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21）

“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21）—— 莫言的《五个饽饽》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二十一） 莫言的《五个饽饽》

前面讨论了他和母亲《卖白菜》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他卖的是原来是“假白菜”。下面再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在瑞典学院演讲时说到的“半碗饺子”的故事——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这个可以在他的《五个饽饽》中看到其影子，大于认为，其实它应该是过年发生的故事，莫言有意地移到了中秋节。

《五个饽饽》（附后）写的是他家在困难时期（1960年或1961年）春节，丢了放在院子里供神的五个白面饽饽后的故事。他家怀疑是叫花子“财神爷”拿走的，赶去追索，冤枉了人家“财神爷”，在他遭遇悲伤和屈辱后，五个饽饽竟然又神秘地出现了。

这个“故实”莫言并没有留下记忆，是他大哥管谟贤告诉他的——

最让母亲难过而又难忘的一件事是1961年春节（大于注：管谟贤有时候也说成是1960年春节），积攒了半年的几斤白面蒸了五个饽饽，摆在院子里当供品。过完年要休息了，奶奶让母亲去把五个饽饽收回来，母亲去收，五个饽饽却不翼而飞！除了自己家里的人外，只是过年时来过两个“送财神”（讨饭）的。于是我和母亲紧急出动，碰到“送财神”的就看人家的篮子，哪里还有半点影子？五个大饽饽，白面的！是爷爷和小弟弟们半个月的好口粮，全家人舍不得吃，不见了！心疼，气恼，还背着偷吃偷藏的嫌疑！我和母亲哭了半宿，母亲像生了一场大病。此事我也终生难忘，莫言刚开始写作时，我写信把此事告诉了他，鼓励他写成小说。他写了一篇题为《五个饽饽》的短篇小说发表了，现在，这篇作品收在小说集《欢乐十三章》里。

比较《五个饽饽》的内容，显然管谟贤在这里面说的“积攒了半年的几斤白面蒸了五个饽饽”也是假话，倒是“还背着偷吃偷藏的嫌疑”透露出他们大家庭中的矛盾。比较莫言演讲的说法，在“半碗饺子”上，小说中的“莫言”美化了自己，而在演讲中为了塑造母亲的形象他又丑化了自己。

《五个饽饽》中写到的叫花子“财神爷”并不是平时意义上的“叫花子”而是一种习俗，在我们南方也有，称为“讨打发”。也就是有经济头脑又丢得下面子的人，通过拜年的方式讨点彩头。文革后一段时间这种活动基本消失了，但到上世纪80年代又发作起来。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春节，大于在大年三十组织了一次聚会熬了一通宵，初一早上刚躺下想休息休息，一会儿就听到猛烈的鞭炮响和敲门声。心里还在疑惑，是谁这么早就来拜年了？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附近农村来“讨打发”的。据说现在有些地方这种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生财之道，甚至有了组织和帮内的规矩，大于认为这应该不是社会的进步。

《五个饽饽》是莫言1985年编写的，其中的“我”应该是他大哥。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否定“文革”，对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成果还是基本肯定的，加上写的年代还不算久远，所以莫言还不敢太背离生活的真实。为了把自己家写得比较贫困，他安排自己的“父亲去世”了，“生产队看我家没壮劳力，我又在离家二十里的镇上念书，就把看牛的美差交给了我家”，“这蒸饽饽的白面是从包饺子的白面里抠出来的，这一年，我们家的钱只够买八斤白面”等等。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五个饽饽》写的是莫言家乡1960年或1961年春节的一个“家没壮劳力”的困难家庭的故事，还是能够在过年时吃饺子，打发饺子，供上白面饽饽，这与他后来说的“树上的叶子吃光后 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差距太大，也与他的“1967年春节卖家里仅有的留下过年的三棵白菜”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再就是，他写到的在村里可能最典型的，穷愁潦倒的叫花子“财神爷”张大田，也还乐观豁达，不是完全过不下去的情景，与他最近接受采访时“坦承大跃进时村子里一天就饿死了18口人”完全不是一个景象。特别是，“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二十多年，我由一个小青年变成一个中年人了。去年，我被任命为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后，曾回过一次老家，在村头上碰到“财神”，他还那个样，没显老。”穷愁潦倒的“叫花子”张大田都没有饿死，其他的怎么就会饿死那么多呢？

通过前面的分析，大于发现一个读莫言的方法，就是有时候可以把他创作初期的小说当成“故实”来读，而把他后来一些所谓亲身经历的故事当成小说来看，或许更容易解读出“真理和正义”来。再就是大于还发现“描黑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口头上的故事内容和情节没有什么定准，往往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抓住了这个特点，对认识和分析批判“描黑文学”是很重要的。

附：莫言《五个饽饽》

除夕日大雪没停，傍黑时，地上已积了几尺厚。我踩着雪去井边打水，水桶贴着雪面，划开了两道浅浅的沟。站在井边上打水，我脚下一滑，“财神”伸手扶了我一把。
“财神”名叫张大田，四十多岁了，穷愁潦倒，光棍一条，由于他每年都装“财神”——除夕夜里，辞旧迎新的饺子下锅之时，就有一个叫花子站在门外高声歌唱，吉利话一套连着一套。人们把煮好的饺子端出来，倒在“叫花子”的瓦罐里。“叫花子”把一个草纸叠成的小元宝放到空碗里。纸元宝端回家去，供在祖先牌位下，这就算接回“财神”了——人们就叫他“财神”，大人孩子都这么叫，他也不生气。

“财神”伸手扶住了我，我冲着他感激地笑了笑。
“挑水吗？大侄子！”他的声音沙沙的，很悲凉。
“嗯。”我答应着，看着他把瓦罐顺到井里，提上来一罐水。我说：“提水煮饺子吗？‘财神’！”他古怪地笑笑，说：“我的饺子乡亲们都给煮着哩，打罐水烧烧，请人给剃个新头。”我说：“‘财神’，今年多在我家门口念几套。”“请好吧，金斗大侄子，你是咱村里的大秀才，早晚要发达的，老叔早着点巴结你。”他提着水，歪着肩膀走了。

傍黑天时，下了两天的雪终于停了。由于雪的映衬，夜并不黑。爷爷嘱咐我把两个陈年的爆竹放了，那正是自然灾害时期，煤油要凭票供应，蜡烛有钱也难买到，通宵挂灯的事只好免了。
这晚，爷爷又去了饲养室，说等到半夜时分回来跟我们一起过年。自从父亲去世后，生产队看我家没壮劳力，我又在离家二十里的镇上念书，就把看牛的美差交给了我家。母亲白天喂牛，爷爷夜里去饲养室值班。我和母亲、奶奶摸黑坐着，盼着爷爷陕回家过年。

好不容易盼到三星当头，爷爷回来了，母亲把家里的两盏油灯全点亮了，灯芯剔得很大，屋子里十分明亮。母亲在灶下烧火，干豆秸烧得噼噼啪啪响。火苗映着母亲清癯的脸，映着供桌上的祖先牌位，映着被炊烟熏得黝黑发亮的墙壁，一种酸楚的庄严神圣感攫住了我的心……
年啊年！是谁把这普普通通的日子赋予了这样神秘的色彩？为什么要把这个日子赋予一种神秘的色彩？面对着这样玄奥的问题，我一个小小的中学生只能感到迷惘。

奶奶把一个包袱郑重地递给爷爷，轻轻地说：“供出去吧。”爷爷把包袱接过来，双手捧着，像捧着圣物。包袱里放着五个饽饽，准备供过路的天地众神享用。这是村里的老习俗，五个饽饽从大年夜摆出去。要一直摆到初二晚上才能收回来。
我跟着爷爷到了院子里，院子当中已放了一条方凳，爷爷蹲下去，用袖子拂拂凳上的雪。小心翼翼地先把三个饽饽呈三角形摆好，在三个饽饽中央，反着放上一个饽饽，又在这个反放的饽饽上，正着放上一个饽饽。五个饽饽垒成一个很漂亮的宝塔。

“来吧，孩子，给天地磕头吧！”爷爷跪下去，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磕了头。我这个自称不信鬼神的中学生也跪下，将我的头颅低垂下去，一直触到冰凉的雪。天神地鬼，各路大仙，请你们来享用这五个饽饽吧！……这蒸饽饽的白面是从包饺子的白面里抠出来的，这一年，我们家的钱只够买八斤白面，它寄托着我们一家对来年的美好愿望。不知怎的，我的嗓子发哽、鼻子发酸，要不是过年图吉利，我真想放声大哭。就在这时候，柴门外边的胡同里，响起了响亮的歌声：

财神爷，站门前，
看着你家过新年；
大门口，好亮堂，
石头狮子蹲两旁；
大门上，镶金砖，
状元旗杆竖两边。
进了大门朝里望，
迎面是堵影壁墙；
斗大福字墙上挂，
你家子女有造化。
转过墙，是正房，
大红灯笼挂两旁；
照见你家人兴旺，
金银财宝放光芒。

我从地上爬起来，愣愣地站在院子里，听着“财神”的祝福。他都快要把我家说成刘文彩家的大庄院了。“财神”的嗓门宽宽的，与其说是唱，还不如说他念。他就这样温柔而悒郁地半念半唱着，仿佛使天地万物都变了模样。

财神爷，年年来，
你家招宝又进财；
金满囤，银满缸。
十元大票麻袋装。
一袋一袋摞起来，
摞成岭，堆成山，
十元大票顶着天。

我笑了，但没出声。

有了钱，不发愁，
买白菜，打香油，
杀猪铺里提猪头。
还有鸡，还有蛋，
还有鲜鱼和白面。
香的香，甜的甜，
大人孩子肚儿圆。

多好的精神会餐！我被“财神爷”描绘的美景陶醉了。

大侄儿，别发愣，
快把饺子往外送，
快点送，快点送，
金子银子满了瓮。

我恍然大悟，“财神爷”要吃的了。急忙跑进屋里，端起了母亲早就准备好了的饭碗。我看碗里只有四个饺子，就祈求地看着母亲的脸，嗫嚅着：“娘，再给他加两个吧！……”母亲叹了一口气，又用笊篱捞了两个饺子放到碗里。我端着碗走到胡同里，“财神”急步迎上来，抓起饺子就往嘴里塞。

“财神，你别嫌少……”我很惭愧地说。他为我们家进行了这样美好的祝福，只换来六个饺子，我感到很对不起他。
“不少，不少。大侄子，快快回家过年，明年考中状元。”
“财神”一路唱着向前走了，我端着空碗回家过年。“财神”没有往我家的饭碗里放元宝，大概连买纸做元宝的钱都没有了吧！

过年的真正意义是吃饺子。饺子是母亲和奶奶数着个儿包的，一个个小巧玲珑，像精致的艺术品。饺子里包着四个铜钱，奶奶说，谁吃着谁来年有钱花。我吃了两个，奶奶爷爷各吃了一个。
母亲笑着说：“看来我是个穷神。”
“你儿子有了钱，你也就有了。”奶奶说。
“娘。咱家要是真像财神爷说的有一麻袋钱就好了。那样，你不用去喂牛，奶奶不用摸黑纺线，爷爷也不用去割草了。”
“哪里还用一麻袋。”母亲苦笑着说。
“会有的，会有的，今年的年过得好，天地里供了饽饽。”——奶奶忽然想起来了，问：“金斗他娘，饽饽收回来了吗？”
“没有，光听‘财神’穷唱，忘了。”母亲对我说，“去把饽饽收回来吧。”

我来到院子里，伸手往凳子上一摸，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再一看，凳子上还是空空的。“饽饽没了！”我叫起来。爷爷和母亲跑出来，跟我一起满院里乱摸。“找到了吗？”奶奶下不了炕，脸贴在窗户上焦急地问。
爷爷找出纸灯笼，把油灯放进去。我擎着灯笼满院里找，灯笼照着积雪，凌乱的脚印，沉默的老杏树，堡垒似的小草垛……
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灯坐着。奶奶开始唠叨起来，一会儿嫌母亲办事不牢靠，一会儿骂自己老糊涂，她面色灰白，两行泪水流了下来。已是后半夜了，村里静极了。一阵凄凉的声音在村西头响起来，“财神”在进行着最后的工作，他在这一夜里，要把他的祝福送至全村。就在这祝福声中，我家丢失了五个饽饽。

“弄不好是被‘财神’这个杂种偷去了。”爷爷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沉着脸站起来。
“爹，您歇着吧，让我和斗子去……”母亲拉住了爷爷。
“这个杂种，也是可怜……你们去看看吧，有就有，没有就拉倒，到底是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爷爷说。
我和母亲踩着雪向村西头跑去。积雪在脚下吱吱地响。“财神”还在唱着，他的嗓子已经哑了，听来更加凄凉：

快点拿，快点拿，
金子银子往家爬；
快点抢，快点抢，
金子银子往家淌。

我身体冷得发抖，心中却充满怒火。“财神”，你真毒辣，你真贪婪，你真可恶……我像只小狼一样扑到他身边，伸手夺过了他拎着的瓦罐。
“谁？谁？土匪！动了抢了，我咧着嗓子嚎了一夜，才要了这么几个饺子，手冻木了，脚冻烂了……”“财神”叫着来抢瓦罐。
“大田，你别吵吵，是我。”母亲平静地说。 “是大嫂子，你们这是干啥？给我几个饺子后悔了？大侄子，你从罐里拿吧，给了我几个拿回几个吧。”
瓦罐里只有几十个冻得梆梆硬的饺子，没有饽饽。

饽饽上不了天，饽饽人不了地，村里人都在过年，就你“财神”到我家门口去过。我坚信爷爷的判断是准确的。我把瓦罐放在雪地上，又扑到“财神”身上，搜遍了他的全身。“财神”一动也不动，任我搜查。

“我没偷，我没偷……”“财神”喃喃地说着。
“大田，对不住你，俺孤儿寡妇的，弄点东西也不容易，才……金斗，跪下，给你大叔磕头。”
“不！”我说。
“跪下！”母亲严厉地说。
我跪在“财神”面前，热泪夺眶而出。
“起来，大侄子，快起来，你折死我了………‘财神”伸手拉起我。
屈辱之心使我扭头跑回家去，在老人们的叹息声中久久不能人睡……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五个饽饽没有丢，三个在下，两个在上，呈宝塔状摆在方凳上。
我起身跑到院里，惊得目瞪口呆，我使劲地揉着眼睛，又扯了一下耳朵，很痛，不是在做梦！五个饽饽两个在上三个在下，摆在方凳上呈宝塔状……
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二十多年，我由一个小青年变成一个中年人了。去年，我被任命为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后，曾回过一次老家，在村头上碰到“财神”，他还那个样，没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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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莫言的小说集《欢乐十三章》1989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里面写的故乡农民“每一个人都拖着一个饥肠辘辘的肚子、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欺凌和恐惧‘寻欢作乐’：吃喝、劳动竞技、打架、辱骂、与村干部较劲儿、哭和笑、聚餐、交易、追女人、通奸、生育、丧葬、互相折磨、彼此争斗……

导读2—— 高密官方有责任查清莫言最近接受采访时“坦承大跃进时村子里一天就饿死了18口人”的真相。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