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拜读了远航的文章，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
远航的文章说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与从外围到半外围再到中心国家，两者之间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但我基本同意这个对应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3976美元到12275美元就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到2012年人均GDP接近6200美元。要达到世行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说起来很简单，假设汇率保持不变，以2009-2012年的人均GDP（以人民币计算）的增长速度14.4%增长，2017年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所以，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长期规划，而是未来5-10年能否保增长的问题。
这么来看，李克强和我们想的不是一回事，在总理看来，增长再保持5-10年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在我们看来，一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任何发展阶段都可能出现停滞，不成为中心国家就没有相对安稳的地位。即使再保持5-10年增长，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到时也不会成为中心国家。所以远航的文章应该分别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长期来看中国能否成为中心国家，从而真正跨越收入陷阱，二是未来5-10年中国能否保持增长，从而跨越总理心目中这个虚假的收入陷阱。
长期来看，中国若想成为中心国家，必然遇到极大的资源环境瓶颈，而且国际环境也是麻烦事，所以中国成为中心国家缺少必要条件，我们可以不考虑这种可能性。
还是长期来看，如果中国成不了中心国家，又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我贸然提个想法，中国可能再次进入历史上的高水平陷阱中，特点就是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收入停滞，社会经济只能简单再生产，不能扩大再生产，历史上高水平陷阱的限制因素是粮食和地主加小农生产方式，未来的高水平陷阱的限制因素是资源环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所谓“中国梦”，其实有两个梦，一是成为中心国家，成不了的话就二，接近高水平陷阱，这两种归宿都意味着中华复兴的大梦完成了。资产阶级可能会做一做中心国家的梦，但我们只考虑接近高水平陷阱这个可能性。
可是高水平的“高”并不一定能满足资产阶级的“梦”。高水平陷阱并不一定“高”，并不一定“远”，它究竟在哪，依赖于资源环境的承受力，更依赖于资本主义利用资源环境的方式。按照目前这种利用方式，估计高水平陷阱离中国不远了，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掉进高水平陷阱里了。
所以这里有个悖论，如果中国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未来5-10年保住了增长，那就会很快受到资源环境制约，从而掉进高水平陷阱里。这是中国的归宿一。
归宿一假设中国保住了未来5-10年的增长，保增长靠什么？李克强说，靠城镇化。城镇化怎么保增长呢？这个总理心里怎么想的，我怎么也猜不出来，只能猜测究竟通过什么途径保增长：
在小城镇投资建房，农民成为市民，总要有地方住，所以需求是有的。可是买房的钱从哪里来？以我的经验，少数农民能用积蓄在县城买上一套房，多数农民还没有这个能力，有能力的早就买过房，从哪里创造出新的有效需求呢？那可能就得卖地了，土地集中到家庭农场主手里，家庭农场主用钱买农民的地，农民用卖地的钱在镇上买房，倘若在城里找不到工作，那就去家庭农场主的农场里做雇农，反正是住在此处，工作在别处。假设一亩地一年纯收入1500块钱，农民人均1亩地，地价按10年纯收入计算，4口之家卖地能拿到6万块钱，加上积蓄将就能在镇上买房。农村建立起富农经济，通过土地流转使财富由富农向贫农转移，从而创造出房地产购买力来。
可是这里有个矛盾，土地流转并不要求宅基地变耕地，农民卖了地，不一定要在镇上买房，如果当了雇农就更是如此，到时候房子谁来买？
小城镇搞不通，大中城市投资建房，让农民工买房如何？农民工有钱买房的话早就买了，事实上的确有农民工在城市买了房，他才不管你谁当总理。所以要想让农民工买房，必然要求增加工资。
这也有个矛盾，总理想给资本积累创造好环境，所以要搞城镇化扩大内需，但工资不涨城镇化就搞不下去，工资涨了资本积累就没有好环境。
有人说，为什么城镇化就是建房，没别的了？我的回答就是，不建房，那就建贫民窟吧。建贫民窟是第三种可能的保增长途径。农业税取消、农村社会福利改善之后，农民工回乡种地的意愿有所提高，种地是农民工的后备选择，这个选择改善了，农民工对资本家的谈判力也增强了，工资增加，资本家日子不好过。城镇化可以退化为赤果果的圈地运动，不是为了释放剩余劳动力，而是为了使农民工彻底无产化，从而压低工资，维持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也有个矛盾，中国这么多年用户籍和农地双重制度避免城市出现贫民窟，现在反其道而行，城市阶级秩序发生动荡怎么办？就像温铁军说的那样，没有农村做缓冲，遇到危机怎么解决？
有人又说，政府来主导城镇化行吗？不让农民自己出钱买房行吗？那就是政府做投资人，四万亿八万亿往下投，在小城镇建了房，只要农民卖了地，房就白给农民住。这个方案类似于重庆的土地政策，政府大幅提高给农民的卖地补偿，相当于白给城镇房，再招商引资，给农民创造就业，补偿的钱依靠国有企业的房地产投资赚来上缴财政。
试问，全国各地的小城镇能像重庆一样经营国企吗？能像重庆一样招商引资吗？能像重庆一样依靠第三财政充实财政收入吗？显然做不到，即使少数发达地区能做到，那也是冒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再者，重庆的做法依赖于城市核心地区地价的上涨，其他城市一旦效仿，必然恶化房地产泡沫，怎么让人活呢？
说了四种途径，都是猜测，猜测出来不是臭棋就是险招，城镇化是保不了增长的。
说清楚了城镇化的问题，那就要反过来问了，为什么非要搞出新名堂，按现在的模式，不搞城镇化，维持个5年10年有问题吗？
右派也说有问题，左派也说有问题，基本思路是工人阶级力量开始壮大，工资上涨，资本家利润受挤压，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制造业受阻，增长缺少动力。对这个问题，我想先从基本事实说起。
工人阶级力量开始壮大，有很多事实支持，比如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民工荒、工资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等，主流经济学家愿意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先说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劳动力人口实际上是劳动年龄人口，即15-59岁人口，可以是不想工作的人口，也可以是失业人口，也可以是就业人口。以2011年为例，劳动年龄人口有94072万人，排除其中不想工作的人口，有78579万人被称作经济活动人口，在排除其中的失业人口，有76420万就业人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哪？他们即使不进城打工，也算作在农村就业，所以他们在就业人口里，也在经济活动人口里，也在劳动年龄人口里。某老板的小三在哪？在劳动年龄人口里，但不再经济活动人口里，也不再就业人口里。失业在家的国企下岗职工在哪？在劳动年龄人口里，在经济活动人口里，但不在就业人口里。所以，不能单看劳动年龄人口，更要看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
2012年全国就业人口76704万人，比2011年多出284万，且2009年以来年年增加。2012年的经济活动人口不知道，但2007年非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是1.58%，2008年1.92%，2009年2.17%，2010年2.91%，2011年2.75%。从这个趋势来看，2012年经济人口肯定比2011年高。
这样来看，单单劳动力人口下降并不能符合背后的潜台词：产业后备军减少，工人谈判力增强，工资就会上升。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中都有一部分劳动力构成产业后备军，它们没有下降就不管事。
再来说民工荒。民工荒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出现的，正是出口制造业兴旺发达的时候，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危机之后，怎么资本家还在叫喊民工荒呢？民工荒并不简单等同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供给，而是有它制度背景。农民工年底回家，过年之后不一定回到原厂，总想试一番看看能否找到新厂，这样的流动性就对资本家造成压力。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工有归乡意愿，每次回家都有可能不出来了，所以资本家会散播一些着急招工的信息，激励农民回城。往往广告里说的工资很高，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由于民工荒已经成为资本家操纵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手段，它所释放的信号就是模糊的，不值得过分信赖。
再说工资增长。工人的名义工资的确在增长，但实际工资却不一定。下图列出了四种就业人员实际工资增长率（名义工资增长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和历史相比，危机之后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并不高。2009年以后城镇全部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是在下降。
但请各位注意一个喇叭口。2010年以后，城镇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在上升，而城镇全部和城镇国有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在下降。这说明工资上涨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来说，压力是不一样的。对从事出口制造业的私有企业来说，压力相对来说大，特别是它们的产品面对世界市场价格，而它们付给工人的工资却主要受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工人工资上涨原因很简单，消费品价格在上涨，房价在上涨，工人必须涨工资，否则活不下去，而且危机后他们的要求只是略微得到满足，和房价相比，只能是被动的满足，而不是主动的满足。
再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从收入法GDP来看，2009年46.6%，2010年45.0%，2011年44.9%，如果不说是下降，最多只能说是稳定。从资金流量表来看，2007年48.2%，2008年48.0%，2009年49.0%。2009年和2008年相比的确有所增加，但是分开来看，2009年劳动者报酬总量只增长了10%，而2008年是17%，2007年是20%，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是因为GDP比劳动者报酬总量增长得还慢，只有8.5%，并且比2008和2007年慢得多。这种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份额顶多算是被动性上升，和阶级力量无关。
说了这四种基本事实，问题也就清楚了。不能否认，这些事实释放了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信号，但是这些发展变化都是晚近发生的，过几年以后，这些变化有可能深化发生质变。我们不能守着死数据而不做任何合理推测，也不能看到一些变化的信号就看作质变本身。
回到上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搞新名堂，经济增长保持5到10年有问题吗？
有问题，但问题可能出在阶级力量对比上，更有可能出在总需求不足上，比如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投资无力，比如房地产泡沫与压制房价的政策相矛盾无法带动增长，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不起作用，高收入者的储蓄增加，比如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增加，国企投资能力受限。在这里我仿佛看到城镇化的一丝合理性，就是资产阶级必须找到总需求的突破口，哪怕是臭棋，哪怕是险招。
我设想这是归宿二。新名堂搞糟，总需求不足，经济危机爆发，阶级矛盾激化，阶级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面发展，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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