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时代的资本与劳动（下） 老田 （三）毛时代的资源配置与企业效益 林毅夫等人认为：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实现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标，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 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在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 他们把毛时代的政府想象成一个资本家，这个资本家为了尽快投资重工业，就需要把价格机制作为手段来使用，撬动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乃至于经济体制结构。这个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很受世界银行欣赏，他们的书还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奖励。 按照市场价格作为配置资源手段的观点，政府掌握的定价权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向重工业倾斜的手段，林毅夫的观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年中央决策层的看法：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而且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前面说过，在五年内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八，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十一点二。……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原有的重工业的基础特别薄弱，需要我们积极地长期地去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使用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在于缺少原料。所以说，我国目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增加原料生产的问题。在轻工业的一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地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不能发挥投资效果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厂建成也不能开工生产。但如果农业丰收，轻工业原料有很大的增产，在现有的轻工业设备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增加一些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因为轻工业工厂的建设比较容易，建设时间比较短，也就不致于拖延建设进度。 与林毅夫等人的理论模型相反，毛时代政府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恰恰做过“过度扩张轻工业”的事情。以轻工业中间最重要的纺织工业为例，“一五”计划曾经设想增加180～250万锭的纺纱能力，1953年秋天国家计委和纺织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要求扩大到300万锭，纺织投资因此达到17.5亿元，导致李富春所说的“轻工业设备”“空闲”率的上升。由于农业原料供应增速缓慢，结果纺织机械中国率先出现过剩： 我国纺织机械工业生产的产品，不仅装备了国内的纺织工业，而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成套援外，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成套提供外贸出口。建国后，共向亚、非、拉、欧4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供应棉纺设备185万锭，织机8.8万台。 中国对于纺织业投资需求的不足，还要从设备的“满负荷”利用上寻找理由： 一九八二年，世界主要国家的棉纱产量，苏联为163万吨，美国为99万吨，印度为96万吨，日本为47万吨；这些国家每个棉纺锭年产棉纱不到0.1吨。中国棉纱产量则达339万吨，每个棉纺锭年产棉纱0.17吨左右，棉纱总产量和棉纺锭的单产都高于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一位。 机器设备利用率的最大化，无疑是单位投资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容易实现，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比较困难，中国以较低的设备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实现年产能高于美、日等先进国家近一倍的业绩，显然，这主要源于计划经济在全国市场产销链条方面的优势，这不仅填补了设备技术方面的劣势，还实现了反超，这也不能完全从工人的积极性和干部的管理能力方面作出“积极解释”。显然，纺织设备的产能提升，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工厂的年产能差不多相当于美、日两个工厂，这也最小化了对轻工业投资的需求，“节约”了大量投资，可以转用于重工业。 从统计数字看，重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例由1953年的25.8%上升到1958年的56.2%，此后长期徘徊在50%左右，这是与轻工业设备的高利用率和农业原料增产速度缓慢两个关键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由于财政投资能力很强，在满足了与农业原料增产水平相对于轻工业投资要求之外，仍然保留了很强的重工业投资能力，这才是重工业投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而不是根据政策选择的重点，强行压低轻工业投资的结果。换言之，在农业原料大量增产之前，投资轻工业并不具备条件，这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李富春在1955年就已经认识到了。1979年之后的轻工业扩张政策，也是在配套了原料增产政策之后，才取得效果的，否则投资的增加只能体现为开工率的下降。 不仅林毅夫这样的纯理论经济学家说决策上过于重视重工业，一些主管轻工业部门的官员，出于“投资饥渴症”争取本部门预算最大化的需要，也往往抱怨不重视轻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林毅夫的观点是与轻工业部门的投资饥渴症相互匹配的，也是与1979年之后中央决策部门人为选定的投资重点转移的宣传口径相一致的。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就说： 重“重”轻“轻”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轻重工业比例长期严重失调。从1949年到1978年，重工业增长了90.6倍，轻工部系统仅增长17.3倍。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但是，“一五”期间轻工业部系统的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是2.5%，“二五”是2.4%，“三五”是1.8%，“四五”是1.9%，“五五”前三年仍是1.9%。 梁的轻工业投资比重数据小于统计局的数据，差别在于梁的数据仅仅包括由“轻工业部”主管的产品门类，不包括归属纺织工业部等相关部门的数字。1978～1979年的投资方向调整，带来轻工业投资短期内的快速膨胀：“1979至1983年间，轻工共完成基建投资103.36亿元，相当于前28年总投资的60%、年均投资额较以前增加3.4倍。”更为重要的是，它撬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重点的长期转移，这与1979年底中央决策要对轻工业投资实行“六个优先”紧密相关： 这个提法最一早在1979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来的，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六个优先原则的提出，是中央“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重协调起来”方针的体现。中央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了轻工业以很大支持，当时为抑制经济过热，曾采取压缩基建，减少投资的办法，但是为了保证轻工业的资金，发放了轻工专项贷款。地方上的投资重点也由过去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转向发展轻工生产。 “六个优先”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撬动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兴趣转移，调动了中央财政控制之外的投资能力集中于轻工业，梁灵光指出这一次优惠政策撬动的投资转向是长期性的：“在我离任后，基本上已改变对轻工业‘又挤又让’的现象。相反各地争相上项目，争指标。”结果导致轻工业短期内的过度膨胀和企业效益的极度滑坡，毛时代价高利厚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得到各地政府的重点投资，产能急速膨胀到超出全国市场容量的程度，自行车产量由1978 年的854万辆上升到1984年的2861万辆，手表产量从1351万只上升到3798万只，缝纫机数量从486万架上升到935万架。作为80年代前期投资重点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纺织等行业，最先出现全行业亏损，这个时期膨胀起来的产能，后来大都被百分之百淘汰掉了，相关企业大多破产，由此导致整个工业企业效益的普遍下滑，1996年、1997年两年连续出现全国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大于盈利企业的总利润。 轻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一五”时期为6.4%，“二五”时期下降为6.4%，1963～1965年为3.9%，“三五”时期为4.4%，“四五”时期为5.8%，“五五”时期为6.7%。很明显，轻工业原料增产缓慢，在国家工业投资中间的比重逐步下降，由此带来重工业投资比重的逐步上升，也正是因为原料不足， 60年代纺织工业的投资重点开始转向纺织原料，重视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的生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按照林毅夫他们的想象力，毛时代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必然带来企业效率低下，这个推论与统计数据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毛时代工业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是效益不好，而是经济效益指标高到难于理解的地步。有一个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工学博士，他后来去日本工作，对经济问题特别有兴趣，专门写了本书《刷盘子，还是读书？》，比较中日的工业化道路。他阅读了大量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周其仁的文章，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人完全不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所以，这些主流学者也很辛苦，必须想方设法去寻找数据，甚至在书中重新制造新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国家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显示的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都非常高，是欧美日大企业好几倍。大概到199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资金利润率终于奋斗到世界500强水平，降低到5%左右。而在1984年企业改革开始之前，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仍然高达14.9%。所以，要理解毛时代的工业化历史，反而有一个任务是如何解释工业企业的高效益指标。 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机器设工作时间。1982年中国纺纱设备自动化程度不如西方国家，但单锭棉纺纱能力可以达到0.17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则没有一个超过0.1吨，这意味着中国用比较落后的技术，通过增加机器年利用小时数达到西方先进设备差不多两倍的实际产能。如果再考虑国产纺织设备的性价比状况，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资金利润率的差距有那么大了： 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的、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第二代棉纺织、印染新设备，集中了全国纺织工业科研、革新的最新成果，吸取了国外的纺织新技术，同当时的世界先进设备水平比较，并无逊色。 还由于国内生产的设备，在价格上能比进口纺织设备便宜得多，如五十年代初期，国产棉纺设备的价格只有进口设备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七十年代后期还不到进口设备价格的30%。这样，就能以同样的投资建设更多的工厂。 除了资本充分利用和性价比高的原因之外，工业企业的效益好，还有两个重要的宏观理由。毛时代长期实行产品利润分配上“工大于商”的原则，在产品成本和最终售价的差额中间坚持工业拿大头，也就是说，产品实现环节的成本最小化了，结果整个社会投入商业的人力物力水平都很低： 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3倍和4.6倍，而同期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员却减少36.2%。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国家给国营商业（包括粮食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基建投资以及各级上述商业部门自筹的基建投资累计共为25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10，695亿元的2.3%。最高的是“一五”计划时期，为3.75%，最低的是“五五”计划时期，为1.63%。 今天的状况反过来，由于产品实现的困难，在产品实现环节的成本不仅远高于企业利润，甚至高于生产成本和利润之和，在宏观统计中间体现为诺斯所说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到占GDP一半左右”的情形。另外一个原因涉及工业和金融业的关系。毛时代工业企业利息负担很低，直到改革之前工业企业承担的利息负担仍然微不足道（1995年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之比为1.9：1，而1985年为0.084：1），这使得银行业很不兴旺，而金融业蚕食工商业利润则是希法亭在《垄断资本》中间指出来的一种长期趋势。宏观后果就是毛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商业和金融业难于分享工业利润，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分配中间，经济剩余多数保留给工业了。 在其反面可资对照的是， 80年代短期内投资过度膨胀，结果使得工业总产能严重超越市场容量，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结果是：1995 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机46.1%，家用洗衣机43.4%，自行车54.5%，内燃机43.9%；大中型拖拉机为60.6%，小型拖拉机65.9%，钢材62.0%。这种严重过剩的产能，在两个方面都会降低企业的效益，不仅设备利用率下降会带来直接效益损失，更重要的是过度投资带来的恶性竞争必然引起多方面效益损失，包括销售价格下降、资金成本和流通成本上升，这些改革后看来难于避免的内部生产环节和外部市场链条上的损失，恰好是毛时代企业高效益的源泉，也是计划经济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巨大促进作用之所在。 毛时代的产业结构明显体现了“经济租金的最小化”，经济剩余集中于生产环节，工业的繁荣是与商业、金融业的不繁荣互为因果的。根据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对照，“工业增加值率由1985年36.0%下降到24.0%，中间物质消耗和支付给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务消耗上升12.0个百分点”，净产值率的下降是与经济体系中间经济租金的提高、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分不开的，这是毛时代工业效益居高不下的外部原因。郎咸平对于“产业链阴谋”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企业效率的狭隘理解及其视野盲点，企业效益不完全是产权制度或者市场经济完善与否所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追问整个经济体中间价值分配的比例，以及这些分配比例是如何在产业链条中间被决定的。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所推荐的改革方案是有着极大偏差的，与这种想象力相关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原本期待增进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和效益，但是，依照这个改革方案实施下来的后果是1996年之后产生全局性的亏损，这恐怕是与那种对于企业和管理的狭隘理解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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