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巡视南方的一系列指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问。 纪登奎说：“1972年3月1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的十二号文件，公布了毛主席关于巡视南方的谈话纪要，中央的通知指出：[毛主席的谈话，以 纪登奎 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50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这个通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也是他们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曾经对我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我的思想吃得很透，总结我的理论要点也很精粹。林彪反对他们，林彪有这个水平吗？陈伯达也没有这个水平呀！是他们在嫉贤妒能，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没有一套，但是在搞阴谋诡计上却是非常能干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是张和姚最后定稿的，总结得很好，这对你来说，也会有作用的。] 这个话，我没有弄懂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我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谈话纪要，其中也有毛主席9月12日13点10分在北京丰台在车厢里和我、李德生、吴德、吴忠的谈话。” 我说：“你把毛主席同你谈话的情况给我讲一讲好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原因促使林彪要慌慌张张地逃跑的。” 纪登奎说：“我把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谈话纪要给你念一念，遗漏的再做些补充，这样好一点。现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的示，都是经过加工的，许多重要的东西都给删去了。我最反对的就是断章取义，把毛主席的好多东西删改得不象样子。比如华国锋他们公布的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也是经过删改的。说江青、张春桥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他们在篡改。好了，我给你念念。” 他有声有色地宣读起来：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当，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念到这里，纪登奎补充道：“毛主席说这些的时候，还常提到江青，说：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但是她的言论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传声筒，但是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说完，他继续往下念： “毛主席逐次讲了十次路线斗争：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后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64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纪登奎不住地喝水，边喝边念：“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30万人，到陕北剩下2万5千人。中央苏区8万，到陕北只剩下8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这时，纪登奎又作了解释：“毛主席讲到张国焘的时候，几次提到了许世友这个人。他曾经是张国焘第四方面军的人，曾经跟张国焘很紧。到延安后又想逃跑被林彪抓了回来，关进禁闭室，是毛主席把他放了出来。在巡视到南昌后，毛主席把许世友专门派飞机叫来，给他传达他在湖南等地的讲话精神，毛主席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同时也批评了他在武斗中的一些错误，劝他要刀下留人。毛主席还这样讲过：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嘛。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是和张国焘一样不对的，你们都要接受这个教训。当时，许世友是连连点头。”讲到这里，纪登奎拍着我的腿说：“现在什么都有假的，整人的时候，明知是假的，也要硬上。明明张春桥对许世友是很好的，是支持他的。但是把张春桥抓起来后，许世友硬是要说张春桥是反对他的。谁也不敢替张春桥说公道话了。可是，在林彪倒台后，许世友逢人就说，他和王洪文的关系如何好呀，和张春桥的关系如何好呀，还说公道话：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我的，凡是有人反对我的时候，他都要站出来说我的好话。这些我都不会忘记，等等。” 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注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杜方平反对许世友和他的老婆田普，是张春桥讲话点名批判杜方平的，听说还把杜抓了起来。张春桥这样为了保许世友也算做到家了。” 纪登奎笑笑，继续给我往下念：“毛主席接着讲第七、八次路线斗争：[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搞成。] ”纪登奎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回毛主席讲到林彪、陈伯达这一次路线斗争……” 讲到这里，我好象看到了纪登奎在给他的部下传达中央文件的样子，他俨然把我看作了是来听他传达什么指示的人了。我感到一阵好笑，但是我马上收敛了笑意。这不是纪登奎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吗？ 纪登奎还在照本宣科：“再就是1970年庐山的斗争。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同志的那个将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以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录音。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静静地听着，注意着纪登奎那副一本正经的面孔，看得出来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对林彪的气愤至今令人不寒而慄。他一边念，一边埋怨：“毛主席对林彪集团的人采取象邓小平这样的果断措施就好了。起码可以保证在几十年之内不出问题，老人家是既想这样，又要那样，结果把事情都弄坏了。” 这倒是个新观点。但是我到底也没有真正弄懂他说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念道：“1959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次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使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念到这里，纪登奎又解释：“这个话，毛主席早在庐山会议期间就和一些领导同志说过，和总理、康生、春桥、江青等人都讲过。毛主席还说：张春桥在这个问题上有先见之明。他给我讲过：恩格斯一贯反对别人给他祝寿，他说：[我一向厌恶这类场面]，多次[ 都顺利地避开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等等1891年11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舞团准备举行音乐会庆祝恩格斯71岁寿辰，恩格斯立即写信制止，说：[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庆祝会餐，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 此外，恩格斯也不愿意让别人称他为导师。1894年5月，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给恩格斯写信时，称恩格斯为导师，恩格斯便回信指出：[首先请你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呀。这不仅仅是谦虚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我去掉什么天才、创造等词汇，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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