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23）

“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23）—— 莫言的《丰乳肥臀》和他母亲的“双胞胎”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二十三） 莫言的《丰乳肥臀》和他母亲的“双胞胎”

这一小节内容，当然不是要评论莫言的的代表作《丰乳肥臀》。实际上，大于至今还没有完整地看过他的《丰乳肥臀》，但是，从看过的一点点内容、人物介绍和一些有关的争议中，大于得到的信息是，它也许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杂交再加转基因，尽管它现在得到了生长的气候，但最终逃不脱扫入垃圾堆的结局。

这一小节要说的是他在香港推销这本书作的一个广告：《我的<丰乳肥臀>》，还是先看看他说了些什么吧（摘录）——

　　1994年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就想写一部书献给她。
　　我的母亲是一个身体瘦弱、疾病缠身的女人。
　　她4岁时，我的外婆就去世了，过了几年，我的外公也去世了。我的母亲是在姑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母亲的姑母是一个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人，她的体重我估计不到四十公斤，但她讲起话来，那声音大得就像放炮一样。我一直都很纳闷，不知道她那弱小的躯体如何能够发出那般响亮的声音。
　　我母亲4岁时，姑母就给她裹小脚。母亲说她裹脚的过程持续了10年，从4岁开始裹起，到14岁才基本定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充满了血泪和煎熬，但我母亲给我讲她裹脚的经历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就像一位退休的将军讲述他的战斗历程一样。
　　我母亲15岁时就由姑母做主嫁给了当年只有14岁的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生活。我想困扰了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压迫。
　　我母亲生过很多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四个。
　　在过去的中国农村，妇女生孩子，就跟狗猫生育差不多。
　　我在《丰乳肥臀》第一章里描写了这种情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上官鲁氏生育她的双胞胎时，她家的毛驴也在生骡子。驴和人都是难产，但上官鲁氏的公公和婆婆更关心的是那头母驴。他们为难产的母驴请来了兽医，对难产的儿媳妇却不闻不问。
　　这种听起来非常荒唐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母亲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的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时，肚子大得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走起路来非常困难，但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劳动。她差一点就把这对双胞胎生在打麦场上。刚把两个孩子生出来，暴风雨来了，马上就到场上去抢麦子。后来这对双胞胎死了，家里的人都很平静，我的母亲也没有哭泣。
　　

让人诧异的是，对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裹小脚故事，竟然会让莫言产生“一位退休的将军讲述他的战斗历程一样”的感觉。下面还是先让我们探讨一下他“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故事的“故实”。

莫言还说过，他“母亲一生中生过八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其中六个孩子的出生情况是：1943年以前生他大姐（几天的时候就死掉了），1943年生他大哥管谟贤，1946年生他二姐，1948年左右生他三姐（几天的时候就死掉了），1950年生他二哥管谟欣，1955年生莫言。

那么，他母亲生这对双胞胎的故事应该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根据他母亲1922年出生，15岁时（1937年）嫁给了当年只有14岁的父亲，而生了莫言后，莫言自己说他“上小学二年级了还要吃奶”等情况，他母亲生这对双胞胎的时间只能是1938年至1942年期间，或者1953年左右，而不可能在人民公社时期。因为集体生产劳动，青壮年都是“干活上午休息两次，下午休息两次”，怎么可能会让一个妇女“肚子大得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走起路来非常困难，但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劳动。她差一点就把这对双胞胎生在打麦场上。刚把两个孩子生出来，暴风雨来了，马上就到场上去抢麦子”呢？

莫言“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无论是1938年至1942年期间，或者1953年左右，都是中国农民单干时期，就像后来小岗村搞的分田单干那样，完全是用他们的汗水和血水换粮食。在一年的辛苦收到了打麦场，突然来了暴风雨，为了日后有饭吃，不得不让刚刚生下孩子的产妇也到场上去抢麦子。像莫言家里这样失去人性要求女性劳作的情况，当年虽然不普遍，也不是个别的。实现了集体化之后，这种现象不可能再出现，在集体的打麦场上，任何紧急的情况，也是不需要一个刚刚生下孩子的产妇来做帮手的。

大于比较相信莫言的这个回忆，因为他大哥也说过：“我前面也有一个姐姐几天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我现在变成老大了。那时候穷，生活差，妇女怀孕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再碰着一个厉害的婆婆就更完了”，生了孩子“当天就得干，干到小孩来不及生，恨不得生在地上，干到那个时候。那时候太苦了。”莫言在另一个场合更悲愤地说到这个故事：“我想象母亲挺着大肚子（那次她怀着双胞胎）头顶烈日在打麦场上操劳的情景。母亲说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中午还在打麦场，下午便生产，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当天夜里暴风雨，又得拖着产后极度虚弱的身子去麦场上抢运粮食。我眼前暴雨倾盆，雷鸣电闪，产后的母亲被淋成落汤鸡，脸色惨白，浑身颤抖，一次次跌倒在泥水中，又一次次地爬起来……”

但是，莫言说这个故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忘记交代时间，也不说清楚这是在单干时候发生的故事，给听众的感觉就是，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集体化就是这样惨无人道地对待劳动妇女。这种效果，也不知道是他有意要得到的，还是无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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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莫言也不是说所有的故事都忘记交代时间，但凡是他时间说得模糊的故事，也是最有“故事”的故事。

导读2—— 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第一年遇到大旱，仍然要讨饭和救济。第二年风调雨顺，通过“全家上阵，睡觉都在地里”的辛苦，终于取得丰收。但是，讲小岗村故事的人掩盖了这个“故实”。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