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厂长负责制为什么不好？ 问：改革开放前是党委领导，改革后是厂长负责制，为什么党委领导就好一长制就不好呢？厂长在改革前后一般也都是党委的成员，为什么前后会发是这样大的变化呢？毛时代使领导行为受到约束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是党委负责制，厂长和党委是相互制约。但是从80年代开始搞厂长负责制起，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了，主流媒体不也说“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吗？确实是这样，他一个人说了算，没人监督、没人制约，结果他出了问题，整个厂就完了。这里每个厂都是这样。 赵师傅：搞了厂长负责制后马上又搞了聘任制，会计也成了厂长的人，工人再也不知道厂长的账目了。正厂长聘副厂长、科长聘副科长，都是领导说了算了，厂长还可以叫书记下岗，后来干脆“厂长书记一肩挑”了。啥也不公开，工人啥也不知道，都成奴隶了。 马师傅：52年我进了龙华（音）烟厂，56年搞公私合营把11个厂合到一块，合到现在的烟厂。公私合营后厂里有700来人，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大一点也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解放后经济还不发达，我们是搬到省军区的院子里，在三层的楼房里生产，过去的老厂长几乎都是从工人中间提拔的。那时候国家没有对我们厂进行投资，就是大家相互兑点机器，扩大生产以后的地皮都是烟厂通过审批自己买的。当时的书记由市政府派下来的，也有部队转业过来的。61、62年部队转业过来的老书记可好了，排队盛饭的时候，他自己排到了又站到队伍后头去，叫工人先吃。为了建设这个厂，工人吃的苦不小，我们是穿着棉干皮做的工作服上班的，都是为了节约。82年的时候，光在厂职工就有2700多人，我们盖了高大的厂房，厂子里交了税还留下1亿3千多万，市里财政吃的都是烟厂的。 厂长负责制以前，书记可以起到监督厂长的作用；厂长负责制以后，书记就没有监督权了，以前经常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面对面提意见就都没有了。领导一大把，全是脱产干部，还多吃多拿！到了84年以后，烟厂就不中了。 余师傅：厂长负责制是80年代开始的，平安公司的老总年收入6000多万，这就是厂长负责制的结果，因为厂长可以给自己定工资。搞厂长负责制之前我们厂效益很好，负责制后反而搞坏了。之前我们180多人的小厂，账面资金30多万，加上原材料一共有100多万，这个钱其实已经很多了。厂长负责制后大权独揽，错误决策、贪污腐败、化公为私、任人唯亲等等，到了90年代末期工厂就垮了。 烟厂的李师傅：厂长负责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如果党的路线出了问题，党委书记也会变坏，哪能对厂长起到监督作用呢。到了80年代，按照国家政策，我们厂搞了“三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一刀切，把原来的老厂长换掉了。新上来的是个专业兵，83年他通过培训到省烟草公司的研究所一年去拿了文凭，然后到烟厂来当厂长，才20多岁。他在部队是犯了错误的，搞未婚先孕，为了女友要留到市里来。他找了当时是烟厂的党委书记马××（原来是7249的一个团级干部），那还是党领导一切的时候，马书记就让他先下车间干了一段，然后去了研究所。84年他拿到文凭回来正赶上“三化”，他可年轻，其实专业化他也谈不上，他不懂技术只是有文凭，但他有靠山，结果他就当了厂长。不到2年，生产任务就一直下滑，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是“5个7”的亏损，亏了77777元！抓生产他是外行，而且基层也搞了年轻化，连组长带班长，都上年轻的。当时年轻的那个姓陈的副厂长，他专挑不听话的、刺儿头的小青年上来，说什么“以毒攻毒”！最后他和马××、厂长他们成了一个派系，都是同一个部队的几个人，把老工人踢开。当时的亏损对于烟厂的职工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事情。这会儿干部全部脱产了，连班组长都脱产了！这前后党政工团领任务、分析生产的工作全部都停了，工厂管理也开始混乱，偷烟什么的都有了。一些年轻工人报告说完成了，其实是偷工减料。我当过工艺科科长，启用了老工人，分析情况以后，才扭亏为盈。 ××木器厂下岗工人徐师傅：以前不是厂长说了算，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关于机器、厂房等还得上报，只是对办公费用有支配权。有人给党委书记送礼了，就可以写大字报监督，监督是一部分，有战斗力。大字报写出来有用，党委会的时候必须交代，如果有利益交易就要检讨。出问题了要开批判大会，检讨。所以当时干部都不敢贪污，我刚进厂的时候，干部吃顿饭都不敢吃。一个干部下乡在农民家吃派饭，农民给他打了两个鸡蛋，他走的时候就得多付点饭钱。 ××农机厂原工会主席刘师傅：那时候我们厂长、书记都是调配的，我们归农机局管，所以就是农机局调配。一般都是自己这个行业的人来当。书记有时候是一些转业干部来做。86年的时候，就一刀切了，谁要是没有小红本（即大学毕业证），就一律下去。原来的厂长是中专毕业的，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后，也就下来了。局里面也是一样的。紧接着，87年的时候，厂里就搞承包了，承包之后厂长就有权利处理干部了。以前我们厂里有一个人，他干活的时候很能吃苦，人们怎么拉都拉不回的。但是他对厂长有意见，厂长也看他不惯，结果就被开除了。还有厂里的副厂长、书记，都被厂长给排挤走了。后来厂里的设备都被卖了，卖给邯郸，卖的钱去哪儿了也没人知道，反正没有上交。原来的地毯厂，也归我们管的，承包后厂里的设备全给厂长卖到他老家去了，厂里的人都没人管了。承包前厂子里有1700多人，后来就减到200多人了。厂长承包后就要砸我们的铁饭碗，铁饭碗是毛主席给的，凭什么可以砸？ 吴师傅：实行承包制、一长制，一点点在温床中剥夺工人手中的权利，使工人最终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当厂长决定一切而工人沦为生产的工具时，工人也只有消极的应付了。 问：过去工厂里干部和工人关系怎么样？工人是怎样防止厂长和干部贪污行为的？ ××烟厂的一位老太太：以前工人上班一律平等，干部还没工人拿得多呢。会计全场只有一个，每天要下车间检查，那组完成了就马上插上小红旗。厂长比工人到得还早。天热的时候也不能开窗帘，因为水分是烟厂的生命，不能蒸发掉了，可是工人们也没有怨言。厂长和工人都是吃在一块儿的，他带头舔饭碗，不浪费一点。厂长拿多少钱工人们都是知道的。 田师傅：过去财务有一个很严格的规章制度，超过30元以上，必须用银行转账支票，不允许用现金购买。现在不要说30块钱，一百万都可以变现。过去国家对全国工厂的管理都有很严格的制度。“开放搞活”，厂长想咋弄就咋弄。 李师傅：毛主席那时候确实是大家没有利益冲突。工人工资待遇好，那就是现在批判的“平均主义”。现在工人的铁饭碗打烂了、平均主义打破了，管理层倒抱上“金饭碗”了！现在管理层都是放任自流了。贪污咋办？你看咱这刑法，贪污10万元以上最低是判15年徒刑、至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判处死刑，实际情况是贪污几千万的都不死。 田师傅：看看现在这个腐败，就是因为政治没有放在第一位，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是一切为了钱，这就是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 李师傅：邓小平要学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李鹏当总理时候搞“村务公开”，后来又搞厂务公开，都公开了吗？允许工人查账吗？毛时代叫谁当会计，他还不愿意呢！运动一年半年来一次，大队会计们站一圈儿，大家围上去：“账目拿出来！”敢不老实？现在的财务科长，和老板一起可风光了。大面积开始腐败是邓小平南巡以后。以前也有腐败，朱镕基总理说过，腐败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但以前我们能监督。 赵师傅：现在工人很难监督了。我们市企业的改制，是先从几个大厂，地方政府根本不会把财务、改制的明细公开。职工人多，有人对工厂财务和厂长腐败问题有了疑心，就自己去调查，调查反映渠道都是自己摸索寻找出来的，费了多大劲啊。 ××制药厂的吴师傅：那会儿有问题就贴大字报；再不行就去找政府，当时找市长都是推门就进的。那些保卫，就是收收报纸，不像现在还管人了。 70年代我们厂有个副厂长，老说点坏话，是一个“大炮”。我们就上轻化局反映问题，解决不了，就去找市长去。当时市长在开会，我们等了一会儿，后来会开完了。秘书让我们派个代表去，结果当时市长出来了，就说干嘛派代表呢，都进来吧。结果我们就都进去了。后来那个副厂长就调走了。哪像现在，见一次市长可难了。 ××木器厂下岗工人徐师傅：“四大”在第五次人大撤销了，不然资本主义复辟不了。d一上台领导干部就腐败了，当官的可以骑在人民身上了，他南巡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党员干部带头富，那干部腐败如何解决？ 现在的腐败反不胜反，总有贪的地方。靠法制永远是不彻底的，只有发动群众，那又得来一次文革。其实文革就是一场反腐败斗争，整走资派就是整腐败。当时已经出现腐败现象了，红卫兵写大字报讲有些领导穿的皮鞋和用的皮带扣都非常高级。现在中国很多事情没钱办，其实把贪官污吏的钱拿出来就好了。 九、过去搞民主管理是“走过场”吗？ 问：毛泽东时代有“鞍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你能谈谈这个民主管理到底是怎样搞的吗？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脑体差别基本上不是太明显，脑力劳动在车间里有基层小组，在厂里面有设计科、工艺科。技术人员在产品设计出来后，一定要参与试制试验，在这个试制实验过程中，工人会主动地把他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比如你这个设计上有哪一点上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应该咋样改进，技术人员就会很虚心的请教听意见。 科室干部要经常地、规定的一个月经常下去劳动的。干部每周六下午都要参加劳动，如果到月底忙的时候也会参加。那时干部和工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创业》？我说一个很不客气的话，今天你们问的问题，对于我们老工人，有的问题就感到很可笑。现在打工就是让你听话，让你咋干你就得咋干、不干你走人。 老工人丁师傅：当时搞“三结合”，厂里有设计小组，那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搞出技术，到各个车间试运行，发现问题再进一步改进。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时设计的这个预热器，给发动机预热的，原来厂里用的是苏联设计的，这个大，我们厂里设计的就很小（他边说边比划，表示小3/4左右），工艺都是一样，材料就节省了很多。这是车间一个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他领导一个设计小组，设计出来后经过两年半的实验，工人当然是参与设计其中的、参与实践，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老工人李师傅：过去坐办公室的人都认认真真。现在说句不好听的，坐办公室的都不干事，这画画那描描。在鞍钢宪法实行之前，厂里的干部就以厂为家，参加劳动。干部和工人关系比较好，车间干部直接参与搞生产，不是和现在一样就在办公室里坐着。那时候干部和工人都是一条心的。过去的干部是带头干、领着干，要是有工人提他意见，他自己都要反省好几天，上级领导也要批评他，哪像现在谁提意见就让谁下岗。在四清的时候，我们厂有一个车间主任，工人提他意见，说他“没有工人阶级感情”，提了这意见以后，他那是不吃不喝、心里受不了啊，找工作组谈，说自己十四岁当工人，“说我没有工人阶级感情，太想不通”。他写检查写了两次还通不过，工人就是认为他没有工人阶级感情，不同意、让他继续检查，僵持了一年多。他越想越想不通，最后工作组提醒他，“你自己考虑考虑，工人为啥提出这样的意见？人家工人开着车床，你穿这白衣服往那一站，你想想看你这啥意思？”他说我又不计较，我就穿这衣服啊，工作组就提醒他“你不计较，但工人他怕把你这衣服沾上油渍啊，工人不愿意啊。”这下他想通了，这确实是脱离工人阶级、不团结劳动群众，他重新做了检查，给大家一读，工人就哗哗哗地鼓掌，大家都非常满意。下车间都穿工作服啊，你说你穿着一身很整齐干干净净的衣服（会给工人劳动带来麻烦）。所以那时候工人和干部都是很一致，都是想把生产搞好、把厂搞好。 老工人金师傅：过去厂里的技术革新，那都是“三结合”搞的。干部领着，或者支部、或者厂里的技术科领着，技术人员主要是从理论上研究完以后，付诸实施由工人来实践检验，看你这个方案适合不适合。那时这个“三结合”搞得真不错，基本上很少出现失误——理论有了、实践也有了、上面又有正确的领导，失误个啥？技术革新里还有不少工人单独发明的。早先一车间搞运输是人工干活，后来工人发明了用电器的传动装置，减少人的体力劳动、效率也提高了。这些都归功于“三结合”，技术人员、加上车间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车间的骨干力量，这样一合就把问题解决了。当时我们厂这样搞出来的技术产品可多了，相当多。 吴师傅：干部参加劳动使大家劳动热情都很高涨。领导干部都冲到生产一线了，普通工人有什么理由不卖力啊！当时工人都争上游，争小红旗。 一位未担任过干部职务的普通工人：那时候很多工人对工厂的管理不感兴趣，只埋头于自己的岗位工作。但工人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对于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当时领导参与劳动是很普遍的，很多工厂的领导都是从普通工人中提拔上来的。干部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调整时间参加劳动，可以说有的干部比工人还累，但工资和一般工人相当。遇到什么活，领导冲在前面。单位里干部打扫卫生、帮工人买饭等例子很多。这些都使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 东北一位砖厂的老工人：我们砖厂包括厂长在内，有五六个人是脱产的。厂长是上级派的，班组长是工人选出来的，班组长也是工人，不比大家多拿工资，还要带头儿干活。干部的工资与工人差别不大，有的工人工资比干部还要高。 凌师傅：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出来都先到车间去当见习技术员，一定时间后再转成技术员。我们原来是个贫穷的国家，农业都不是很富，工业你想啥？所以提出工业技术改革、技术革命，效率就提高了。我原来是车间的一个领导，原来轧钢啊都是人工的，又热又累，我们就想把这个体力劳动降下来。有了这个想法，再加上技术人员的智慧，车间领导支持，底下的骨干人员、还有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人一起，结果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研究出从加热炉里出炉通过轨道运到轧钢地点的办法，代替了人工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 李师傅：当时工人和知识分子关系是很融洽的，一个国家没有知识怎么行？但是要看学的是啥知识、都用到哪了？你看这李鹏跟新加坡学的高薪养廉，学的啥？车间主任工作都是单间、一人一套房！你说这是个人行为？这是受整个大气候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随整个政治体制来实现个人才能的。现在大学生都是想的怎么去当官，这是最现实的。邓小平说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实际是什么意思呢？文凭是个宝，年龄不可少，口才是关键，钱财比山高。你看那个发动机厂的技术员，半年里当上了副厂长、过半年当上市里主任，再过半年副局长、省委常委，现在全国妇联的主任，我是听过他的几次报告，那真是老太太的裹脚——又臭又长，就是那水平了。关键是你这知识分子到了大环境里，就只能变这样。 问：毛时代工厂经常开会，开这些会是简单走走过场，还是真的对维护工人主人翁地位有帮助？普通工人一般都参加哪些开会？在开会讨论时，大家提意见提得最多的是哪些方面？ 电缆厂孙师傅：那时开会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以车间为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每个人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安排下周任务，如果有未完成的，其他人帮忙完成，一周开一次。二是以厂为单位的生产调度会，也是每周一次，全厂各车间负责人参加，70年代的时候，厂长迟到都得交待清楚，并且要扣奖金，大伙儿的监督是很严密的。三是政治学习会，每天要抽一小时进行政治学习。 开会都在业余时间，不耽误生产。开会主要围绕生产，同时提高政治思想。各车间如何相互协作，生产程序上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如何完成生产任务，每天生产多少都是会上讨论规划的，都有记录，管理得很有条理。 马师傅：那时候工会的干部只有3、4个人，他们都不脱产，除了主席、副主席，就是两个办事员。工会开会是召集全厂的工会成员参加的。上班前后都要开生产会、分析会，以小组为单位，一个车间分成几个组，每组有10－20人。 沈阳标准件厂的老工人说：过去工会就是搞福利的。工会有小组，平时有活动，有会议。 以前在工厂里一天学习一个半小时，现在都没有了，学习主要是学政治、学生产。工人们不觉得学习是一件心烦的事。当时心情舒畅，什么顾虑都没有。厂里传达过鞍钢宪法，更主要的还是学大庆。工厂里有啥事，工人都可以参加，比如评劳模。工人可以提合理化建议，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工人有说话的权利，可以要求调动，身体有病可以退二线。关于工人工资评级，一个是靠工龄，不用找关系，另一个就是工人互相评。每次群众运动也都会让工人参加讨论。 田师傅：班组会是很经常的，一个班组大的百十个人，小的十几个人。大家每天开会都是很主动的，开工前布置一下工作：今天都是啥任务，工作完成的工时是多少——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有一套相当严谨的制度的，不是像现在宣扬的什么的“国有企业大锅饭、养懒人”，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也不是有些人说的每天都是什么斗私批修，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金师傅：开会是工人当家作主的表现。工人最大的权利，就是你厂长不能随便处理、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想开除也开除不了。那时候工厂里经常开会，生产会、行政会、党支部生活会，一个礼拜最少三个下午，再加两个晚上，两个晚上一个是用来开党员生活会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议一议。大家心里也不觉得烦，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明天有啥事了就开职工大会，事先有通知，开会是下午4点以后。 凌师傅：一般工人都是参加车间一级的管理。每个月下了一定的生产计划，尽量地减少浪费——每次讨论这个工人提意见的最多。 丁师傅：我给你讲一个厂办的事情。那时候部里派一个农业局长来视察工作，厂办觉得不能叫人家喝白水，就买了两包茶叶一包烟，那时候这花不了几块钱。后来开会一说，职工发现按规章制度里不能报销，这个账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你看着规章制度严格不严格？你再看看，到现在报销大吃大喝的经费算个啥？ 朱师傅：我那时候管理过工资，基本工资、医疗、福利等构成工资总成，但发给工人的是一部分，大概是82%。另外18%留在常理作为医疗、教育的补助费用，余下的利润交给国家。厂长根本没有“我先分”的权利，工资的分成是大家开会定的、工会讨论通过的，厂长根本没有个人的决定权。厂长管生产，就像像小区的物业管理，而不是所有者，他是受党委领导的。后来改革把国营改成了国有，偷换概念，资产阶级国家夺取了资产。工人也从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和厂子也要签合同了。 90年代厂里一个小小的班组长都敢贪工人的1千块钱，两个工人告了12年都告不下来。毛时代可不是这样，职代会、工会，车间还有骨干小组、党小组，大家一起审理行政计划；厂里的财务要受上级监督；而且还经常搞运动，不是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吗？大会小会班组会，就是为了这个。有时工人也烦，下班就要开会。但是会上生产啊、财务啊、人事啊都得公开，所以没人敢贪污乱动，大家都监督着。 吴师傅：我们每周都开班组会，上班前或下班后，开半个小时。那会儿都乐意开，主要就是讲些技术创新、学一些国家的政策文件、 报告厂子的生产状况、奖优罚后等。这些都是工人必须知道的。每周或每两周还要开一次全厂的大会，向工人汇报生产情况。如果有人有自由主义，比如迟到早退，或者生活作风不检点，开会的时候就经常批评他。 那时候大家都不讲面子，谁做不好的话工人就会当面批评。干部意见也会提。也有派性，我们厂就分两派，一派就给另一派提。我就提过，说这次生产没有领导好，有窝工现象，或者说干部有些偏听偏信。 一位老退休工人：工人对群众运动是欢迎的。我们经常开会，通过开会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也经常讨论厂里的工作，比如生产中遇到了问题，大家就在一起分析问题的原因，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现在二十多年都不开会，对国家大事都不了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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