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中国农民“幸福感”之实证调查》（2012年10月12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中指出，中国农民对过去十年的评价，较之城市居民，要高出很多。这十年的执政者胡锦涛、温家宝在农民心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笔者同时发现，中国年轻农民（1980年后出生）与父辈们的政治观差异明显。 具体来说，他们在腐败认知、个人权利以及执政党合法性方面，与父辈们存在近乎完全相反的观点。了解农村政情民意的变化，确切判断人民在想什么，对于中国以及新一代领导人来说，意义特殊。 首先，与中国中老年农民相信“中国的腐败是地方的、上面是好的”的观念相比，中国80后、90后农民认为中国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上面、下面都腐败”。无论是全国性的正常上访，还是发生在乌坎等地的群体性事件，都向人们强化了学术界流行的一种假设，即中国农民对中央较信任，对地方不信任，政府信任呈现递减态势。在笔者的总体访谈调查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这样的腐败认知在中老年农民间流行，年轻农民却不以为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央和地方一样腐败。在与这些年轻农民的的访谈中，笔者发现，他们在获取信息方面显示出完全不同于父辈的渠道和方式。无论是经常在外务工的，还是长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都令人惊讶地显示出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在访谈中，数位年轻村民对笔者谈起“薄熙来案”，相反，父辈村民无一人提起。如此，便不难理解年轻农民的腐败认知观了。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执政党这十年重视“三农”发展的副产品：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也趋向现代化，给执政党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毋庸置疑，这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经济水平与村民可支配收入都呈现剧增态势，村民生活方式逐渐趋向现代。笔者调查的农村，粗略估计，安装宽带上网的农户近五成。在农村，互联网使用者主要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同于父辈们单纯依靠广播、电视等获取信息的传统渠道，互联网成为年轻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对于海量的互联网信息，官方审查机制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就使年轻农民获得了更多官方不希望看到他们看到的信息，自然而然地，他们就形成了与父辈不同的腐败认知观。欣喜的是，迹象显示，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反腐决心是要“动真格”的。他声称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谓顺应了民意。 其次，不同于中老年农民更在乎经济发展权，中国年轻农民显示出对政治权利的期望和偏好。在笔者的访谈调查中，几乎所有父辈村民都声称他们不在意政府领导人是不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经济收入，“领导人能不能带来更多实惠”。然而在 “您觉得投票选举领导人更重要，还是经济收入不断增多更重要？”问题回应中，65%的年轻村民回答说“投票权重要”、“经济收入增多重要，投票选举领导人也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农民更在乎经济发展权，政治权利冷漠”的假说，随着年轻农民观念的变化，开始受到挑战。在笔者的访谈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当官的不是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就不可能真心对你好，经济发展也不会好”。换言之，年轻村民相信，没有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权利也无从谈起。坦白来讲，笔者惊讶于他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尤其当了解到他们多数只有初中学历。其实，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公开提及“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这与年轻村民的权利观形成一种颇为耐人寻味的对应。 最后，与父辈们普遍认为毛泽东“了不起”相比，年轻村民对中国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问题的态度较为冷淡。当笔者向中老年农民询问，“你们那么痛恨政府的腐败，为什么还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时？”他们很多人表现激动，说：“是共产党打下的天下，不支持它支持谁啊？毛主席了不得！”当笔者向他们提及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发动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回答说，“谁没有错，毛主席也是人，也会犯错，但他功大于过”。而与之相反，年轻村民表示对毛泽东“没什么感觉”，“大跃进”“文革”时期的错误毛泽东应付主要责任。 面对巨变的中国，年轻村民对来自社会以及家庭的压力更加敏感，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而不畏惧权力，对诸多不平等待遇以及贫富差距的包容度更低。这些都导致他们趋向权利意识的高涨，这在沿海地区的农村更为明显。一个明显的例子，乌坎事件中，年轻村民走在抗议的最前面，高喊“我们是90后，为了家园，我们可以牺牲。” 再过十年，80后、90后的年轻农民将成为中国农村的主体，他们的观念势必影响到农村的秩序和稳定，这将严峻考验中国执政党的治理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的访谈中，年轻村民对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们相信习近平等新领导人在农村的知青经历，会使他们更加同情农民。可以说，年轻农民政治观的新趋向，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中国，危机和压力往往是变革的动力。中国能不能抓住机遇大胆变革，那就要看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了。 附《中国农民“幸福感”之实证调查》 下个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不仅将选举产生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同时也为中国未来5年乃至10年的发展，确立方向。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和国际地位而言，中共十八大在中国政治史上，以至世界史上，都将是意义极不平凡的一次会议。然而，在中国民间的话语权更多被城市人“占领”的背景下，占中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底层民众——农民，这10年的幸福感如何？对国家、体制怎么看？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这些都却被人们忽略了。倾听农民的真实声音，了解农民的真情关切，却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基于这样一个动机，我们在中国河南省中部的一个行政村落，进行了一项中国农民“幸福感”的实证调查。 这个村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农民收入主要依靠种地和外出务工。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我们选择了实证调查中的访谈法，即以面对面采访、交流的形式进行。我们平衡了年轻农民（80后、90后农民）、中年农民、老年农民的比例，主要就5个问题进行了访谈，最终采集到有效样本61份。 在对“这10年，您认为自己是更幸福了，还是更不幸福了？”问题的回答中，有54人明确回答“更幸福了”，5人明确回答“更不幸福了”，2人回答“说不清楚”。换句话说，近九成人认为现在更幸福了。 在对“这10年，您认为政府做的什么事让您最满意？”问题的访谈中，59人回答“种地不交公粮了，还给补贴”（原话有差异，但意思相近，下同），1人认为是“更自由了”，1人说“不知道”。同时在进一步的访谈中，有29人还补充说“以前打工，老板经常不给工钱，现在基本不敢了”，28人补充说“现在有低保、医保了”，23人补充说“上学（小学、初中）不交学费了”，12人补充说“计划生育比以前好了”。换言之，几乎全部农民认为，2004年免除农业税以及补贴农民的政策，是这10年中国政府在农村最受欢迎的政策。同时，相当一部分村民比较认同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教育投入、人权等方面的努力。 在对“这10年，您对政府最不满的地方是什么？”问题的访谈中，有60人明确以及近似的回答是“腐败”，1人选择了不回答。而在对这个问题的深度访谈中，55人认为“中央是好的，就是县、乡、村太腐败了”，5人认为“从上到下都腐败”。即，绝大部分农民对中央较信任，对基层尤其是乡级、村级单位极度不信任。 在对“您觉得投票选举领导人更重要，还是经济收入不断增多更重要？”问题的回答中，48人认为“经济收入增多更重要”，4人选择“投票选举领导人更重要”，9人选择“经济收入增多重要，投票选举也重要”。即，近八成农民认为经济收入更重要，两成人认为投票权重要或较重要。 在“对新一届领导人有何期待和希望？”问题的访谈中，51人明确以及近似回答“给农民更多实惠，为农民多做好事”，9人回答“减少贫富差距”，1人回答“不知道”。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调查主要反映中西部的传统农村，至于能否反映东部沿海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仍需检验。另外，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的样本的数量不够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此项研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在真实性以及典型性方面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农民主要诉求经济权利 简言之，我们调查发现：这10年，中国农民普遍感到幸福感增多了，享受了诸多优惠的政策。尽管对基层腐败深恶痛绝，但其要求似乎依然停留在经济权利层面，政治权利要求不占主流，绝大部分农民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期盼下一代领导人给他们带来更多利益。年轻农民的权利意识在增加。 具体来讲，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结论或现象。其一，这10年的经济发展，确实给中国农民带来了诸多切切实实的经济利益，他们对自己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人口自由流动（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加大，印象深刻。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相对较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对知识界呼吁的农民土地所有权、平等权，似乎有些冷漠。 其二，我们发现，相对于城市居民，中国农村居民对这10年的评价要高的多。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在农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们认为胡温政府为农民做了很多好事。减免农业税，低保、医保等惠农政策，尤为他们称道。这似乎印证了英国《金融时报》之前的一个说法：“胡温执政10年最大的功绩在农村”。 其三，中国农民对腐败的不满和痛恨程度出人意料的强烈，甚至强于城市居民。在访谈中，这一点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当问及“最不满的地方”时，几乎全部受访村民，都不假思索地回答类似于“腐败”的话语。他们不满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乡干部、村干部贪污修路款、低保款等。我们认为，因为基层政权和自治单位直接担负着农村公共服务的职能，他们的腐败行为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是非常直接的。不过，他们大部分人认为，“中央和省里是好的，就是下面人太坏、太腐败了”。我们的调查，再次验证了学术界流行的中央到地方的信任递减假设，腐败是基层政权合法性的最大威胁。 其四，农民更在乎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意识淡薄。这与近些年，一些西方学者得出的农村居民权利意识高涨的结论相左。近八成农民依然要的是经济发展权，而非政治发展权。他们对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冷漠，认为谁当领导人跟自己没关系，只要给农民带来更多实惠就好。当问及为什么不在乎投票权时，大多数人回答说“没啥意思”。一位知识程度较高的小学退休教师无奈的对我说：“给你说，现在农村人的素质太差，你给他50块、一壶油（食用油），他就毫不犹豫的投你的票。”当我假设投票是公正时，你们也不在乎吗？他们大多数还是回答说：“重要的是让我们农民多些实惠，投票不投票的没那么重要”。 其五，他们对下一代领导人期待、要求更高。相当一部分村民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胡锦涛干得好，我们拥护他。那新的领导人干得要更好些，这样我们才拥护他！”很明显，这些朴素的村民有着强烈的贤人政治情节。 值得一提的是，80后、90后农民的幸福感，相对于父辈，要差一些，他们对社会压力更敏感，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更低。同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年轻农民的政治权利要强一些，有数位受访者直接声称政治权利更重要，因为有了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才会更好。 最后，笔者发现，在农村，中国共产党享有高度合法性，尤其是中老年农民认为毛泽东了不起；甚至有部分村民认为，是“共产党员腐败”，不是“共产党腐败”。可以说，农村的稳定奠定了中国稳定的基石。共产党在农村的历史合法性要远胜于在城市，这是中国执政党之福。如何满足占中国一半以上人口的新期待、新要求，将是执政者绕不开的一项课题。 （责任编辑：刘杰；远航一号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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