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所谓饿死三千万人口的中国大跃进时期

回顾所谓饿死三千万人口的中国大跃进时期

  ——乌特萨·帕特内克

   三十年前，一个针对毛泽东的诽谤运动被成功发起，声称在1958年大1961年的中国大跃进时期，有2.7到3千万人死于大规模饥荒。而这正是在他（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公社的时期。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中国的人口在1958年至1961期间出现负增长，第二，两个北美人口学家，AJ科尔（1952年至1982年人口快速变化中的中国，1982年），朱迪思·班尼斯特（中国人口变迁，1987年）的调查工作。没有人在意这些人口学家使用的可疑的方法和危言耸听的结论。

   这种“估计”后来被阿马蒂亚·K森广泛宣传，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说民主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使得印度避免了饥荒，而缺少这些自由的中国则抹去了这一大规模饥荒，直到二十多年后美国人口学家们的发现，才让这一事实公布于世。

   西方国家媒体似乎很愿意对 “三千万人死于饥荒”这一主题进行反复报道，以此作为他们受到赞扬后的感谢，而这一虚构却在读者心中被确定为历史事实。几年前，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曾有一期关于中国的专题。重复在三篇不同的文章宣称中国大跃进时期有3千万人死亡，并拒绝发表那些发送给编辑的持反对意见的读者来信。最近，在他给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书写得导论中（2006年编写出版），齐泽克也提到3000万这一数字，就好像它是一个给定的事实。作为一名知名的学者，他应该学会如何严谨对待这些历史，并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论证。

   主张“饥荒死亡”观点的学说主要有两个路数。首先是强调人口赤字，其次是说自己依据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但事实上中国在当时并没有进行过统计。我们观察中国1953年-1964年的人口普查官方数据后发现，如果到1958年，中国一直保持往年的人口增长率，那么当时中国的人口应该比1959-1961年多出2700万或者更多。人口学家Pravin Visaria和Leela Visaria也曾讨论过人口赤字这一假设。人口赤字几乎等同于“饥荒死亡”。假如按照人口赤字的理论推断的话，饿死人口中的一千八百万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中国的出生率从1958年的千分之29下降至1961年的千分之18，这被归结于饥荒引起。虽说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民族，但他们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就能先死了的本事吧？

   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学术领域的人们都要有最基本的责任，那就是必须头脑清楚，判断准确。他们有人发表或写道“中国有2千7百万人在饥荒中活活饿死”，但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他们观点也都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在1953至1958年间，死亡率大幅降低。从千分之20降至千分之12。（印度直到25年后才达到后者的水平）激进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后，群众发起了大规模的环境整顿运动和除害虫运动，农村的基本医疗系统也已经到位。农村在大幅降低死亡率中的成果无可置疑。自1958年早期的公社形成后，农民们曾发起过一场大搞建设的动员运动，这彻底改变了原来农民家庭的生活方式。当农闲季节，村里的壮汉们便到田里灌溉，有时会到其他公社支援劳动。妇女们也成为了劳动力，农村建起了公共食堂，儿童负责在马圈照顾牲口。我们可以韩丁的著作《深翻》中看到对这个时期的图画般的描述。作者本人（帕特内克）1983年曾去中国，在农村呆了三个星期，造访了几个公社──公社当时仍然存在。当问起大跃进时，她总是被告知“我们的水利系统是在大跃进时期修建的”。导致1959年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应该与劳动动员有关，而不是所谓营养的缺乏。因为自1958年，粮食产量在200万吨（MT），水平非常高。

   在之后的三年，死亡率较1958年相比急剧增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的数据了解到曾经发生了什么：当时中国连续三年发生粮食欠收。一些地区出现干旱，而一些地区发生洪水或是虫害。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两亿吨下降到1959年的1.7亿吨，1960年进一步缩减至1.435亿吨，尽管1961年小幅回升至1.47亿吨。粮食产量三分之一的缩幅大大高于20世纪60年代由于干旱和粮食危机所造成的印度粮食产量的缩幅。由于粮食的产量下降正值公社的形成时期，使得一些学者将这两者荒谬地关系在一起，认为粮食产量的下降是因为建设了公社。很明显，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理论依据才更为充足。假如没有公社实行的平均主义分配，粮食产量下降对人们造成的影响可能更为恶劣。此外，假如不是公社聚集劳动力在1980年前建成了46,000所水库，之后干旱对粮食的影响将会更为严重。中国在1965年便恢复了其2亿吨产量的原有水平。虽然1960年是中国人均粮食产出最低的一年，但也仍然大幅高于印度。

   由于粮食产量从1959年开始下降，官方死亡率也从1958年的千分之12上升至1959年的千分之14.6，并在1960年急剧上升至千分之25.4，但之后下降至千分之14.2，并在1962年降至千分之十。很明显，1960年较1958年多出了800万的死亡人口，是十分反常的一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中国官方记录的“饥荒”死亡率峰值25.4%与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印度在同一年死亡率达到了千分之24.8，但并不算反常现象，也没有引起过多批判。假设我们以中国1958年实现的死亡率最低值千分之12为基准，计算出1959〜1961年期间超额死亡人数，得到结果为1150万。这是对“饥荒致死”人数的最大估计值。即使是这一死亡人数也让人费解，因为中国实行平均主义分配，而且即便是在最严重的一年，其平均粮食产量也仍然高于印度的水平，然而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却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大规模饥荒。

   对比中国的人口，这一合理超额死亡率的数值不算高，它也让那些一直反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北美学者们失望了。他们曾期待科尔的和班尼斯特的推断能成为他们抨击公社的武器。科尔和巴尼斯特推算出的中国“饥荒死亡”人口是中国估计出最大合理超额死亡人口的3倍之多，他们究竟是如何得到这些数字的呢。仔细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数据都是由一些站不住脚的假设，和没有学术基础的观点捏造出来的。

   在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有一项关于生育率的调查，抽样出了一百万名，占人口总数0.1％的调查者。这一人群自50年代初期便开始接受出生和死亡人口的抽样调查。根据1982年调查中的高生育率，北美学者指出在1953年和1964年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应该比官方记录的人口多出1百万以上的新生人口才对。然而他们忽略了1953年的抽样调查中得出的千分之37的生育率。这项调查覆盖了全国5%的家庭，调查经过特别的设计，用来统计出生和死亡人口数据。相反，他们用1982年的调查结果指责50年代千分之43至44的高人口出生率。他们这种利用近年报告中的数据批判早期生育率问题的做法是武断且丝毫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人们对于一段遥远记忆的反应总是不准确的。1953年和1964年间中国的超额出生人口预计在5千万，官方统计1964年的人口总数为6.946亿，但在他们的假设中却没有任何显示人口增加的迹象。因此，尽管所有的官方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被他们所拒绝，但这说明他们接受了官方统计的人口总数。这种机会主义的假设显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支撑了他们的断言：1953年至1964年间额外死亡的人口数与他们所主张的新生人口数相同。

   但是，人口学家仍然不满意他们所捏造的50万额外出生和死亡人数。他们用线性的时间趋势说明50年代早期死亡率开始下降，按道理1958年后这一趋势应该继续维持，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这一违背趋势的现象就意味着出现了额外的“饥饿死亡”。他们所提出的这种直线趋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死亡率从来都是呈非线性的。死亡率不可能持续呈相同的斜率下降，必须是平缓进行并且不能为零，即便在中国也毫无例外。两位作者在结论中均提出，中国的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6千万，这一高出人口普查统计数据65%的壮观数字。

   捏造出的6千万超额死亡人数没有任何意义，作者人为将其安置于1953年至1964年间，并特意调高其在大跃进时期的比重。这种无根据性体现在他们对数字的人为操作。科尔将1960年的死亡率调至峰值千分之38.8，班尼斯特则更为大胆，将数字提高到千分之44.6，该年的官方数字为千分之25.4。通过这些小伎俩，所谓的“3千万人死于饥荒”的观点得以成立。在违背这些事实后，“专家”们还恣意想象并声称大跃进时期6千万人死于饥荒。既然如此何不再大胆点说个更大的数字呢！恐怕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公然违反学术界正直和诚实的基本准则，扭曲这种统计数字了吧。知识分子本因更注重常识，而他们却是那么的幼稚和不负责任，散布这些毫无根据的数据。他们不断诋毁毛泽东，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他们已经在不经意间证明了戈培尔的原则──谎言，必须要不断夸大，并不断重复地捏造，有一天就会成为真相。

   三千万，或是三千万卢比都不是一个小数目。1846-1847年，1百万人死于英国殖民地爱尔兰，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了。1943-1944年，3百万人死于孟加拉饥荒，人们得知那里发生了饥荒。然而，如果中国真的有3千万人死于饥荒，又怎么会没人注意到这场饥荒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所谓的大规模的饥荒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些谎称中国有3千万人死于大规模饥荒的学家们的小伎俩称得上是十分聪明，但他们却在宏观和大局上证明了自己的愚蠢。一个人能够大胆宣称3千万人死于饥荒想必是十分鲁莽与大胆的。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外交官，以及关注中国的外国学者们都对此毫不知情。那些轻易相信这种说法，并不加批判地重复它们的人，比提出这些谬论的人更加愚蠢。

（译者：红色中国网友；责编：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