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再探讨

中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吗？会的

远航一号

红色中国网的刘杰编辑写的时评“中等收入是谁的陷阱？”，选题好，让人很受启发。玉表编辑推荐的江涌的文章“远离资本主义体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点破了某些人勾结国际资产阶级兜售私有化私货的阴谋，也引人深思。

受刘杰和玉表编辑的启发，我想谈一点个人看法。正好这几天清源、项观奇、木水、袁庾华、铁心兰兰等同志都在探讨中国未来革命方向以及左派与自由派关系问题，其实与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相关，我也顺便联系起来说一说。

历史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出发点固然是反动的（是为了兜售他们大搞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彻底“市场化改革”的陈词滥调），但是也以扭曲的方式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实际情况。

我们讲资本主义，一定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而不是由一个一个孤立的国家组成的。怎么个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呢？简单的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没有广大亚非拉地区的“不发达”，就没有欧美日的“发达”；没有广大亚非拉人民的贫困，就没有欧美日的高消费、高福利和自由民主。

这是简单的分析。更准确一点说，自有资本主义的时候开始（可以从十六世纪算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始终是由三个结构层次组成的：中心、外围和半外围。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这三个结构层次就基本上稳定了。到了二十世纪末，与十九世纪中期相比，这三个结构层次没有什么变化。当初是中心地位的国家过了一百多年还是处于中心地位，当初是外围地位的国家还是处于外围地位，当初是半外围地位的国家还是处于半外围地位。当然有个别的例外，比如日本。但是例外就是例外，不能代替一般规律。

对于半外围国家来说，这便是“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掉进去就出不来了。实际上，不仅仅有 “中等收入陷进”，还有“低收入陷阱”、“最贫困国家陷阱”、“高度债务国家陷阱”，另外还有“高收入”的世袭贵族。也可以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个“阶层固化”的体系，并且是靠着“阶层固化”才运转到今天的。

不过，对于中国的马列毛左派来说，我们今天不要单纯地探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阶层固化”的问题，更多地还是要探讨一下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我们未来的阶级斗争有什么意义？

中国的工人阶级肯定是要斗争的。但是，一个好的马列主义者，不仅要分析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而且要分析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以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必然性）。

要说明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历史上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中心、外围和半外围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就是历史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今天主要是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历史上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发了大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心国家依然靠不平等交换和资本输出剥削、掠夺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民。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心国家拥有世界上大多数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商品链中利润最丰富、最有垄断性的环节，占有世界剩余价值的大部分。

中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靠着它们从全世界掠夺来的超额利润，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从中拿出一部分与本国的工人阶级共享，从而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在历史上，这是中心国家可以搞一点福利国家，可以有比较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在工人运动中培养改良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

外围国家也容易辨认。在历史上，外围国家全部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一个主要的、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农村人口占人口的大部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的大部分。换言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一个主要职能是储备大量的、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当全世界的“产业后备军”。

那么，谁是半外围国家呢？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半外围国家主要有这么几个地区：苏联、东欧各国、南欧各国、南美洲各国、墨西哥、日本、我国台湾省、南北朝鲜、西亚大部分国家、北非。

半外围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什么职能呢？这些都是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地区）。它们的职能是从事中心国家已经放弃或者正在放弃过程中的各种工业部门。这里有这样几种情况：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工业部门 （苏联、东欧、北朝鲜）；以中心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制造业（日本、南朝鲜、我国台湾省）；附加价值相对高的自然资源出口业（比如石油，西亚、北非）。拉丁美洲的半外围国家则同时从事上述几种部门（七十年代时，巴西、墨西哥等国与亚洲“四小龙”并称为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

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除了日本被美国提拔为中心国家以外，半外围国家的光景普遍是不错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半外围国家普遍陷入了危机。一方面，在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陷入危机，半外围国家的出口市场萎缩。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半外围国家普遍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苏联、东欧、拉美的城市化率基本上都达到了80%。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一个人数众多、生活上和劳动上集中、受过基础教育、有初步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成长起来了。这个过程，就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无产阶级发展过程完全一样。

举几个例子。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70年波兰波兹南事件、1980年波兰格但斯克事件（后来的团结工会由此而来），都是东欧工人运动兴起的标志。拉丁美洲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趋势是工人运动先迫使政治形势向左转，然后在美帝国主义和当地资产阶级的共同反扑下，推翻有进步倾向的民主合法政府，建立右派军事独裁政权。最典型的当然就是智利从阿连德到皮诺切特的演变过程。其实阿根廷、巴西也类似。在亚洲，很多人都熟悉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韩国”工人运动。实际上我国台湾省的工人运动在八十年代也红火过一个时期。

总的来说，就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半外围国家的工人运动都高涨起来了。在短期，各国统治阶级普遍向工人运动让步，提高工资、增加福利。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工资增加了，就是资本家利润减少了。资本家利润减少了，就没有投资的“积极性”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如果不投资了，经济就不运转了，工人就要失业，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就要呈几何级数增长。

苏联和东欧虽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类似。由于放弃了世界革命，热衷于与资本主义国家搞“和平共存”、“和平竞赛”，苏联和东欧就不得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既要在军事上竞争也要在经济上竞争。苏联和东欧还是要购买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所以还是需要外汇、需要出口。工人的消费水平高了，积累基金就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各国、苏联和东欧下狠心赌了一把，希望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又能满足国内工人阶级的消费愿望，利用当时世界市场上利率较低的“机会”，大举向西方借债。结果到了1979年以后，美国利率暴涨。先是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爆发，苏联和东欧经济也就此一蹶不振。

于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逼迫或配合下，苏联、东欧和拉美的统治集团将危机变成“转机”，在挑战中抓住“机遇”，趁机大举推行新自由主义。主要内容一是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而是对西方资本和商品全面开放。实际上，就是把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变得过于强大的半外围工人阶级打趴下。苏联、东欧和拉美的工人阶级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前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被改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能源出口基地（俄罗斯国内能源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节余”出来的部分得以出口到欧洲、日本和中国）。东欧则被改造为西欧资本主义各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基地。

所以，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经验来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样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能够取得一定发展。但是，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后，必然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并且工人阶级必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出广泛的要求。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或者不摆脱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依赖）的情况下，一旦工人阶级的要求超出了资本积累所能允许的限度，就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一般来说，只能以两种方式来解决。或者，工人阶级的斗争突破资本主义的狭隘范围（或者突破修正主义的狭隘范围），在对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全部或部分丧失过去几十年的斗争成果，在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基础上重建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用资产阶级的行话来说，就是恢复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那么，怎么来解释南朝鲜 、台湾的所谓成功的“民主转型”呢？简单的说，南朝鲜、台湾的资产阶级撞上了大运，先是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提拔，要做对抗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当了美帝形象工程的典型。到了八十年代，当他们的“发展模式”也陷入危机以后，一是他们属于美帝重点扶持对象（不能像拉美那样随便就垮掉），最主要的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南朝鲜和台湾的资产阶级找到了新工作—在西方跨国公司和中国资产阶级之间充当中间人，然后从中刮一道油水。

台湾资本家，根本就是替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当包工头。台湾工人，有一些也“有幸”当了小包工头。包工头赚的钱，带回村里（台湾），分发给亲朋好友，这样“台湾民主”就有了物质基础。

轮到中国了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现在的各种社会情况已经接近各半外围国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情况。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迅速成长起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化”。主流学者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就是对此的变相承认而已。

我个人看法，中国资本家（包括那些外资和港台资本家）大呼小叫的所谓“劳工荒”不完全是夸张之词，而是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实际情况，是阶级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变化的重要信号。这种信号，今后会越来越强、越来越明确。

中国工人阶级总是要成长起来，总是要斗争的，总是要提出各种政治和经济要求的。总不见得，只有其它国家的工人起来斗争，咱们中国工人就不起来斗争？

如果是这样，那么要不了多久，短则五年、多则十年，中国资本主义必然掉进自己的“中等收入陷阱”。与七十年代一样，现在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停滞、危机（而且这次恐怕出不来了），中国出口市场早晚要出现萎缩。中国的工资成本已经开始上涨，而且可能开始出现了工资上涨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势头。当然，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工人状况不同。但是不管哪里的工资上涨，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成本。与七十年代的半外围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环境的破坏特别严重，因而环境成本特别大并且上涨特别迅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在五到十年后爆发是可以预期的。

危机一旦爆发，就不再可能在旧的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各个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斗争的结局，无非是如下三种情况之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赢”；资产阶级胜利、无产阶级失败；资产阶级失败、无产阶级胜利。

所谓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双赢”，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有造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由半外围升级为中心。这便是若干无知无畏的小资民族主义强国派的“中国梦”。梦就是梦。如果我们从梦里回到现实，做中心是要有广大外围做垫背的。即或是像南朝鲜、台湾那样当中心的“包工头”，还需要整个中国大陆做垫背。以中国大陆这样的规模，需要多大的垫背？

说具体点吧。美国以世界5%的人口消费世界20%的石油，所以是中心。中国以世界20%的人口消费世界10%的石油，所以中国过去是外围，现在也只是准半外围。如果中国要做美国那样的中心，就需要消费世界上80%的石油。世界人民能答应吗？

做中心国家的基本条件就是垄断。垄断了才能有高利润、高工资。从经验上说，凡是中国生产的，包括像太阳能电池板那样过去的“高科技”，中国一大规模生产，马上变成“白菜价”。资本家的利润都不够，拿什么来收买“工人贵族”？

如果实现不了小资强国派所盼望、所幻想的“中国梦”，各种矛盾积累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发生顿挫，并转入负增长。到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与其它社会阶级的斗争，就不再是什么“双赢”、“分享红利”的问题，而是如何为危机承担代价了。

中国未来的危机能够以资产阶级打败无产阶级来解决吗？过去，前苏联、东欧的资产阶级可以欺骗无产阶级说，只要他们忍过眼前的“阵痛”，就能加入西方，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牺牲、阵痛了三十多年了。危机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再阵痛它几十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有那么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