，上报了中央，为党的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决策：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要发挥两者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这样，国家计委总算暂时逃过了被撤销的一劫。

  然而，后来终于取消国家计委的名称而改为发展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