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第二年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此后，毛泽东又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发展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既努力争取苏联的帮助，引进“两弹”技术，少走弯路，又强调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从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扎实起步。

　　为了加强对“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的领导，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尖端武器研制工程。中央专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全国、全军一盘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统一调度，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等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任务，大大加快了研制的步伐。从1963年3月起，北京的国防科研人员陆续迁往大西北核武器试验场和研制基地，原子弹进入研制的总攻阶段。经过千百次试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秋研制出来了，但进行试验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美国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威胁。为此，中央专委提出了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不怕威胁尽早试验两套方案。毛泽东一锤定音：“要尽早试验。”这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7个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有了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枪弹结合，组成有实战价值核武器

　　1955年，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后，提出了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发展的建议，中央作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随即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并组建了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1960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要“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导弹研制进入快车道。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3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1964年6～7月，中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3枚中程运载火箭。为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就能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组成有实战价值核武器，9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在抓紧研制运载工具的同时，研制核弹头的工作也在分秒必争地进行。

　　1966年9月，“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27日上午9点整，大漠上空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将核弹头从甘肃和内蒙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打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回应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讽。在此之前的7月1日，组建了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并将其命名为第二炮兵。不但有枪有弹，而且有了实施战略核反击任务的新兵种。1970年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相继完成飞行试验，1971年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80年5月18日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圆满成功，1988年9月15日潜地导弹由潜艇水下发射成功。

　　1957年至1958年1月，苏联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8月间，聂荣臻召集专门会议，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组织拟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研究机构。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