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惊魂诡案（4）

红朝惊魂诡案4—谣言如何长翅膀(how)

宋彬彬杀人的谣言，是如何大规模传播的？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郎钧的文章：

伫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

谢富治为什么要让宋彬彬为毛泽东献袖章？

　　下面，讨论一个延伸的话题：谢富治为什么要让宋彬彬为毛泽东献袖章？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市委和其它主管部门都曾派人到学校调查。作为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对8.5事件肯定一清二楚。但是，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是否如实上报中共最高层毛泽东本人？现在看来值得怀疑。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死亡之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大约在8月6日左右，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通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李敬仪夫妇8月3日被斗死的情况。江渭清的这个通报的直接结果就是在8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写明“要文斗，不要武斗”。《江渭清回忆录》中对此情节有详细的描述。

　　而吴德回忆录和李雪峰有关回忆文章中对师大女附中的8.5事件均无记载。其它文革资料也无卞仲耘之死被上报的记录。说明当年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可能根本没有将卞仲耘的死亡报告上报毛泽东。因为，当年如果上报过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在回忆录中书写的事情，如同江渭清及其自传。在文革中，向毛泽东隐瞒红卫兵暴力案件不是没有发生过，陈伯达就将《解放军报》记者反应红卫兵施暴情况的报告压了下来，理由是“太阴暗，不能送”。

      8月18日，天安门上，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这是一句略带“未来时态”的祈使句。其实，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早就动武了——“要武”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的态势。

　　《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形同虚设，对红卫兵根本没有约束力。如果李雪峰（北京市委）、谢富治（公安部）能够像江渭清一样，向毛泽东呈报北京市已经出现打死人的情况，或许会导致在《十六条》中出现比“要文斗、不要武斗”更加严厉的措辞，对即将出现的红八月杀人潮起到一些遏制作用。

　　从吴德回忆录中透露，毛泽东在红八月的23日抱怨北京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林彪为“乱”的程度定下了一个上限，即不要打死人。毛泽东和林彪的话表明，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8月17日北京第101中学陈葆昆老师被打死、8月19日外国语学校张辅仁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2日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校长华锦被打死等信息或许根本没有被报告到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所以毛认定北京太文明了，林认为“打死人”可以成为一个禁区。

另外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白芳）链接出处

宋彬彬与“文革传说”

多年来，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8月5日的暴力事件及后来全市范围的“红色恐怖”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宋最初的出名是因为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把一面袖章戴在了毛泽东的胳膊上。在近年的访谈中，她对我讲述了自己如何变成了这个“幸运”（或从回顾的角度说是“不幸”）人。那天有大约1,500名北京中学的红卫兵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能有机会在近距离看到毛使这些年轻人无比兴奋，他们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了，随意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一些人向所遇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红卫兵袖标。有些学生看到毛的胳膊上还没有袖标，觉得他也应该戴上一个。一个男同学在人群中推着宋大声说：“你去”，这是一件激情之下自发和相当偶然的事情。这之后就是那段众所周知的故事，对宋来说它发生在瞬间，但却影响了她的一生。

“8．18”时女附中已经有了红卫兵组织，宋是领导者之一。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她的照片，“宋彬彬”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她与毛的那段广为报导的对话中，毛问她的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于是说：“要武嘛”，据传她后来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女附中的校名也随之改为：“红色要武学校”。

有关“宋要武”名字的发明有一段故事。据宋讲她从天安门回到学校之后有一位《光明日报》的记者采访了她。那位记者要她谈了与毛的对话内容以及与伟大领袖会见时的感受。在采访中宋并没有表示要改名字，但第二天报上出现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那篇文章的样稿事先并没有拿给她看以征得同意，143而从此她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新的称谓。

“8.18”以后，宋彬彬在公众眼里成了“红卫兵”的代表。由于红卫兵在随后“破四旧”活动所背负的滥打滥杀无辜者的恶名，宋曾打死很多人的传言也就不胫而走。但没有任何人看到宋真的动手打了人，更不用说把人打死，因此对她8月18日以后行为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正像她自己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所说的那样。

但宋是杀人凶手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宋要武”的故事与类似的有关“陈小虎”的故事是最出名的“文革传说”。据说“陈小虎”是陈毅元帅的儿子，在红色恐怖中杀人不眨眼。宋彬彬与陈小鲁（他是“陈小虎”名字的来源，事实上的陈毅元帅的儿子）都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行动，但却因有关他们在暴力活动中打人的传言而深受其苦。

这些传言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宋彬彬是校长被打死的学校的学生领导者之一，陈小鲁则组织过一个跨学校的大规模斗争大会，结果大会失控，暴力横行，尽管他本人曾极力制止。那次斗争会是在“8.18”以后不久召开的，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很可能促使了后来北京暴力行为的升级。

本文不打算探讨有关宋和陈（特别是宋，她是比陈名气更大的公众人物）的历久不衰之谜的复杂的政治、社会乃至心理方面的原因。我要说的是，关于文革，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多未解决和未搞清的问题，这个事实使得各种有关“文革”的谣传和谜团一直流传。

用叶维丽的话讲，关于宋彬彬与八五事件有关的说法，不自某女士始，而是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 还有人说，1966年10月在南方串联时，就看到一份到处张贴的传单，上面说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个人之多。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