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新：怎么看市场化改革33周年?——同某些主流学者商榷（3）

  三、为了彰显市场化改革以来发展的成绩，竭力否定前30年计划经济不重视发展生产力，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是弄巧反拙的手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农劳动者翻身获得解放，积极性空前高涨，工业平均每年增长34.8%，农业平均每年增长14.1%。陈云说：“恢复三年，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恢复到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

  “一五”计划执行“一化三改”的方针，“一化”即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三改”是通过改变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大跃进”更是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其缺点错误暂且存而不论）。

  如果把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开国至“五五”计划完成，可以看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总的轮廓。

  1974年1月，国家计委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要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十年规划（1976-1985年），重点放在“五五”计划（1976-1980年）。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五五”计划到1980年届时完成，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是实现了高标准的工业化（明显超过苏联以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的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梦寐以求的事业。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0页）现在有了这样高标准的工业化，全国人民感到无比庆幸。1980年产钢3712万吨，相当两个苏联卫国战争前1940年钢产量1832万吨的二倍。当年苏联凭借这些钢铁，担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主力，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1980年我国有这么多的钢铁，并且陆续发射了“两弹一星”，由此可见，我国前30年工业和国防实力强大的程度。

  与苏联不同，我国发展工业，没有忘了农业，我们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产粮6411亿斤，人均653斤，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当代世界历史上了不起的大事。中国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没有一届政府解决过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吃饭问题。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曾预言，中国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但经过30年的努力，靠几亿农民按照毛主席的“革命加生产”的办法，靠工业支援农业，靠农业机械化，终于解决了这么个大问题，这是人世间的奇迹。总之，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再就经济增长速度，来考察一下生产力的发展。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7.4%，在世界上算是高速度了，而且是独立的、健康的、没有水分的增长。这么长时间只有两次通货膨胀，一次是1951年，零售价格指数上涨12.2%；另一次是1961 年，零售价格指数上涨16.2%。前一次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十几亿元人民币，是外因引起的。后一次是大跃进多发了60多亿元票子，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因此，前30年物价总的是平稳的，零售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1%。这么长时间人民过着安稳踏实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市场化改革33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较前30年为快，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达到9.8%，但速度是有水分不那么健康的。现在外资浸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外国资本家说：“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其实，留给中国的还有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劳力摧残等因素。内资企业也同样有这些问题。如果计算“绿色GDP”，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是正增长，而是负增长，即每年亏损数万亿元。30多年累计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惊人的数字！

  通货膨胀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改革33年来，共爆发了七次通货膨胀（如果加上今年，共计八次），消费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涨5.4%。据此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处于高通货膨胀之中，对国计民生为害不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标准，我国官方没有规定，学者没有共识，各说各的，差别很大，不足为据。这里是以2009年西方各大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世界金融工作会议达成的共识：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2%，就是通货膨胀。

西方各大国原来对通货膨胀的界线，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日本是物价水平比较高的，东京曾经是世界上物价最贵的城市。因此日本认为CPI上涨1%，就是通货膨胀。德意志银行对货币（马克）管理一直是比较严厉的，他们规定CPI上涨1%，就算通货膨胀，实际达到2%，也是容许的。美国原来对通货膨胀的认识，学者们各有各的看法，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CPI上涨2.5%，才算通货膨胀。现在美联储也承认CPI上涨2%就是通货膨胀这个共识了。因此，可以说这个标准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认。上个月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今年台湾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如果突破2%，我下台。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问题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应当的。（我国33年来通货膨胀的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编《2012年中国统计摘要》第89、90页，消费价格指数一栏。）

  文革期间，市场化改革派更是说生产力受到破坏，温家宝总理甚至说，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文革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5.7%（《新中国五十周年经济资料篇》），比西方国家速度快一倍以上。“两弹一星”，也是在这段时间陆续发射的。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崩溃”的经济吗？

  为了澄清2012年7月10日某大报“精英”学者的高论，现在原封不动地抄录一段《人民日报》1999年1月18日短文《二十年和三十年》如下：“在评价和对比一九七八年前后的变化时，有些文章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三十年，把人民生活说得如何如何困苦，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如何如何落后，似乎把三十年说得一无是处，就更能衬托二十年的成绩，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三十年中，我们也有过璀璨与辉煌，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解放前比，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物质生活日益得到改善，这自然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文章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总结历史、观察世界、开拓未来惟一正确的思想方法。”请那些持否定前30年的“精英”学者，用这篇比较客观并不偏激的短文，对照一下自己的大作，会有何感想？

  四、市场化改革33周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已造成空前严重的后果。

  1、在意识形态上，取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致使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像原来的共产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像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国家领导的面目全变了。

  中国的改革，是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派按照美国人的指挥棒转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顶级智囊布热津斯基说：“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是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化改革33周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大家记得，前30年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两边的墙壁上有两条光辉醒目的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群众看了，感到无比亲切，满怀信心；对社会主义心怀敌意的官僚资产阶级对这两条语录，则是非常反感的，所以后来不声不响的把它铲除了。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十分害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们清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经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就会变成推翻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的教官说，不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就怕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化。所以，他们要淡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要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十七大报告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不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消了吗？但是这样做，只是党内少数修正主义分子的主张，而大多数真正革命的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不是很不满意或坚决反对吗？

  2、在经济基础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已经面目全非了。走资派集团根据美国人的旨意，经过33年市场化改革，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行私有化，现在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四分天下有其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摧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徒有虚名，也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已经引起他们的公愤。

 3、工人阶级由前30年国家的领导阶级，现在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原来作为国营企业的5000万职工，是产业工人的基本队伍，现在下岗失业，已不再是企业和国家的主人了；他们本人及其家属人数多达一亿几千万，得到的救济少得可怜，生活难得温饱。在岗的一线工人，无论在公私企业，都是雇用劳动者、“打工崽”；他们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工资，没有达到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最低工资”（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的标准。由于严酷的剥削压迫，有的被迫走上绝路。深圳富士康公司青工“十三跳”（13个青年工人先后跳楼自杀），就是突出的例子。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普遍受到“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在吃第二遍苦，受第二茬罪。

  4、广大农民群众是中国人口众多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如流行的话所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喊了多年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实际发行量特大的《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 春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有你“八个想像不到”：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想像不到的悲壮。农村的这种悲惨状况，你能想像这是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所谓“太平盛世”吗？

  目前农民的情况又怎么样？国家统计局发表了《2011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平均每个农民全年的生活费为5211元。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适用于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贫困国家）衡量一下，中国6.56亿农民，迄今全部没有脱贫。世行规定的贫困线为：每人每天生活费2.5美元，按目前汇率1美元合6.32元人民币，乘以365天，全年生活费应为5767元，而去年我国农民平均的生活费比这个贫困线标准要少556元。

  再回头看看我们的国务院扶贫办规定2011年农村居民的贫困线每人为2300元，全国只有12238万人没有脱贫。国务院扶贫办这个贫困线，如按汇率1美元合6.32元人民币折算，每天只有0.997美元。同世行的标准2.5美元比较，差距多么大啊！我国已是世界的第二个经济大国，国家的经济社会许多事项都与国际接轨，我们的党和政府、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不是天天在讲“关注民生”吗，为什么这个贫困线不与国际接轨？

5、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经济每年增长9%以上，但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状况竞如此之困苦，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这主要是由于30多年来实行私有化，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财富急剧地向少数富人集中，贫穷向多数穷人集中。衡量贫富是否悬殊的吉尼系数，不分意识形态，各国普遍适用。系数在0.2，比较平均；超过0.4，就差距过大。据世行统计，前30年，中国的吉尼系数为0.16，2003年为0.458，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目前已高达0.57，居世界大国第一，超过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0.407），也超过发展中国家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印度（0.327）。媒体报导，美国5%的人占有50%的财富，中国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因此，在中国农村出现上面提到的“八个想像不到”，就不奇怪了。外国曾经有一部著名小说《悲惨世界》，中国农村的想像不到的贫穷、罪恶、悲壮与之相比，不是很有点相像吗？

  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前年说：“中国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的架构已荡然无存。”信哉斯言！从经济运行上看，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也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产品及其生产能力已出现严重的相对过剩。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都到了走投无路的窘境。

  首先看出口。前30年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发展经济主要靠国内市场，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外贸依存率只有10%左右。市场化改革以后，批判过去闭关自守，于是按照新自由主义外向化的要求，我国变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外贸依存率2005年高达63.8%，高出贸易大国美国、日本的20%左右的两倍有余，实际上变成了畸型的附庸化的殖民地经济。近四年由于国际经济危机，各国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出口受阻，2010、2011年这两年外贸依存率仍旧在50%以上。沿海许多以外贸为生的企业纷纷倒闭，这些地区正在由繁荣向萧条转变。

  三驾马车的另一驾，投资，这是国际经济危机以来的重要依靠。危机前的2005年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8%，2010年急剧上升至69.3%，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了。2011年已下降为66%，再提高投资率来促增长恐怕已经很难了。这就是说，一年的生产成果将近70%用于搞建设了，是经济危机来临，官方为了保生产顾面子，大搞超前建设，形象工程，避免经济崩溃采取的孤注一掷。

  剩下唯一的一驾马车，就是消费。从理论上说，消费应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可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总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8.8%，到“八五”时期（90年代）开始不断下降。原计划到“十五”末期（2005年）达到50%，想超过改革开放前，但实际上当年继续下降为38.9%。到2011年为34.9%，近几年连续五六年在35%左右徘徊。实际上这几年私有化在加剧，按资分配有增无减，居民消费率却没有下降，这本身就置得怀疑。试问这样低的居民消费率，能推动经济增长吗？

  国外的看法又如何呢？据7月24日《作家文摘》摘自《国际先驱导报》7月19日文章：大标题是2012年《中国经济数据，牵动世界神经》。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低于8%的象征性关口（实际为7.6%）。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2.2%（为2010年1月以来最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下降2.1%。路透社认为：“这两个指数下滑明显，暗示着实体经济确实不振，加深了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银行在降低贷款利率，以剌激信贷需求和经济增长，但收效甚微。现在贸易放缓，外国资本撤离，国内资本到海外去寻求避风港。所有这一切，使得“外国媒体集体为中国经济担忧。”英国《每日电讯报》在题为“中国走向硬着陆”的文章，说中国硬着陆的可能性看起来非常高。美国《纽约时报》最近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大灾难即将来临？”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甚至发表标题剌目的文章：“中国经济--末日将近。”这些外国人话语尖锐却密切联系实际的文章，能不能作为那些庆贺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的人一付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