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仅十几年就掌握了远程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一震惊世界的奇迹，与毛泽东在几个重大关键时刻的决策密不可分——
毛泽东于1945年广岛核爆炸后知道了原子弹，马上严厉批评了渲染其恐怖的《解放日报》负责人
1945年8月6日原子裂变的火球在广岛出现，8月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毛泽东看后打来电话找到社长博古，批评这是“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接着，毛泽东又把负责编辑的同志叫到枣园，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认为不应该如此渲染原子弹的威力。毛泽东并非不重视原子弹，看到爆炸的首篇报道便批评报社，就反映出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核武器所具有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搞核武器
1954年10月3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正式会谈，在双方的蜜月气氛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询问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接着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并认为中国如果真的搞核武器，现在就是把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苏联可以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以此培训一批干部，并接收一些留学生去苏学习。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准备搞核武器，不过却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此刻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二年，仍然连一架飞机、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却想搞最尖端的工业科技结晶的核武器，难怪会让赫鲁晓夫吃惊。当时从外部条件看，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新中国一再实施核威胁，苏联“核保护伞”根本靠不住。从国际地位和世界战略格局考虑，正如法国总统戴高乐那句名言所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算是大国”。站起来的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恢复大国雄风，也必须拥有核武器。从内部条件看，中国虽然缺乏工业基础，却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学家。苏联当时为解决核原料匮乏问题而与中国联合进行铀矿勘探开发，１９５４年秋天从广西传来发现铀矿的消息，这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接受了苏联很有限的帮助，又考虑到时不我待，随后自己便开始起步……
毛泽东拍板说：“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当年任地质部党组书记的刘杰（他曾和李四光、钱三强参加了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事隔几十年后述说会上的情景仍是记忆犹新。
那天下午，几十位中央领导及有关负责人聚集在颐年堂会议室，毛泽东开宗明义地便说：“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接着，李四光、钱三强带着矿石、仪器在现场进行了讲解和辐射演示，领导们围过来，有的亲自试一下，有的提问题。经过研究和听取汇报，认定我国已有发展核事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科研力量。会上，毛泽东一面听讲，一面吸着烟深思，征询了各种意见后最后总结说：“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在三个多小时的会议后，从不愿宴请党内同志的毛泽东破例留大家吃饭并准备了酒。这种先听取专家意见，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再下决心的态度，是我国核事业后来兴旺发展的前提。
原子弹以及比它威力更大的氢弹只是爆炸物，要把它投向敌方以形成有效打击力，又需要可靠的运载工具。轰炸机或是火箭发动机驱动的导弹，是两种最有力的运载手段。当时国防科研系统内产生的一个重大争论，便是以哪种运载手段为研究重点——“飞机乎？导弹乎？”通过反复研究，多数人认识到，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强大的远程航空兵，研制出了轰炸机，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也难突破防线进入敌后纵深。于是，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这使研制工作一开始便有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指针。
1964年10月中国试验成功原子弹时，美国有些人还讥笑是“有弹无枪”。其实1960年11月中国便试验成功了国产的近程地对地导弹，又于1964年9月将国产的中近程导弹试射成功并进入批量生产。原子弹生产出来，便可以“两弹”结合，形成远程核打击力量。
“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
1961年夏天，当全国面对饥荒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时，中央对核工业出现了“上马”、“下马”这两种意见之争。毛泽东面对这一争论，亲自征询聂荣臻等人的意见，批准了８月间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有些不明历史宏观情况的人曾抱怨，经济那么困难时何必节衣缩食搞原子弹。其实，“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不过是形容词，正如毛泽东于1961年9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所讲的：“我们即使搞出，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我们用很少的一点钱搞试验。”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国防费用每年仅几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每年投入“两弹”的不过几个亿，若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1200亿元人民币损失额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对经济出现的困难和后来的恢复都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中国掌握“两弹”用了远远少于美、苏、英、法的经济投入，其政治军事意义却极为巨大。中国继1964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后，又于1967年成功试验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种数量虽小、却使任何人不敢轻视的核反击力量，成为保卫我国安全的无价之宝，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过程中的探索，恰恰又代表了对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成果的追求，为我们今天在体现“三个代表”时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