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

秋火

2013年1月31日

今年年初党宣篡改南周新年献词的事件，曾迅速酿成1989以来罕见的记者罢工与大陆港台知识分子的声援浪潮（1月6日晚开始），数百市民在南方报业大楼前集会声援、要求言论自由（1月7日始），网上网下互动激荡，短短几日激发海内外媒体围观报导。高层紧急介入，暗箱操作致事态在1月10日晚嘎然而止[1]。

事件传播主要限于知识人群为主的微博等社交网站、自由派独领民间舆论、事件发展为运动后仓促收场、左翼正面声音的迟缓微弱等，这些都使普通工农大众几乎还没注意到时，这场仅四天的民众运动旋即偃旗息鼓了[2]。但台陆港的十位左翼同仁仍在1月10日晚发出了呼吁中国全体劳动者关注争取言论自由斗争的联名信，表达了无产大众应有的政治斗争态度（本文简称“呼吁书”）[3]。

随着南周事件过去，各种政治立场（包括上述呼吁书）也失去了直接斗争意义。但，随着重大社会变革临近，随着“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奋斗必定不久就会有更大的发展”（呼吁书结语），有关政治理论澄清只会越来越重要——争取政治自由的议题，该议题与无产阶级解放（包括阶级斗争利益、革命战略问题、工人民主目标）的关系。本文旨在从阶级斗争角度回应相关重要问题，澄清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南周事件只是上层内斗吗？

似乎不少网民认为，南周事件与争取言论新闻自由无关，它只是媒体文章修改字词之类争纷，只是作为“党报”的南方周末与党宣之间的体制内冲突。几乎绝大多数左翼也认为南周事件是一场统治阶级内斗[4]。有左翼说，南周编辑部的诉求不过是早已享有的出版权基础上，再要取消预审权，保住南周这个资产阶级阵地，虽然涉及言论自由、但也很狭隘，所以本质上整个南周事件就是资本统治内斗[5]。

有些左翼认为，即使南周事件是上层内斗，但这毕竟涉及言论自由，工农也需要这权利，所以应该借机表达左派主张。这种看法似乎有道理，但把整个南周事件仅仅看做统治阶级内斗却大错特错。

不错，南周献词被改、编辑部和党宣种种纠纷、要求撤换党宣负责人等都从属于上层内斗，但1月6日晚南周记者罢工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紧接着成百上千民众的声援，使事件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不论南周那些记者有着什么政治思想，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都属于被压迫群众[6]。同时，除非你认为取消新闻审查和要求媒体自由都属于资产阶级的特定诉求，那么南周记者的罢工诉求也决不能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诉求”划等号。所以南周记者罢工明显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正义反抗。次日大量民众集会声援记者争取言论新闻自由，更明显表现了“上层内斗激发被压迫民众抗争”。对此，无产阶级左翼理应坚决支持记者及民众抗争，呼吁劳动群众尽快关注这场争取言论自由等基本自由的民众抗争。

由于视南周事件为上层内斗，有左翼认为应该加入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等诉求，但却要设法避谈南周记者抗争。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刻意回避运动的焦点、只跑过来主张自己一套，群众不免要起疑：这些人究竟是真心支持言论自由，还是专程赶来贩卖自家私货？本来可能很好的诉求，就变了味。

以工人阶级斗争的思路支持民众争取基本自由权利，可以比资本自由派更有力，也更能争取、帮助工人大众与其他被压迫者（包括被自由派误导的群众）。1月中旬我同呼吁书一位发起同志交流时，他提出过一个很有启发的策略：以工会权支持南周记者抗争，即要求真正的记者工会保护这些记者的利益。比如可提出“支持记者罢工 追问工会何在”。这样更切题，还更能吸引、启发劳工大众。事件虽匆匆而过，来不及进一步参与，但策略反思总有利今后斗争。

“连党报都受压制，工农还可能享有言论自由吗？”

这次南周事件中，一撮所谓毛左在群众抗争前的丑恶表演淋漓尽致，网上网下大批崇毛分子公然支持党国统治阶级打压不同意见者，尽显奴才嘴脸。一部分毛派觉察到这些人的屁股坐到了官僚资产阶级一边，对这些党国支持者大加批判，但他们却大多还是冷对南周记者及民众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斗争。

上述两类毛派似乎“阶级立场”不同，却有共同思想逻辑，即毛派对待政治自由一贯的“双重标准”：他们支持他们认为符合阶级立场者的自由，却赞成压制或取消他们认为立场相反者（如自由派、宪政派）的自由。

这是对待政治自由的公开虚伪态度。不错，自由派对待自由权利是虚伪的，因为他们口头说得很好、实际争取过程中却容易软弱妥协（如这次南周事件中新京报总编高谈口头辞职抗命、拒绝转载官媒社论，但还是转载了，也没见辞职），可是毛派却口头说法就半吊子，公然虚伪。

稍后本文从阶级斗争角度剖析上述逻辑，这里仅指出一点：双重标准者同意压制南周的自由，但是，“连党报都受压制，工农还可能享有言论自由吗？”（这是左翼呼吁书中的话）——我曾用一个不够完美的比喻说：

“如果老爷掌了少爷的嘴，只是发生在他们自家深宅大院里，无产者自然也看不到，更谈不上‘声援’。但如果一个少爷在大街上说了一句和天朝意见不同的话，光天化日下就被老爷掌嘴，这种浓厚的‘杀鸡给猴看’不就是等于间接地恐吓民众吗？这时少爷起而反抗，街上一些民众跑过去举牌子声援、要求言论自由，你还能窃笑这是老爷家的私事吗？”[7]如果少爷都因意见不同在大庭广众下被老爷掌嘴，市井百姓还有公开说话的份吗？

另外，还有人说“你的能耐到哪里，你的自由就在哪里，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你力量的描述”，即“实力到哪，自由也就到哪”。这话如果解释为“有实力才有自由”，即是说必须用实力争取，才能得到自由，就没错。但如果有人据此推论说，某一阶级及其人群还没有攒够实力就不该去争取，那就大错了。人的实力并非只能绝对是全无或全有，而是能够（甚至必须）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增强的。反过来说，即使某一阶级及其人群有了潜在的充足实力，只要还没觉悟要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只要还没有实际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不会一下子就成功），自由还是得不到的。

思想自由与阶级斗争：只有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才可能彻底战胜政敌

现在再说毛派的双重标准。如果说它自认为有什么严肃的理由，那就是它认为：共产主义者的最高评判标准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利益，不能抽象地谈论政治自由，反对将“民主原则”与阶级斗争等量齐观。这个观点本身不错。为此，不论毛派还是托派都举过这个例子证明：1917年工农政权建立后的苏俄内战时期，列宁压制孟什维克等当时敌对派别的新闻出版自由[8]。但这些就能够成为双重标准的理由吗？

恰恰有两种情况需要明确区分：其一，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维护或限制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其二，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阶级争取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已经夺权建政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优势包围下保卫本阶级政权。斗争特别尖锐紧张时期（例如1918-21年苏俄内战），工农政权有必要限制乃至取缔敌对派别的基本自由权利。这是无产阶级拥有政权、从事生死存亡斗争时的临时政策，远不等于无产阶级随时应该这样。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例如保证士兵（按民主集中制执行作战任务之余）在报刊上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使无产者都能关心、参与革命战争；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权利更要加强，普遍武装工人，监管社会生活。

但目前的资产阶级统治下，无产阶级完全一无所有，它只有大胆砸碎身上一切锁链才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因此必须最坚决最彻底争取言论新闻出版等一切基本自由权利。

然而还不只因如此。无产阶级之所以最需要基本自由权利，包括使其他各种意见也同样自由，恰恰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必需。如果把阶级斗争只理解为打打杀杀的暴力斗争，那就大错特错。简单说，阶级斗争首先是政治斗争，意味着无产阶级针对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的系统展开、争取群众运动、随阶级斗争进展（直到工人革命）深入，意味着与异己和敌对派别的政治主张斗争，还意味着不断揭露和批判国家政策的阶级本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坚持对群众的阶级政治教育、发展本阶级的战斗先锋组织。这是一个经济斗争与政治抗争交织、思想斗争与阶级教育结合、在思想政治斗争及群众斗争中锤炼先锋队的过程。这些过程难免会与资产阶级激烈冲突，包括暴力冲突，这有时还可能占较大分量。但把阶级斗争简单等同于暴力斗争，却错误而庸俗。通过阶级斗争战胜政治敌人，从来都不是只靠暴力就能做到的，更多需要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只有充分的思想自由才能做到。

反之，如果左翼只同意正确观点有存在的权利，却不能公开面对错误有害观点，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斗争无法进行（只有单方面的“批判”、长此以往难免沦为自说自话），也就使有害思想更好地躲到各种政治攻势背后，更容易结合政治活动从而迷惑欺骗群众。企图用直接取消一种思想的方法来打倒它，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做法，因为这避开了充分的思想斗争，实质与逃避斗争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对政敌思想喊打喊杀貌似激进罢了。

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种暴力能真正消灭任何一种社会思想意识——反而越是粗暴的打压方式，越是从道义上抬举政治受害者。从历史来看，暴力或可一时压住思想舆论，但总有再也压不了的一天，被迫害的思想往往又以更高大的形象归来。自古以来的剥削压迫阶级政权，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愚蠢地给反对派思想增加力量的。如今主流左翼（尤其持双重标准的人），正是在重复着自古以来剥削压迫阶级政权一次又一次帮助反对派的历史蠢举。与压迫者不同的是，大多数这些左翼倒是被压迫者，不过更像奴才角色。左翼如果不敢（或无能）光明正大地与自由派敌人做斗争，不敢（或无能）在自由思想交锋中直面自由派等政敌，恰恰证明他们对争取受自由派误导的群众缺乏信心，对公开斗争缺乏信心，甚至是对自己戴在头上挂在嘴边的政见缺乏信心。

不加限制的思想自由，更能推动阶级斗争走向彻底，帮助无产阶级走向解放。因为只有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才可能彻底战胜政敌。有人要说：公开彻底的批评如果“不适当”地暴露了无产阶级的缺陷和弱点、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咋办呢？这些犹豫迟疑者最好应该聆听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者罗莎·卢森堡的教导：

“它（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的崎岖道路不仅是用无限的苦难，而且也是用无数的错误铺成的。无产阶级旅程的目标即它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任何别的政党、任何别的阶级敢用批评这面明亮的镜子在所有的人面前照出自己的缺陷和弱点，因为这面镜子同时反射出来的是它们面临的历史局限性和背后的历史性灾难。工人阶级始终应当毫不畏惧地面对真理，也就是严于律己，因为它的软弱只是一种迷误，而铁的历史规律却赋予它力量，保证它取得最后的胜利。”[9]

呼吁书方式是否有问题：答复一系列批评

台陆港左翼呼吁书遭到不少批评。有趣的是，它们都针对呼吁书方式，都貌似最左，却多有臆测、误解或歪曲：

①呼吁书作者太看重南周这个事了，想把它搞成一个运动。这是问题关键！[10]

②呼吁书作者竟向资产阶级呼吁和要求？真是胡闹和妄想。你以为有那么好的资产阶级会答应你的要求吗？

③无产阶级靠一纸呼吁和要求，就能争得自由吗？

④呼吁书作者在南周事件上这么起劲，抗争工农和左翼的自由被压制怎么就不见你们积极呢？

⑤工农落难时自由派没怎么支持我们的权利；我们多少要考虑“礼尚往来”，没必要积极声援他们的权利。

回应一：说呼吁书作者想把这签名“搞成运动”，让人觉得根本没有运动的情况下，这些左翼分子妄想借一个区区的文宣签名活动“搞成运动”。明明是重要的社会运动兴起（虽然大家都没料到只持续了四天）、左翼尽快做出响应，质疑者却歪曲成这些左翼要制造运动[11]。

回应二：以为无产阶级不能要求统治阶级改良，这是典型的左翼幼稚病。我曾在微博上这样反讥它：“照你逻辑，南非罢工工人提出较高的加薪要求也是荒唐可笑，因为没有那么好的资产阶级，所以罢工工人都在妄想。他们居然幻想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得加薪，简直就是胡闹。”有关于此的严肃分析，可参考我另篇旧文[12]。

回应三：显然不能只靠一纸呼吁争自由，但这呼吁书并非指望统治阶级自行开恩，正是标明树立无产阶级应有立场。它体现着战斗旗帜，明确着整个斗争的大目标、方向和基本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阶级政治的缺席，国内左翼轻视政见及立场的研讨梳理，以为政治文件不过一纸理论高谈，却不知是政治斗争实践的有机合成。政治内容要么胡吹神侃不着边际、要么彻底跪倒于实用逻辑。轻视立场讨论，正是因为极缺乏政治实践；渴望实践，但一到政治实践中才尝到惨遭双重标准立场捆绑手脚的苦头。这次南周事件有毛派尝试积极介入运动，才惊呼哀叹自家立场逻辑与实际群众抗争“显然有很深的矛盾，几乎让我们动弹不得”[13]。

有关的是，一位同路人（如果他还愿意这样看的话）居然说“不管是出于‘信仰’，还是捞一把的实用主义，没有毛派那种力量，只能口头支持”。这是说呼吁书？如果是的话，那么他竟也想不到呼吁书立场对群众斗争的意义。这次他没能从工人大众的阶级需求看待争自由的抗争，却只从个人生活的井底窥视民众、揣测其他同路人。

回应四：这是臆测加误解。呼吁书部分港台发起人与支持呼吁书的我本人，更积极声援过被打压的工农抗争者、工人网站和左翼分子，更积极要求工人阶级的基本自由权：2004年港、台及日本多个进步团体联合发起关注东北劳工活动分子蔡广业的国际呼吁，要求立即释放他、停止迫害工人活动分子、要求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今次南周事件呼吁发起人之一林致良，当年是声援蔡广业活动香港联络人之一[14]；2005年初香港先驱社声援因公开批评资本主义复辟被捕的郑州毛派活动分子张汝泉、张正耀，同时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获罪的无辜蒙难者[15]；2006年初我多次撰文声援被关闭的中国工人网，香港先驱劳动民主网转载加编按，批判当局压制广大工农群众的民主自由[16]，我另撰文谈声援中国工人网与中国工人争取言论自由、揭露自由派资本如何损害工人利益[17]；2010年夏天因支持南海本田罢工、要求全总为工人说话，中国工人网再遭封杀，我又在网上声援[17]；2011年12月广东乌坎村民抗争最艰难困苦时，香港左翼团体牵头发起国际声援及游行、街站呼吁，要求释放村民代表、承认村民自我组织、落实民选和全国停止土地私有化等，林致良在乌坎讨论会公开揭露官商勾结、批判自由派局限性，提醒支援乌坎抗争要坚持独立阶级立场、谨防成为上层派系内斗的棋子，强调工农经济抗争结合民主斗争[18]。我们这些左翼的确是没什么政治力量的普通工薪者，还无法做到回应所有重大抗争事件，但以上事例可以说明我们的阶级斗争取向。

回应五：似乎有道理。但我们支持的恰恰不只是一家自由派媒体报社的权利，更是支持记者及市民群众勇敢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正义抗争，这一点比某个媒体的存亡重要得多。南周事件之所以是重大政治事件，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工人民主与政治自由

自由派谈论“民主和自由”，是谈论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与政治自由。其实大多数左翼都愿承认工人阶级应争取政治自由，但一提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许多左派除了敌视和反对，却拿不出正面积极主张做斗争。正如林致良在此次南周事件讨论中有力地指出：

“他们攻击自由派拿「民主宪政」隐藏背后私有化的目的，这个批评本身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不过，他们却不是拿出工人民主的主张跟它对抗，反而拥护那个专制走资的政权力量，寄望它「回头是岸」。对不起，这不是工人大众的出路。我理解的大众出路是：反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私有化（却不反对运用合理的市场机制），却不反对言论和新闻等自由，而且要把自由权利跟经济资源公共化社会化的改革配合。因为假如没有这些基本自由，就不可能达到工人解放的目标。”[19]

工人民主（即劳动民主）是指：工人劳动群众通过自我组织监管从工厂车间、办公室和其他工作场合及社区的基层民主，并以广泛的这种基层民主为根基，逐级向上，直到普选全权、可随时撤换代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们所说的工人民主，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与今天“马列毛主义者”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却有政治上的微妙不同。我注意到，近年一些“马列毛主义者”在强调“一次革命论”、反对“二次革命论”。从理论词句上看，“二次革命论”指人为给革命划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战略，例如今天不少毛派仍在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论[20]；“一次革命论”看起来似乎和我们信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就是拒绝人为划分阶段、中途不与任何资产阶级搞联合、直接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二次革命论者常常批评一次革命论者：说后者忽略了民主自由被压制对阶级解放的重大障碍；马列毛分子恰恰很少用民主自由的正面积极主张回应这种批评，更多是一次比一次猛烈地揭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这种片面、消极的民主自由解读，难免令人怀疑他们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无异于过去苏联中国的官僚社会主义。[21]。

今天无产阶级追求解放的斗争中，迫切需要用工人民主的正面主张，积极战斗官僚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宪政主张、以及种种可疑的“无产阶级专政”前途等等一切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工人民主的运动规律，就显示它与任何革命阶段论无关：任何有大批工人奋起的大规模群众激化运动中，工人民主就很可能萌芽了，这在20世纪众多工业国已出现多次，2011年埃及革命中也有工人民主兴起的身影。工人民主的自我组织雏形，将是工人阶级走向革命解放的杠杆支点。试图人为给这个活生生的革命动态划分阶段，都是愚蠢的扰乱。只应依据阶级力量对比与群众觉悟进展，以恰当的革命策略顺应、护卫工人革命的洪流，直到群众性的工人民主组织发展为多数工农众望所归、开始全面接管社会管理的政权机关，及时武装工人，起义夺权。另外，不一定非要群众大规模激化，某一次较持久的大罢工或工人自管事件中，就可能出现工人组织的萌芽，这种情况下争取政治自由、使工人组织民主化，让工人群众尝试工人民主，通过自我教育激发革命觉悟，具有“工人革命预演”意义。着眼工人革命，我们自认为是工人民主派，劳动民主派。

工人民主不是体现在某个革命领袖指定的组织上。这个活的历史将展现在革命群众的首创性和大胆创造中。历史上，工人民主曾经体现在工人代表会（1905和1917俄国革命，1957匈牙利），体现在工厂委员会（1917俄国革命和1920意大利工委会运动），体现在罢工委员会（1925-26省港大罢工，1926英国全国总罢工），甚至体现在工人民兵委员会等武装工人组织（1936-37西班牙，1870-71巴黎公社），甚至体现在大批群众急进化时的产业工会（1913-14英国，1935-38美国，1980波兰）[22]。总之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哪些工人组织最积极起来监督工厂、维持治安、接管社区生活、分配物资、接管社会事务管理等（一步步更具有政权性质），工人民主就会在哪儿兴起，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火种就会在哪儿燃起！

特别指出：毛派把“民主自由”仅仅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而我们说不仅政治自由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民主——工人民主——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与目的！群众活跃斗争并自发创造的工人民主，又须臾离不开言论、新闻、出版、结社、罢工、游行集会等基本自由。政治自由与其说是工人民主的基础，不如说是工人民主与群众斗争的阳光、空气和水分。没有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会是一堆与群众脱节的新官府衙门。

争取政治自由：今日中国工运与工人民主

如今，南周事件民众抗争早已过去，但争取政治自由对于今日中国人民大众的重大解放意义却日益凸显，工人阶级在这场民众斗争中更应走在最前列。可正是这次南周事件中，我们一些曾经的同路人明确暴露出在工人运动立场上冷对争取自由斗争的经济主义错误。其中一篇文章作者以为：“‘有民主’的欧洲各国革命都失败了，一直没有民主的俄国的工人革命却成功了”[23]，可是他通篇所谈“民主”都是资产阶级民主，竟然完全“忘掉”了还有工人民主——从来是赤色工人运动的核心目标。同样重要的是，他回避了把工人斗争与争取自由的斗争联系起来[2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同路人中一位叫李星的人，两年前就宣告了去政治化[25]，政治上沉默至今，似乎默认了上述经济主义立场。但他在蜕变以前多年写的话（2003年）仍有启发意义：

“目前，中国工人运动……这个很不成熟的软弱工运，它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是什么？工运（至少现阶段）是否需要回避政治要求？是否需要本着「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审慎态度，远离「空洞」而不无危险的政治旋涡？

“马列主义者认为，尽管工运还有着极大的缺陷，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处境都要求它尽快投入到反专制的政治斗争，并争取领导权。……毫无疑问，维权运动想扩大生存空间，必须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工人将初步理解无产政权下的自由生活方式和工人民主的必要”[26]（着重处是我标记的）

上引短短几句话鲜明而犀利，尤其最后一句很有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引文所谈中国工运，主要还针对国企老工人；上文写作时斗争重心正悄然转向沿海新工人。近几年国内工运前线早已是加薪罢工打头阵的沿海工人进攻战。斗争多方面都比过去老工人大有提升，尤其新生代工人的阶级意识（对压迫的敏感性和反抗性、集体自信、团结协作）比老工人要强得太多了。这也许是李星等人极端强调工人斗争的理由。

但我们在今天又有什么理由冷对政治自由呢？今天阶级斗争中我们这一代青年工人比中老年工人更需要、更能理解民主自由：在讨论罢工的QQ群里、在反映斗争的微博和帖子发表时工人遭受言论自由被钳制的困境，工人在罢工、游行和集会中遭遇殴打及威胁，工人顶着官方打压风险呼喊“改组工会 罢工到底”，专制统治对结社自由如临大敌尤其卡着中国工人斗争的咽喉！更重要的是工厂流水线中，工人最深重的日常体验是被层层管理压迫在最底层，同时长久丧失自我支配权；日常反剥削的工人罢工——经济主义者迷恋于战术技巧、斗争策略及争取物质改良——对阶级利益来说更重要的经验却是：甩开压迫者、集体地支配自我、参与共同行动决策、尝试自我管理（工人民主的萌芽）。众多战斗性强的工人罢工中，这些倾向早已顽强地生长着。它们在日常劳资冲突的无数量变中，孕育着将来工人革命的质的飞跃。如果把争取基本自由的斗争，结合到当今更具工人民主倾向的日常集体行动中，工人必将更能够“理解无产政权下的自由生活方式和工人民主的必要”！

十年前，“很不成熟的软弱工运”尚且需要“尽快投入反专制的政治斗争”、“必须争取政治自由”、“争取领导权”。今天中国工运更进一步了，教导过我们这些的人却从阶级立场后退了！那些被前同路人丢弃的工人民主之旗，以及对政治自由的宝贵理解，更有主见的新一代应当勇敢地重拾，与一直为之奋斗的人们一道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